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宣传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以巩固其建政合法性。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从中国、台湾、日本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中共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研究了中共当年与日军的往来互动活动，从而对对中共权力的来源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中，远藤誉花费大量精力，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查出毛泽东的特别代表潘汉年当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原件，找到了中共与日军勾结的铁证。
2015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
《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网络图片）
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2017年2月21日，美国之音报导，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当年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记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岩井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一份1940年3月23日的“机密第795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三浦总领事于1940年3月21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白袖荣松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号”，文件标明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港、北支警务部长”。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整个资料将近10公分厚，“机密第795号”就藏身其中。
根据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公馆负责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岩井英一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代表毛泽东私通日军的中共特务潘汉年（网路图片）
远藤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曾提到这个报告书。但是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她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她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
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她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此外，岩井在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情报。但是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这个能判断是潘汉年提供的。
至于潘汉年为何向日本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远藤誉教授分析认为，潘汉年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自己。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远藤誉表示，有关毛泽东派遣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关联络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里有明确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书中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据维基百科资料，潘汉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苏宜兴归径乡陆平村人，中共着名作家、间谍、上海副市长。早期在中共中央直属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书记、华中局联络部长，抗战期间奉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日军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军、汪精卫政府紧密交流，战后却遭毛泽东以“内奸”罪嫌逮捕迫害而死，1982年获得“平反”，被中共中央评定为“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
此外，远藤誉教授还在台北图书馆找到了毛泽东当年“70%发展、20%妥协、10%抗战”秘密讲话的原始证据。【阿波罗网曾报导：台北图书馆找到毛泽东“7分发展2分妥协1分抗战”】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灏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据廖波博客揭露，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期间加入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毛对汪的致意。
中共建政后，因毛泽东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最终，潘汉年遭到“秘密逮捕”。还是毛亲自下的命令。周恩来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
而据黄花岗杂志第十八期一篇署名铁林的文章披露，中共与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汪伪特务总部均有直线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联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主要通过前日本大使馆情报部主任岩井，而与汪伪的联系是直接与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李士群直线联系的。
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
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
中共三谍关露（中）、袁殊（右）、胡均鹤（左）在抗日时期帮助潘汉年勾结日伪出卖国军军情。（网路合成图）
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
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抗日的重庆国民政府。
──转自《 阿波罗网》
（责任编辑：李明心）
2015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
《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网络图片）
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2017年2月21日，美国之音报导，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当年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记录，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号“一〇一”，（日文的发音是“i-wa-i”，与“岩井”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岩井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觅到了一份1940年3月23日的“机密第795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义秋发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三浦总领事于1940年3月21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白袖荣松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号”，文件标明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港、北支警务部长”。
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整个资料将近10公分厚，“机密第795号”就藏身其中。
根据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公馆负责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上海的回想》，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岩井英一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代表毛泽东私通日军的中共特务潘汉年（网路图片）
远藤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曾提到这个报告书。但是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她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她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
这是唯一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一样、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她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此外，岩井在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情报。但是潘汉年提供给日方的军事情报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是特务工作嘛。特务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特务提供的，这绝对是不能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在档案里，也没法看出来，哪份情报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这个能判断是潘汉年提供的。
至于潘汉年为何向日本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远藤誉教授分析认为，潘汉年先交给岩井英一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一相信自己。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远藤誉表示，有关毛泽东派遣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关联络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里有明确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书中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据维基百科资料，潘汉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苏宜兴归径乡陆平村人，中共着名作家、间谍、上海副市长。早期在中共中央直属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书记、华中局联络部长，抗战期间奉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日军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军、汪精卫政府紧密交流，战后却遭毛泽东以“内奸”罪嫌逮捕迫害而死，1982年获得“平反”，被中共中央评定为“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
此外，远藤誉教授还在台北图书馆找到了毛泽东当年“70%发展、20%妥协、10%抗战”秘密讲话的原始证据。【阿波罗网曾报导：台北图书馆找到毛泽东“7分发展2分妥协1分抗战”】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灏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辛灏年教授认为，“远藤誉教授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看到远藤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远藤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她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毛泽东潘汉年通敌黑幕
据廖波博客揭露，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期间加入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毛对汪的致意。
中共建政后，因毛泽东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最终，潘汉年遭到“秘密逮捕”。还是毛亲自下的命令。周恩来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
而据黄花岗杂志第十八期一篇署名铁林的文章披露，中共与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汪伪特务总部均有直线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联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主要通过前日本大使馆情报部主任岩井，而与汪伪的联系是直接与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李士群直线联系的。
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
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
中共三谍关露（中）、袁殊（右）、胡均鹤（左）在抗日时期帮助潘汉年勾结日伪出卖国军军情。（网路合成图）
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
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抗日的重庆国民政府。
──转自《 阿波罗网》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