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11日讯】从1930年代唱到现今的《何日君再来》的作曲者叫刘雪庵，出生于1905年。这位留下500多个作品的历史人物，曾经对国民党玩阴谋，却没想被中共耍阳谋。他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呢？一起来看看。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古诗词的意境配以浓郁的探戈曲风，一首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周璇、邓丽君等明星，更红遍海内外，成为今天的经典歌曲。
然而，这首歌在传唱过程中，被中共冠以“黄色歌曲”“汉奸歌曲”的罪名，遭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封杀。它还连累曲作者刘雪庵——一位流行音乐界的奇才，在中共的运动中被反覆批斗与迫害，直至走完悲苦的一生。
1905年的清末，刘雪庵出生在四川铜梁县的一户书香人家。他曾跟随大哥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又在大哥岳父开办的私塾里读书，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和传统文化积淀。本应在音乐道路不断深造的刘雪庵，却在年幼时迎来命运的重重考验。父亲在家乡发洪灾时，为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时，他的母亲、大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因无钱医治又先后辞世。
热爱音乐的他只得辍学在家，帮助料理家务，同时自学音乐。直到1924年，他才得以就读于成都、上海等地的音乐学校，学习乐器演奏、作曲等专业知识。1930年，他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结识中外音乐名家，这才有机会进行系统地学习，真正做到“学贯中西，习通古今”，其音乐才华也在此时逐渐绽放光彩。
除了跟随名师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等，刘雪庵最大的幸运之处，是成为着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黄自的高徒，得西洋作曲理论之真传。黄自本人十分重视民族音乐，主张用西方理论整理中国民乐、民谣，创作具有中华风的新音乐。刘雪庵则继承师志，善于在乐曲中融合传统音乐的手法和西方音乐的技法。
或为中国古诗词配曲，或以深厚的古文功底创作诗一般的歌词，甚至是独立创作歌曲，刘雪庵都展示出惊人的天分与才华，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三人一起被称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刘雪庵的《踏雪寻梅》以清新优美的词句深得黄自青睐，并得其亲自谱曲，成为师生合作的精品。而同样富含古典韵味的《飘零的落花》得俄籍音乐家齐尔品赏识和鼓励，被刘雪庵谱成独唱歌曲。受到名师的启发和点拨，他又完成《早行乐》《采莲谣》《菊花黄》三首歌曲。齐尔品把它们合称为《四歌曲》，推广到日本、欧美等地。
可以说，刘雪庵早期的作品以典雅高洁、婉转优美的抒情乐曲为主。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惊破古韵醇厚的旋律，深爱祖国的刘雪庵愿用音乐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他的曲风大变，为国民政府创作《民族至上》《中国海军军歌》《中国空军军歌》《壮丁入伍》等昂扬振奋的歌曲，表现出一代音乐家的爱国情操。
《何日君再来》主唱歌手，依次是周璇、黎莉莉、邓丽君。（网路图片）
《何日君再来》也许不是刘雪庵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但绝对是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原本是一支他在学校里随意创作的探戈舞曲，他本人甚至对入乐的歌词也不甚满意。但就是这样一首歌，一经面世便风靡大江南北，更被日本歌星倾情演绎。特殊的时局加上别有用心的构陷，这首歌被盛名所累，引起时代的轩然大波。
起初，刘雪庵在上海音专毕业典礼上，献上一支即兴创作的无名探戈舞曲，立即为广大师生所喜爱。1936年，艺华电影公司拍摄《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邀请刘雪庵为影片创作插曲，他便选择那支尚未填词的舞曲。方沛霖未经他同意，便请人根据情节需要填词，即今天所看到的《何日君再来》。
这首歌运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恋人别离的惆怅与及时行乐的倾向，是契合影片情节与思想的。但在文采斐然的刘雪庵眼中，歌词仍然失于浅白，特别是对“喝完了这杯，再进点小菜”一句，更觉粗俗不堪。因而他拿到歌词时非常不满，但碍于情面并未公开提出，只要求署笔名“宴如”发表。
