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中纪委副书记钱瑛，被任命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3月，中纪委更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钱瑛任中监委委员、副书记，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5人。“文革”爆发后，15位中监委委员，14人挨整。钱瑛被当成“叛徒”、“特务”，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
钱瑛，原名钱秀英，1903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钱家庄一个有钱人家。1923年，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湖北、江苏、四川、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5月起，任中共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1952年11月起，调到北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出任监察部部长。
钱瑛一生做的最受人称道的一件事，是1960年冬，她到甘肃省调研时，解救了在夹边沟被饿的奄奄一息的600名右派。这也成了她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9年至1962年，由于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带头“发高烧”，搞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全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所着《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这三年中，中国大陆饿死老百姓3860万。其中，中国大西北的甘肃省，饿死140多万人！
夹边沟劳改农场，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沙漠边缘。钱瑛发现这个劳改农场的右派，纯属偶然。一天，天上飘着雪花，钱瑛的司机开着车在沙漠里跑，跑着，跑着，迷路了。不久，发现一条沟里飘出轻烟，就朝有烟的地方开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足有二三百具尸体。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人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
当钱瑛一行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大声叫喊：“不能下去！”听到叫喊声的右派司继才和官锦文，赶快走出来，发现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正朝钱瑛那边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朝刘振玉抽了起来。钱瑛的警卫员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是钱瑛，吓坏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马上变成低眉顺眼。
此时，官锦文大声喊道：“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问明官锦文的情况后，请他带路到各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不少命悬一线的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五六百人吧。”钱瑛立即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负责人，让他们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过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据说夹边沟有3000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或折磨死了，最后，就剩这几百号人了。多亏司机迷路，多亏钱瑛动了恻隐之心，也多亏钱瑛敢担当，这些人才得以在毛泽东制造的这场巨大人祸中幸存下来！
协助刘少奇，“扳倒”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平反毛泽东打倒的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等，是钱瑛一生做的两件至今被许多人称道的事。这也是她在“文革”中被监禁、遭受严重迫害的重要原因。
曾希圣是毛泽东非常信任和器重的一个“封疆大吏”，曾经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原因就在于曾希圣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跑。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曾希圣在安徽省共划了31472个右派，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曾希圣在安徽大搞强迫命令，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500多万人，安徽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这套极左做法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曾希圣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后表态说：“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就把李世农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省（部）级官员33人，厅（局）级官员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官员达3000多人。
另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也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的了点，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开始整张凯帆等。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和支持张凯帆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送淮北某矿监督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张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视三、堂弟张昌树，都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受张凯帆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县籍官员达28741人。
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的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冲破层层封锁，将安徽的真实情况向刘少奇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作了汇报，并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到安徽组，帮助安徽的官员解除顾虑，检举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问题。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平反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还平反了100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刘少奇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之后，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批倒批臭，永远开除党籍，最后被迫害致死。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说成是“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15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受到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含冤而逝者8人。因为钱瑛跟刘少奇一起扳倒毛泽东“非常赏识”的曾希圣，平反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李世龙、张凯帆等，遭到的迫害更加严重。
“文革”发生后，毛泽东鼓动年少无知的学生造反，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向“走资派”夺权。当时，毛泽东妻子江青，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是毛泽东和各地红卫兵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毛泽东要打倒谁，江青心领神会之后，就去发动红卫兵冲锋陷阵。在四川，江青专门找到几个早已被开除党籍的人出来夺四川省委的权。钱瑛坚持中监委对这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翻案。这就直接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狂言：“什么检查、监察，竟搞到老子头上来了。”然后，新帐老帐一起算。从1967年起，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长达7年之久。
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在此期间，她仍受到如临大敌般的监视，把她隔离在医院顶楼10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也被钉死，6位身强力壮的大汉昼夜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看望她，不准任何人与她谈话。11月，钱瑛被强制出院。因得不到治疗，加上令人窒息的高压险恶环境，钱瑛的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转自《希望之声》
（责任编辑：明轩）
钱瑛，原名钱秀英，1903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钱家庄一个有钱人家。1923年，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湖北、江苏、四川、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5月起，任中共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1952年11月起，调到北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出任监察部部长。
钱瑛一生做的最受人称道的一件事，是1960年冬，她到甘肃省调研时，解救了在夹边沟被饿的奄奄一息的600名右派。这也成了她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9年至1962年，由于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带头“发高烧”，搞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全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所着《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这三年中，中国大陆饿死老百姓3860万。其中，中国大西北的甘肃省，饿死140多万人！
夹边沟劳改农场，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沙漠边缘。钱瑛发现这个劳改农场的右派，纯属偶然。一天，天上飘着雪花，钱瑛的司机开着车在沙漠里跑，跑着，跑着，迷路了。不久，发现一条沟里飘出轻烟，就朝有烟的地方开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足有二三百具尸体。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人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
当钱瑛一行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大声叫喊：“不能下去！”听到叫喊声的右派司继才和官锦文，赶快走出来，发现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正朝钱瑛那边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朝刘振玉抽了起来。钱瑛的警卫员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是钱瑛，吓坏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马上变成低眉顺眼。
此时，官锦文大声喊道：“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问明官锦文的情况后，请他带路到各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不少命悬一线的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五六百人吧。”钱瑛立即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负责人，让他们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过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据说夹边沟有3000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或折磨死了，最后，就剩这几百号人了。多亏司机迷路，多亏钱瑛动了恻隐之心，也多亏钱瑛敢担当，这些人才得以在毛泽东制造的这场巨大人祸中幸存下来！
协助刘少奇，“扳倒”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平反毛泽东打倒的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等，是钱瑛一生做的两件至今被许多人称道的事。这也是她在“文革”中被监禁、遭受严重迫害的重要原因。
曾希圣是毛泽东非常信任和器重的一个“封疆大吏”，曾经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原因就在于曾希圣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跑。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曾希圣在安徽省共划了31472个右派，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曾希圣在安徽大搞强迫命令，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500多万人，安徽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这套极左做法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曾希圣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后表态说：“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就把李世农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省（部）级官员33人，厅（局）级官员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官员达3000多人。
另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也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的了点，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开始整张凯帆等。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和支持张凯帆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送淮北某矿监督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张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视三、堂弟张昌树，都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受张凯帆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县籍官员达28741人。
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的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冲破层层封锁，将安徽的真实情况向刘少奇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作了汇报，并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到安徽组，帮助安徽的官员解除顾虑，检举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问题。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平反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还平反了100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刘少奇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之后，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批倒批臭，永远开除党籍，最后被迫害致死。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说成是“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15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受到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含冤而逝者8人。因为钱瑛跟刘少奇一起扳倒毛泽东“非常赏识”的曾希圣，平反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李世龙、张凯帆等，遭到的迫害更加严重。
“文革”发生后，毛泽东鼓动年少无知的学生造反，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向“走资派”夺权。当时，毛泽东妻子江青，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是毛泽东和各地红卫兵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毛泽东要打倒谁，江青心领神会之后，就去发动红卫兵冲锋陷阵。在四川，江青专门找到几个早已被开除党籍的人出来夺四川省委的权。钱瑛坚持中监委对这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翻案。这就直接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狂言：“什么检查、监察，竟搞到老子头上来了。”然后，新帐老帐一起算。从1967年起，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长达7年之久。
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在此期间，她仍受到如临大敌般的监视，把她隔离在医院顶楼10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也被钉死，6位身强力壮的大汉昼夜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看望她，不准任何人与她谈话。11月，钱瑛被强制出院。因得不到治疗，加上令人窒息的高压险恶环境，钱瑛的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转自《希望之声》
（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