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仅拍成了电影，而且隐晦、深重的灾难情节延伸到了被中共涂炭的无数生灵。
夫妻俩曾相濡以沫，感情笃深。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多年后失忆，最终获释回到家里。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譬如播放熟悉的音乐、跳起浪漫的舞曲……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护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转机，幽暗的生活开始照进一丝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厉声大喊：“站住！”结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后，慢慢将自己孱弱的双手怏怏举起，做出投降和就范的姿势。那个瞬间，丈夫彷彿又回到了集中营。
这是法国电影《长相思》中的镜头。影片中“丈夫”的表现宛如中国剧作家曹禺的晚年写真：一朝心灵蒙难，一生难以治愈。
“诛心”伤痛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官宦家庭，原名万家宝，幼年的他常被继母带去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是他用来写作剧本的笔名，取自他姓氏正体“万”字，拆为“草字头”和“禺”，草字头换为曹，“万”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里，还有一面墙上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覆表演的脸谱汇集：高兴、愤怒、甜蜜、遐想、鄙视……这为他日后演戏和写戏都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一晃百年过去。2010年，在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艺”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网路图片）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戏剧天才”，在39岁之后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间，就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观众满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开始了“延安整风”，对知识份子的“诛身”“诛心”运动山雨欲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敢讲真话的王实味等作家就遭受残酷的杀害。
而比“诛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对受蒙骗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杀手锏：统一用工农兵的大白话创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们岂能预测，毛泽东的这一暴力洗脑方式，是为了将工农的知识匮乏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为日后的窃国做准备。
曹禺自幼家学修养深厚，练就的是古朴典雅、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延安时期，尽管他经受了无数的洗脑，但他的笔下怎么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为荒诞的是，在中共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按当时运动的潮流，对《雷雨》进行改写，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舞台上的每个演员也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表现所饰角色。这也让曹禺陷入崩溃。
1952年，已经有五年没写过作品的曹禺说：“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他不停地问自己：“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自己的脑子已经完全没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两部半，而且是应景式的创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为了写作这个剧本，他到协和医院体验生活，和众多的医生接触，可是还是不了解知识份子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
他写完后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份子，怎么写别的知识份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才算过场，但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犹如断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却残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神残废”了。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创造的热情，无论如何再也没能燃烧起来。
他的女儿万方曾表示：“我父亲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从23岁到33岁的十年间，曹禺写出了包括《雷雨》在内的可以传世的七部戏。但1949年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歌功颂德的戏，因为有一部还是与另一人合写。而这几部作品现在已无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誉为中国的“百年一戏”。（网路图片）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访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
黄永玉在信中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1949年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联代主席和“北京人艺”的院长，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他的女儿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房间的父亲大喊：“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然后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
万方说，她亲眼看到父亲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曹禺了。
1996年，长期住院的曹禺经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在北京医院的2848天里，他始终想着创作，枕边一直放着几个本子。他写断想，写诗，写日记，写人物对话，还有剧本提纲。他天天写，但从来都只是个开头。
也是在仅仅开了个头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戏剧天才
曹禺的生命虽然随风飘去，但历史有情，它记住了像曹禺这样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显得有些冷清。外文阅览室里，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每天准点光顾，奋笔疾书，摊在他案头的四幕话剧就是《雷雨》。
这部作品，是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文系、年仅23岁的曹禺构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结晶。他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文学季刊》编辑、中学同窗好友靳以。但由于靳以人很正直，为了避嫌，迟迟未将这部优秀的剧作推荐给主编郑振铎。
1934年7月，同在《文学季刊》担任组稿编辑的巴金辗转获得了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他一口气读完后被深深打动，立即向主编推荐，破例用整期杂志全文刊登。
随后，《雷雨》被搬上舞台。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举行大陆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1936年，上海剧团不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演出了这一剧目；迄今，《雷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个世纪，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形式。
青年时代的曹禺。（网路图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干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文学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年方26岁。
