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22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各种宣传方式把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描绘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直到近年，随着网路等新的讯息传播手段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共已无法完全封锁和操控资讯的流通，中国人才逐渐了解到越来越多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
2017年2月20日，《美国之音》在其历史真相栏目中播发了一个题为《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的访谈视频。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以及独立学者王康和日本历史学者远藤誉的研究、分析与论述显示：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趁机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把不少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出卖给了日本。
这个访谈节目提到了日军1941年8月30日轰炸重庆蒋介石的黄山山庄，试图把当时正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以及其他国军将领一举歼灭的“斩首行动”。
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一个绝密情报，得知蒋介石将在黄山山庄召开军事会议，于是立刻制订了一个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
8月30日下午3时，27架日军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从5500米的高空向蒋介石的黄山山庄狂轰滥炸。炸弹落下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
所幸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并直接未命中目标，只造成了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卫兵负伤。否则，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那么，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
有些史学家称，日军在这次“斩首行动”中获取的绝密情报来源于义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表示强烈质疑。
他分析指出：义大利大使馆成立于1940年的9月底10月初。而就在当年的9月27日，义大利与日本和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到10月初的时候，义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所以，义大利大使馆不可能在差不多一年后，知道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要举行最高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情报。
王康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国共曾发表了一个“共赴国难”的宣言。当时共产党公开承诺：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
同时，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向中共方面提供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日本的军事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
王康说：“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认为，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有关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中共方面向日军提供的。
他进一步分析：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当时毛泽东已经打算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按照当初国共双方的承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所以，身为中共特科创办人的周恩来在重庆获得有关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并不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都设有办事处，1939年中共还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南方局”，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蒐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
“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义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王康说。
第四就是潘汉年当年奉中共首脑人物饶漱石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日本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交涉，“搭上了线”。同时，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
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完全可以把蒋介石8月30日要在黄山官邸举行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或者其他的渠道，告诉日本人。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王康说，“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
王康强烈建议：一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另一方面，懂义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
《美国之音》的访谈视频最后表示：“东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当年派红色间谍从事联日联汪反蒋谋略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
（综合编辑唐迪/责任编辑：明轩）
2017年2月20日，《美国之音》在其历史真相栏目中播发了一个题为《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的访谈视频。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以及独立学者王康和日本历史学者远藤誉的研究、分析与论述显示：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趁机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把不少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出卖给了日本。
这个访谈节目提到了日军1941年8月30日轰炸重庆蒋介石的黄山山庄，试图把当时正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以及其他国军将领一举歼灭的“斩首行动”。
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一个绝密情报，得知蒋介石将在黄山山庄召开军事会议，于是立刻制订了一个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
8月30日下午3时，27架日军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从5500米的高空向蒋介石的黄山山庄狂轰滥炸。炸弹落下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
所幸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并直接未命中目标，只造成了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卫兵负伤。否则，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那么，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
有些史学家称，日军在这次“斩首行动”中获取的绝密情报来源于义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表示强烈质疑。
他分析指出：义大利大使馆成立于1940年的9月底10月初。而就在当年的9月27日，义大利与日本和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到10月初的时候，义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所以，义大利大使馆不可能在差不多一年后，知道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要举行最高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情报。
王康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国共曾发表了一个“共赴国难”的宣言。当时共产党公开承诺：取消以暴力运动和策划运动推翻国民政府；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全国在政权上统一，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统辖。
同时，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向中共方面提供对日抗战的共同军事计划，日本的军事动向等重要军事情报。
王康说：“这样不仅给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给了擅长于情报战、宣传战的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情报战上面。”。
王康认为，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有关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中共方面向日军提供的。
他进一步分析：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当时毛泽东已经打算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一般。周恩来又跟本地的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们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按照当初国共双方的承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分享军事情报。所以，身为中共特科创办人的周恩来在重庆获得有关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并不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都设有办事处，1939年中共还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南方局”，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蒐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
“我推断，周恩来获得这份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其它来源，包括义大利大使馆。这个大使馆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哪里举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王康说。
第四就是潘汉年当年奉中共首脑人物饶漱石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日本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交涉，“搭上了线”。同时，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
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完全可以把蒋介石8月30日要在黄山官邸举行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或者其他的渠道，告诉日本人。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一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41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王康说，“我认为它有某种联系。”
王康强烈建议：一方面，应该从日本防卫厅方面的有关战争资料中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蒋介石官邸的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另一方面，懂义大利文的学者应该到罗马去查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给日本提供当时蒋介石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
《美国之音》的访谈视频最后表示：“东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当年派红色间谍从事联日联汪反蒋谋略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
（综合编辑唐迪/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