影片的主演“金嗓子”周璇正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曲发行后，立刻征服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的观众，成为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1939年，着名导演蔡楚生在影片《孤岛天堂》中也选中《何日君再来》作插曲，由歌星黎莉莉演唱，同样在香港广为流传。
而这首歌招致诬陷的原因，却是由于被日本歌手李香兰多次翻唱。中共在大陆夺权后，就把《何日君再来》当为“黄色歌曲”“汉奸歌曲”加以批判、封杀；更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以这首歌为罪证之一，把作曲者刘雪庵划为音乐界最大的右派。
谁又能想到，这位右派不仅没有任何“反共”的言行，反而在青年时期就已接触中共，被其洗脑而为之“奋斗”。刘雪庵，就这样从天才作曲家一步步沦为中共利用、打击的工具，最终毁灭于中共的谎言与迫害中。
刘雪庵。（网络图片）
刘雪庵成长于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令人惋惜的是，他选择追随中共，成为他一生痛苦的起点。早在成都读书时，刘雪庵便开始与中共党员接触，还在“四一二事件”爆发、国民党发动“清党”行动时，冒险“救”过党员周克明的性命。后来他所在的学校变成后来中共县委所在地。
1929年，在中共安排下，刘雪庵在中华艺术大学有过一年的学习生活。该校校长陈望道，正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任中文翻译，而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左联”也在此成立。或许，刘雪庵正是在“极左”的艺术氛围影响下，受中共蛊惑而不自知。而到了抗战时期，他更是积极投身中共鼓吹的革命。
“七七事变”后，刘雪庵先后加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田汉、穆木天等“进步人士”利用艺术形式宣传中共抗日。后来，他自费成立“中国作曲协会”，社址就设在自家，作为中共隐藏于上海音乐界的地下据点。他还创作近百首抗战歌曲，帮助中共愚弄民众，而这批歌曲已寻不到刘雪庵往日的才华。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委担任重要职务，在三厅任设计委员的刘雪庵，更是阳奉阴违，效忠中共。随三厅转至重庆后，他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于1941年遭免职，在重庆郊区一所学校执教，继续创作抗日歌曲。
为与国民党对抗，中共于“皖南事变”后，计划在重庆公演御用文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刘雪庵，仅用三天完成郭剧所有的配乐和插曲工作，并亲任指挥，欲通过音乐形式挑起民众仇视国民党、偏信中共的情绪。同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顾毓琇请求他为自编剧本《苏武》配曲。但刘雪庵认为国民党想通过《苏武》抵制《屈原》，便断然拒绝，也因此被学校解雇。
刘雪庵为了中共，在生活上屡屡碰壁，可怜的是他越陷越深，对中共的“忠心”更是“坚定不移”。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帮中共与国民党为敌。在苏州社教学院教书时，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成立若干社团，掌控财政权，阻挠学校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计划。另外，他还私藏学校仅有七根金条，上交中共军管会。
刘雪庵。（网络图片）
随着中共建政，刘雪庵也得到一点“回报”，先后在各大院校任教，当选无锡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他调往北京，在北京艺术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和副院长。这段时间，他仍为中共创作歌功颂德之作。
看似风光的生活背后，是难言的隐痛。《何日君再来》被禁已久，不知何时重见天日；他为《红楼梦》诗词《红豆曲》配乐的作品也不为主流艺术所容，也遭到中共批判。然而他仍对中共抱有幻想，准备为新政权“热情讴歌”，然而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让他彻底堕入中共的“阳谋”陷阱。
中共音乐协会组织一次次座谈会，“邀请”刘雪庵等音乐家为协会领导提意见。对中共毫无防备的他，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直言不讳，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音协领导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有宗派主义。第二，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有偏差。第三，为黄自的《农家乐》和自己的《红豆词》申冤，呼吁重新进行艺术批评。
这三条意见，不过是一介书生为艺术负责而发的肺腑之言，却尖锐地挑战了中共体制和权威。因而，当大陆运动从“整风”转向“反右”时，刘雪庵不可避免地被划为大右派，连同他的《何日君再来》也被翻出来一同被批斗。