年轻的曹禺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当时有作家为他写下“一时海上惊雷雨”的赞诗，《雷雨》迄今还是中国文坛无可超越的“百年一戏”。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么深厚、生命那么活跃、热情那么激越的年代之后，曹禺的创造力戛然而止；才华横溢的曹禺并没有在风华正茂之时，延续他旺盛的创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来要为此写一部关于孙悟空的戏，写他苦苦挣扎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但现实还是那么残酷，身心疲惫的他已经“无力奋战”。
他一直都喜欢音乐，喜欢交响乐，喜欢肖邦，喜欢莫扎特，喜欢贝多芬。但与其说他喜欢的是音乐，毋宁说他喜欢的是自由，喜欢的是在或舒缓或激荡的音乐中，所获得的心灵愉悦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心力和笔力，就如那从远方传来的鸣蝉的歌声，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走进他担任院长的“北京人艺”的大门，他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都贴上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而铁狮子胡同3号他家的门口，也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标语。
之后，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动文人曹禺！”无论长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诚恳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认为自己有罪，认为自己不该写剧本毒害观众。
那个冬天的一个夜里，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他的家门，吼叫着要带他走。那一刻，他一动都不敢动。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见到的那样，红卫兵“啪”的一鞭子，将他这个“十恶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当街示众。
被带走之后，他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军宣队要求他写认罪检查书，“写得好”才能过关，但经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过。
他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图为曹禺与女儿万方合照。（网路图片）
他曾经很羡慕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文革”结束后，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等等，他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接见外国代表团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倒在沙发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对家人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说他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悲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他还坦言：“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须依赖安眠药。有一天清早醒来，他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模样骇人。原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地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吃药后的他有时也大大地放松，种种的潜意识都变成清晰的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
“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
“我就是木鱼，你们敲吧，爱怎么敲怎么敲。”
“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曹禺不过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写照。万马齐喑的时代，让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老舍等曾经的文坛大家都患上了“集体失语症”，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难。＃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夫妻俩曾相濡以沫，感情笃深。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多年后失忆，最终获释回到家里。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譬如播放熟悉的音乐、跳起浪漫的舞曲……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护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转机，幽暗的生活开始照进一丝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厉声大喊：“站住！”结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后，慢慢将自己孱弱的双手怏怏举起，做出投降和就范的姿势。那个瞬间，丈夫彷彿又回到了集中营。
这是法国电影《长相思》中的镜头。影片中“丈夫”的表现宛如中国剧作家曹禺的晚年写真：一朝心灵蒙难，一生难以治愈。
“诛心”伤痛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官宦家庭，原名万家宝，幼年的他常被继母带去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是他用来写作剧本的笔名，取自他姓氏正体“万”字，拆为“草字头”和“禺”，草字头换为曹，“万”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里，还有一面墙上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覆表演的脸谱汇集：高兴、愤怒、甜蜜、遐想、鄙视……这为他日后演戏和写戏都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一晃百年过去。2010年，在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艺”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网路图片）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戏剧天才”，在39岁之后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间，就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观众满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开始了“延安整风”，对知识份子的“诛身”“诛心”运动山雨欲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敢讲真话的王实味等作家就遭受残酷的杀害。
而比“诛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对受蒙骗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杀手锏：统一用工农兵的大白话创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们岂能预测，毛泽东的这一暴力洗脑方式，是为了将工农的知识匮乏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为日后的窃国做准备。
曹禺自幼家学修养深厚，练就的是古朴典雅、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延安时期，尽管他经受了无数的洗脑，但他的笔下怎么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为荒诞的是，在中共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按当时运动的潮流，对《雷雨》进行改写，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舞台上的每个演员也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表现所饰角色。这也让曹禺陷入崩溃。
1952年，已经有五年没写过作品的曹禺说：“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他不停地问自己：“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自己的脑子已经完全没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两部半，而且是应景式的创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为了写作这个剧本，他到协和医院体验生活，和众多的医生接触，可是还是不了解知识份子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
