30万华人被屠杀毛泽东为何无动于衷？
柬埔寨一直是华人经济占主导地位，华侨相对比较富裕，于是成了红色高棉革命的对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大屠杀。在70万华侨中有30万被屠杀时，北京当局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毛泽东极力赞扬，称“波尔布特一举消灭了阶级”，“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但是，越南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红色高棉屠杀2万越南裔柬埔寨人，1978年12月集中10万主力部队从七路推进。仅用了13天时间，1979年1月7日占领了首都金边和经柬埔寨大片国土，把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重新赶进回了热带丛林。
柬埔寨人民对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早就深恶痛绝，恨不得食肉寝皮，将波尔布特等人碎尸万段。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越南鬼子再坏，也不会超过安卡（红色高棉）。越军一路如狂风扫落叶，而柬埔寨人民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由于越南的“入侵”，终止了红色高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越南的“入侵”，柬埔寨至少还要再死200万人口。
对于红色高棉屠杀平民的恐怖行为，联合国以内政为由，没有干预制止，直到越南出兵后，才关注了柬埔寨的大屠杀，但这时，因为越南的“入侵”，已经结束了这场红色恐怖的大屠杀。最终国际社会（除中共外）承认理解了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合理性。
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并没有长期占领，1989年9月27日越南政府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越南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柬埔寨。柬埔寨从此走上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老百姓拥有一张表达自己意愿的选票，摆脱奴役做国家的主人——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文革残酷远超红色高棉！”
2016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因为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研究与探讨的压制，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的实质还缺乏清晰全面的了解，但中共在东南亚的小国——柬埔寨树立了文革的典范——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立即下达命令，要求所有金边市民必须全部迁往农村，否则格杀勿论，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
与中国一样，红色高棉对本土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打击，其结果是文化的载体——学校、文物、知识份子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据署名为汝水清凉的博客，原题为《杜钧福说许世友在文革》的文章阐述：中共着名“开国”将领许世友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里许世友还大批下放城市居民。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使得他很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像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的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柬共对华侨的大屠杀责任是中共
大陆作家野夫2007年1月在网上发表文章《为屠夫作传》，曝光上世纪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以及中共发动的所谓中越边境反击战之真相：当年柬共对华侨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中共驻金边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中国国内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那几十个人外，中国人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中共驻金边大使馆最清楚，当时，中共援柬的专家们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向中国国内或中共大使馆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中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野夫表示：在柬埔寨大屠杀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并不是柬共，而是他的上级领导部门：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的柬共并没有多少自主权，这从对西哈努克国王的处置上就可以证明：在柬共杀害了国王的两个儿子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国王送到了北京，难道柬共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就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后果吗？但波尔布特连屁都不敢放就执行了。
“因为不仅他的军队要依赖中国的援助，更主要是他的军队也掌握在中共军事顾问的手上，他这个总书记是个傀儡，一切决策权都掌握在北京那几个人手中。
因为中共是柬埔寨大屠杀的策划与监督执行人，它对整个大屠杀应负大部责任，而作为中共傀儡的柬共政权，在这个罪恶事件中自然逃脱不了它应负的历史责任。
红色高棉案，一直是压在中共心头的梦魇，令它们惊惧不已，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只求在一番努力之下，洗去手上的血迹，公审的几次反覆，一再推迟，罪恶馆的关闭，就是中共施压的结果。
野夫：我们的义务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被中共指使下的柬共士兵所屠杀的柬埔寨人、华人、越南人的灵魂安息了吗？他们的亲属所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创痛愈合了吗？人间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那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没有！
面对冥冥之中无数受害者的眼睛，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可以放弃吗？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抚摸着那些记载罪证的材料，彷彿听到冤魂在呼喊：报仇啊！我感到灵魂受到某种牵引，它让我抛弃对自身安危的顾虑，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为了让这些冤魂得到解脱，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令我又提起了笔。
随着我全家的被捕，这种紧迫感再次催促我利用剩下无多的时间写下去，这珍贵而短暂的自由时光，是这样令人迷恋。一个人的一生，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事。这就是为屠夫作传，为我所遭遇的每一个刽子手写传记。
也许不久，中共特务就会结束我的生命，或用一个捏造的罪名逮捕我，我将永远失去讲真话的机会。但是我一点也不会后悔，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我有过写作与言论的自由，这比起那些一生都生活在中共暴政之下从来都不能或不敢讲真话的同胞已是极为幸运的了。
如果今后我的儿女能够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能读到写了一半的《五千年》、《五十年逃亡之路》，能够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我觉得不后悔。
如果因为我的死亡能够唤起更多的国人来为屠夫作传，把自己身边的走狗及其主子的罪恶记录下来，不让这些残害人类的败类逃脱惩罚，我更不会后悔！
要把那些屠夫如杀害林昭的凶手：提篮桥监狱的典狱官、狱卒们、那个发明割喉手术的狱医、那个杀人为乐的宋要武之流缉拿归案，需要千万人的努力。让我们大家都像法轮功那样公布这些屠夫的行踪，让他们至少在网路上现出原形，无处逃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自发自愿地做，我的文章也欢迎任何人以任何别的笔名转贴或删节，但请保留下我的原意。”
（文：文仲卿/责任编辑：明轩）
相关链接： 中共与红色高棉的血腥秘闻（上）