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反右斗争”前，他曾主动要求从一级教授降至三级，此时他的待遇更是一落千丈，直降为六级教授，更被贬到图书馆当数据员。从此他失去了创作权利，他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止出版、传唱。而他的妻子乔景云，也以“为右派丈夫辩解”的罪名，被一同贬为“右派”。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共文化部与音协，接连召开会议，说刘雪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的毒蛇”，批判他的艺术理念及“反党阴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喉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导各界人士对他的抨击。
在极端恐怖的氛围中，刘雪庵战战兢兢，为此写出数百万字的检讨材料。之后，他只能做些代课、抄谱等琐事，私底下写歌，倾诉内心苦闷。他还编写《乐理初步》《曲调作法》等着作，整理百万文字的笔记。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心血只能束之高阁。
《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刘雪庵曾对国民玩阴谋，却栽在中共的阳谋。（网络图片／新唐人合成）
就在刘雪庵诚惶诚恐，满心期盼着重获自由时，文化大革命犹如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他的生活。《何日君再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定性为“反动、黄色、汉奸歌曲”，刘雪庵也作为“老右派”再次被揪斗。
年过花甲的刘雪庵，患有约2700度的高度近视，即使戴上眼镜，眼前也是模糊一片。有一次他抄歌词时，不小心将“反帝”写成“美帝”，这一字之差竟让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刘雪庵被赶进“牛棚”、被揪斗，经常被红卫兵打得趴在地上。游街时，他的脖子上还挂着30多斤重的铁牌子。
他原本住在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因被批斗，居所被查抄12次，多年珍藏的书籍、文物、手稿被洗劫一空，一家人还被赶到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平房里。刘雪庵欲求一死，屡次出现反常举动，都被细心的妻子发现并及时劝阻。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无缘携手走完一生。一天，同事故意陷害乔景云，在她脚边放一张毛泽东像，说她“践踏毛主席像”。她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毒打，以致子宫脱垂。后因医院拒绝救治，乔景云在家中饱受病痛折磨后，于1971年11月离世。
1969年，刘雪庵被下放到天津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他双目几乎失明，才被遣送回家。第二年，他终于熬过了十年浩劫，然而等待他的仍是家不像家的破屋，以及孤独凄凉的晚景。1979年3月，中共终于为刘雪庵“平反”；1982年，书面结论才交到他本人手中。然而那支带给他莫大冤屈的《何日君再来》，以及他欲翻案而不能的《红豆曲》，仍被中共官方禁为“黄色歌曲”，他的苦难更未终结。
1982年10月，刘雪庵与几位音乐家朋友出席中共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就在大家欢喜地迎接“自由身”、互诉劫后馀生的心情时，又有人跳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污蔑它是汉奸歌曲。这次，刘雪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悲愤地眼中泣血，以致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
转眼又到八十年代，港台歌曲风行于大陆，台湾歌星邓丽君再次把《何日君再来》唱红。于是，又有人对这首歌提出质疑，挑起对它的新一轮批判。经历无数次打击的刘雪庵已是全身瘫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不久，他身上长了褥疮，需要住院治疗，而院方以他是《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为由，把他留在观察室里，拖延住院时间。
在观察室受了一个多月的煎熬，刘雪庵终于被安排住进病房，却与一位感染绿霉杆菌的病患同住一室。绿霉杆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易传染、难医治，对身体有创面的人来说，几乎是致命伤害。刘雪庵长着褥疮的身体，很快感染这种病菌，致使病情迅速恶化。1985年3月15日，他带着一生的痛苦与悲愤，永远地离开人间。