他写完后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份子，怎么写别的知识份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才算过场，但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犹如断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却残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神残废”了。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创造的热情，无论如何再也没能燃烧起来。
他的女儿万方曾表示：“我父亲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从23岁到33岁的十年间，曹禺写出了包括《雷雨》在内的可以传世的七部戏。但1949年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歌功颂德的戏，因为有一部还是与另一人合写。而这几部作品现在已无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誉为中国的“百年一戏”。（网路图片）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访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
黄永玉在信中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1949年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联代主席和“北京人艺”的院长，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他的女儿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房间的父亲大喊：“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然后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
万方说，她亲眼看到父亲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曹禺了。
1996年，长期住院的曹禺经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在北京医院的2848天里，他始终想着创作，枕边一直放着几个本子。他写断想，写诗，写日记，写人物对话，还有剧本提纲。他天天写，但从来都只是个开头。
也是在仅仅开了个头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戏剧天才
曹禺的生命虽然随风飘去，但历史有情，它记住了像曹禺这样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显得有些冷清。外文阅览室里，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每天准点光顾，奋笔疾书，摊在他案头的四幕话剧就是《雷雨》。
这部作品，是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文系、年仅23岁的曹禺构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结晶。他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文学季刊》编辑、中学同窗好友靳以。但由于靳以人很正直，为了避嫌，迟迟未将这部优秀的剧作推荐给主编郑振铎。
1934年7月，同在《文学季刊》担任组稿编辑的巴金辗转获得了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他一口气读完后被深深打动，立即向主编推荐，破例用整期杂志全文刊登。
随后，《雷雨》被搬上舞台。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举行大陆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1936年，上海剧团不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演出了这一剧目；迄今，《雷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个世纪，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形式。
青年时代的曹禺。（网路图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干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文学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年方26岁。
年轻的曹禺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当时有作家为他写下“一时海上惊雷雨”的赞诗，《雷雨》迄今还是中国文坛无可超越的“百年一戏”。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么深厚、生命那么活跃、热情那么激越的年代之后，曹禺的创造力戛然而止；才华横溢的曹禺并没有在风华正茂之时，延续他旺盛的创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来要为此写一部关于孙悟空的戏，写他苦苦挣扎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但现实还是那么残酷，身心疲惫的他已经“无力奋战”。
他一直都喜欢音乐，喜欢交响乐，喜欢肖邦，喜欢莫扎特，喜欢贝多芬。但与其说他喜欢的是音乐，毋宁说他喜欢的是自由，喜欢的是在或舒缓或激荡的音乐中，所获得的心灵愉悦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心力和笔力，就如那从远方传来的鸣蝉的歌声，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走进他担任院长的“北京人艺”的大门，他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都贴上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而铁狮子胡同3号他家的门口，也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标语。
之后，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动文人曹禺！”无论长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诚恳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认为自己有罪，认为自己不该写剧本毒害观众。
那个冬天的一个夜里，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他的家门，吼叫着要带他走。那一刻，他一动都不敢动。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见到的那样，红卫兵“啪”的一鞭子，将他这个“十恶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当街示众。
被带走之后，他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军宣队要求他写认罪检查书，“写得好”才能过关，但经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过。
他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图为曹禺与女儿万方合照。（网路图片）
他曾经很羡慕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文革”结束后，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等等，他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接见外国代表团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倒在沙发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对家人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说他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悲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他还坦言：“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须依赖安眠药。有一天清早醒来，他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模样骇人。原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地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吃药后的他有时也大大地放松，种种的潜意识都变成清晰的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
“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
“我就是木鱼，你们敲吧，爱怎么敲怎么敲。”
“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曹禺不过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写照。万马齐喑的时代，让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老舍等曾经的文坛大家都患上了“集体失语症”，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难。＃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