柬埔寨一直是华人经济占主导地位，华侨相对比较富裕，于是成了红色高棉革命的对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大屠杀。在70万华侨中有30万被屠杀时，北京当局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毛泽东极力赞扬，称“波尔布特一举消灭了阶级”，“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但是，越南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红色高棉屠杀2万越南裔柬埔寨人，1978年12月集中10万主力部队从七路推进。仅用了13天时间，1979年1月7日占领了首都金边和经柬埔寨大片国土，把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重新赶进回了热带丛林。
柬埔寨人民对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早就深恶痛绝，恨不得食肉寝皮，将波尔布特等人碎尸万段。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越南鬼子再坏，也不会超过安卡（红色高棉）。越军一路如狂风扫落叶，而柬埔寨人民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由于越南的“入侵”，终止了红色高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越南的“入侵”，柬埔寨至少还要再死200万人口。
对于红色高棉屠杀平民的恐怖行为，联合国以内政为由，没有干预制止，直到越南出兵后，才关注了柬埔寨的大屠杀，但这时，因为越南的“入侵”，已经结束了这场红色恐怖的大屠杀。最终国际社会（除中共外）承认理解了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合理性。
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并没有长期占领，1989年9月27日越南政府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越南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柬埔寨。柬埔寨从此走上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老百姓拥有一张表达自己意愿的选票，摆脱奴役做国家的主人——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文革残酷远超红色高棉！”
2016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因为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研究与探讨的压制，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的实质还缺乏清晰全面的了解，但中共在东南亚的小国——柬埔寨树立了文革的典范——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立即下达命令，要求所有金边市民必须全部迁往农村，否则格杀勿论，当时金边有200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
与中国一样，红色高棉对本土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打击，其结果是文化的载体——学校、文物、知识份子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据署名为汝水清凉的博客，原题为《杜钧福说许世友在文革》的文章阐述：中共着名“开国”将领许世友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里许世友还大批下放城市居民。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使得他很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像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的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柬共对华侨的大屠杀责任是中共
大陆作家野夫2007年1月在网上发表文章《为屠夫作传》，曝光上世纪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以及中共发动的所谓中越边境反击战之真相：当年柬共对华侨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中共驻金边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中国国内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那几十个人外，中国人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中共驻金边大使馆最清楚，当时，中共援柬的专家们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向中国国内或中共大使馆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中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野夫表示：在柬埔寨大屠杀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并不是柬共，而是他的上级领导部门：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的柬共并没有多少自主权，这从对西哈努克国王的处置上就可以证明：在柬共杀害了国王的两个儿子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国王送到了北京，难道柬共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就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后果吗？但波尔布特连屁都不敢放就执行了。
“因为不仅他的军队要依赖中国的援助，更主要是他的军队也掌握在中共军事顾问的手上，他这个总书记是个傀儡，一切决策权都掌握在北京那几个人手中。
因为中共是柬埔寨大屠杀的策划与监督执行人，它对整个大屠杀应负大部责任，而作为中共傀儡的柬共政权，在这个罪恶事件中自然逃脱不了它应负的历史责任。
红色高棉案，一直是压在中共心头的梦魇，令它们惊惧不已，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只求在一番努力之下，洗去手上的血迹，公审的几次反覆，一再推迟，罪恶馆的关闭，就是中共施压的结果。
野夫：我们的义务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被中共指使下的柬共士兵所屠杀的柬埔寨人、华人、越南人的灵魂安息了吗？他们的亲属所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创痛愈合了吗？人间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那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没有！
面对冥冥之中无数受害者的眼睛，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可以放弃吗？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抚摸着那些记载罪证的材料，彷彿听到冤魂在呼喊：报仇啊！我感到灵魂受到某种牵引，它让我抛弃对自身安危的顾虑，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为了让这些冤魂得到解脱，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令我又提起了笔。
随着我全家的被捕，这种紧迫感再次催促我利用剩下无多的时间写下去，这珍贵而短暂的自由时光，是这样令人迷恋。一个人的一生，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事。这就是为屠夫作传，为我所遭遇的每一个刽子手写传记。
也许不久，中共特务就会结束我的生命，或用一个捏造的罪名逮捕我，我将永远失去讲真话的机会。但是我一点也不会后悔，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我有过写作与言论的自由，这比起那些一生都生活在中共暴政之下从来都不能或不敢讲真话的同胞已是极为幸运的了。
如果今后我的儿女能够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能读到写了一半的《五千年》、《五十年逃亡之路》，能够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我觉得不后悔。
如果因为我的死亡能够唤起更多的国人来为屠夫作传，把自己身边的走狗及其主子的罪恶记录下来，不让这些残害人类的败类逃脱惩罚，我更不会后悔！
要把那些屠夫如杀害林昭的凶手：提篮桥监狱的典狱官、狱卒们、那个发明割喉手术的狱医、那个杀人为乐的宋要武之流缉拿归案，需要千万人的努力。让我们大家都像法轮功那样公布这些屠夫的行踪，让他们至少在网路上现出原形，无处逃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自发自愿地做，我的文章也欢迎任何人以任何别的笔名转贴或删节，但请保留下我的原意。”
（文：文仲卿/责任编辑：明轩）
相关链接： 中共与红色高棉的血腥秘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