到了90年代，《何日君再来》逐渐被解禁，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1999年，音乐家田青编写《老歌》，把《何日君再来》收录其中，并为刘雪庵赋诗一首：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终年80岁的刘雪庵，可谓是高寿老人。然而他的后半生，从未有过享受过颐养天年的清福。中共政府仅仅因为一首抒情歌，就把一位曾经效忠自己的文弱书生，残害到孤独终老、含恨而终的境地。如此草木皆兵，如此赶尽杀绝，只是为了破坏中华文明的传承，折断中华民族的脊梁。
如今，人们重听《何日君再来》，除了陶醉于动人的旋律，或许更会为它背后的故事而蓦然警醒吧。
相关视频：刘雪庵的作品《何日君再来》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古诗词的意境配以浓郁的探戈曲风，一首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周璇、邓丽君等明星，更红遍海内外，成为今天的经典歌曲。
然而，这首歌在传唱过程中，被中共冠以“黄色歌曲”“汉奸歌曲”的罪名，遭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封杀。它还连累曲作者刘雪庵——一位流行音乐界的奇才，在中共的运动中被反覆批斗与迫害，直至走完悲苦的一生。
学贯中西的青年作曲家
1905年的清末，刘雪庵出生在四川铜梁县的一户书香人家。他曾跟随大哥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又在大哥岳父开办的私塾里读书，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和传统文化积淀。本应在音乐道路不断深造的刘雪庵，却在年幼时迎来命运的重重考验。父亲在家乡发洪灾时，为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时，他的母亲、大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因无钱医治又先后辞世。
热爱音乐的他只得辍学在家，帮助料理家务，同时自学音乐。直到1924年，他才得以就读于成都、上海等地的音乐学校，学习乐器演奏、作曲等专业知识。1930年，他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结识中外音乐名家，这才有机会进行系统地学习，真正做到“学贯中西，习通古今”，其音乐才华也在此时逐渐绽放光彩。
除了跟随名师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等，刘雪庵最大的幸运之处，是成为着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黄自的高徒，得西洋作曲理论之真传。黄自本人十分重视民族音乐，主张用西方理论整理中国民乐、民谣，创作具有中华风的新音乐。刘雪庵则继承师志，善于在乐曲中融合传统音乐的手法和西方音乐的技法。
或为中国古诗词配曲，或以深厚的古文功底创作诗一般的歌词，甚至是独立创作歌曲，刘雪庵都展示出惊人的天分与才华，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三人一起被称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刘雪庵的《踏雪寻梅》以清新优美的词句深得黄自青睐，并得其亲自谱曲，成为师生合作的精品。而同样富含古典韵味的《飘零的落花》得俄籍音乐家齐尔品赏识和鼓励，被刘雪庵谱成独唱歌曲。受到名师的启发和点拨，他又完成《早行乐》《采莲谣》《菊花黄》三首歌曲。齐尔品把它们合称为《四歌曲》，推广到日本、欧美等地。
可以说，刘雪庵早期的作品以典雅高洁、婉转优美的抒情乐曲为主。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惊破古韵醇厚的旋律，深爱祖国的刘雪庵愿用音乐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他的曲风大变，为国民政府创作《民族至上》《中国海军军歌》《中国空军军歌》《壮丁入伍》等昂扬振奋的歌曲，表现出一代音乐家的爱国情操。
《何日君再来》主唱歌手，依次是周璇、黎莉莉、邓丽君。（网路图片）
即兴之作成为永恒经典
《何日君再来》也许不是刘雪庵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但绝对是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原本是一支他在学校里随意创作的探戈舞曲，他本人甚至对入乐的歌词也不甚满意。但就是这样一首歌，一经面世便风靡大江南北，更被日本歌星倾情演绎。特殊的时局加上别有用心的构陷，这首歌被盛名所累，引起时代的轩然大波。
起初，刘雪庵在上海音专毕业典礼上，献上一支即兴创作的无名探戈舞曲，立即为广大师生所喜爱。1936年，艺华电影公司拍摄《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邀请刘雪庵为影片创作插曲，他便选择那支尚未填词的舞曲。方沛霖未经他同意，便请人根据情节需要填词，即今天所看到的《何日君再来》。
这首歌运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恋人别离的惆怅与及时行乐的倾向，是契合影片情节与思想的。但在文采斐然的刘雪庵眼中，歌词仍然失于浅白，特别是对“喝完了这杯，再进点小菜”一句，更觉粗俗不堪。因而他拿到歌词时非常不满，但碍于情面并未公开提出，只要求署笔名“宴如”发表。
影片的主演“金嗓子”周璇正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曲发行后，立刻征服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的观众，成为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1939年，着名导演蔡楚生在影片《孤岛天堂》中也选中《何日君再来》作插曲，由歌星黎莉莉演唱，同样在香港广为流传。
而这首歌招致诬陷的原因，却是由于被日本歌手李香兰多次翻唱。中共在大陆夺权后，就把《何日君再来》当为“黄色歌曲”“汉奸歌曲”加以批判、封杀；更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以这首歌为罪证之一，把作曲者刘雪庵划为音乐界最大的右派。
谁又能想到，这位右派不仅没有任何“反共”的言行，反而在青年时期就已接触中共，被其洗脑而为之“奋斗”。刘雪庵，就这样从天才作曲家一步步沦为中共利用、打击的工具，最终毁灭于中共的谎言与迫害中。
刘雪庵。（网络图片）
受蛊惑错信中共
刘雪庵成长于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令人惋惜的是，他选择追随中共，成为他一生痛苦的起点。早在成都读书时，刘雪庵便开始与中共党员接触，还在“四一二事件”爆发、国民党发动“清党”行动时，冒险“救”过党员周克明的性命。后来他所在的学校变成后来中共县委所在地。
1929年，在中共安排下，刘雪庵在中华艺术大学有过一年的学习生活。该校校长陈望道，正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任中文翻译，而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左联”也在此成立。或许，刘雪庵正是在“极左”的艺术氛围影响下，受中共蛊惑而不自知。而到了抗战时期，他更是积极投身中共鼓吹的革命。
“七七事变”后，刘雪庵先后加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田汉、穆木天等“进步人士”利用艺术形式宣传中共抗日。后来，他自费成立“中国作曲协会”，社址就设在自家，作为中共隐藏于上海音乐界的地下据点。他还创作近百首抗战歌曲，帮助中共愚弄民众，而这批歌曲已寻不到刘雪庵往日的才华。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委担任重要职务，在三厅任设计委员的刘雪庵，更是阳奉阴违，效忠中共。随三厅转至重庆后，他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于1941年遭免职，在重庆郊区一所学校执教，继续创作抗日歌曲。
为与国民党对抗，中共于“皖南事变”后，计划在重庆公演御用文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刘雪庵，仅用三天完成郭剧所有的配乐和插曲工作，并亲任指挥，欲通过音乐形式挑起民众仇视国民党、偏信中共的情绪。同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顾毓琇请求他为自编剧本《苏武》配曲。但刘雪庵认为国民党想通过《苏武》抵制《屈原》，便断然拒绝，也因此被学校解雇。
刘雪庵为了中共，在生活上屡屡碰壁，可怜的是他越陷越深，对中共的“忠心”更是“坚定不移”。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帮中共与国民党为敌。在苏州社教学院教书时，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成立若干社团，掌控财政权，阻挠学校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计划。另外，他还私藏学校仅有七根金条，上交中共军管会。
刘雪庵。（网络图片）
好景不常在，坠入人间地狱
随着中共建政，刘雪庵也得到一点“回报”，先后在各大院校任教，当选无锡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他调往北京，在北京艺术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和副院长。这段时间，他仍为中共创作歌功颂德之作。
看似风光的生活背后，是难言的隐痛。《何日君再来》被禁已久，不知何时重见天日；他为《红楼梦》诗词《红豆曲》配乐的作品也不为主流艺术所容，也遭到中共批判。然而他仍对中共抱有幻想，准备为新政权“热情讴歌”，然而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让他彻底堕入中共的“阳谋”陷阱。
中共音乐协会组织一次次座谈会，“邀请”刘雪庵等音乐家为协会领导提意见。对中共毫无防备的他，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直言不讳，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音协领导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有宗派主义。第二，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有偏差。第三，为黄自的《农家乐》和自己的《红豆词》申冤，呼吁重新进行艺术批评。
这三条意见，不过是一介书生为艺术负责而发的肺腑之言，却尖锐地挑战了中共体制和权威。因而，当大陆运动从“整风”转向“反右”时，刘雪庵不可避免地被划为大右派，连同他的《何日君再来》也被翻出来一同被批斗。
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反右斗争”前，他曾主动要求从一级教授降至三级，此时他的待遇更是一落千丈，直降为六级教授，更被贬到图书馆当数据员。从此他失去了创作权利，他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止出版、传唱。而他的妻子乔景云，也以“为右派丈夫辩解”的罪名，被一同贬为“右派”。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共文化部与音协，接连召开会议，说刘雪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的毒蛇”，批判他的艺术理念及“反党阴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喉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导各界人士对他的抨击。
在极端恐怖的氛围中，刘雪庵战战兢兢，为此写出数百万字的检讨材料。之后，他只能做些代课、抄谱等琐事，私底下写歌，倾诉内心苦闷。他还编写《乐理初步》《曲调作法》等着作，整理百万文字的笔记。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心血只能束之高阁。
《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刘雪庵曾对国民玩阴谋，却栽在中共的阳谋。（网络图片／新唐人合成）
二十年批斗不止，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刘雪庵诚惶诚恐，满心期盼着重获自由时，文化大革命犹如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他的生活。《何日君再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定性为“反动、黄色、汉奸歌曲”，刘雪庵也作为“老右派”再次被揪斗。
年过花甲的刘雪庵，患有约2700度的高度近视，即使戴上眼镜，眼前也是模糊一片。有一次他抄歌词时，不小心将“反帝”写成“美帝”，这一字之差竟让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刘雪庵被赶进“牛棚”、被揪斗，经常被红卫兵打得趴在地上。游街时，他的脖子上还挂着30多斤重的铁牌子。
他原本住在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因被批斗，居所被查抄12次，多年珍藏的书籍、文物、手稿被洗劫一空，一家人还被赶到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平房里。刘雪庵欲求一死，屡次出现反常举动，都被细心的妻子发现并及时劝阻。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无缘携手走完一生。一天，同事故意陷害乔景云，在她脚边放一张毛泽东像，说她“践踏毛主席像”。她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毒打，以致子宫脱垂。后因医院拒绝救治，乔景云在家中饱受病痛折磨后，于1971年11月离世。
1969年，刘雪庵被下放到天津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他双目几乎失明，才被遣送回家。第二年，他终于熬过了十年浩劫，然而等待他的仍是家不像家的破屋，以及孤独凄凉的晚景。1979年3月，中共终于为刘雪庵“平反”；1982年，书面结论才交到他本人手中。然而那支带给他莫大冤屈的《何日君再来》，以及他欲翻案而不能的《红豆曲》，仍被中共官方禁为“黄色歌曲”，他的苦难更未终结。
1982年10月，刘雪庵与几位音乐家朋友出席中共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就在大家欢喜地迎接“自由身”、互诉劫后馀生的心情时，又有人跳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污蔑它是汉奸歌曲。这次，刘雪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悲愤地眼中泣血，以致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
转眼又到八十年代，港台歌曲风行于大陆，台湾歌星邓丽君再次把《何日君再来》唱红。于是，又有人对这首歌提出质疑，挑起对它的新一轮批判。经历无数次打击的刘雪庵已是全身瘫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不久，他身上长了褥疮，需要住院治疗，而院方以他是《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为由，把他留在观察室里，拖延住院时间。
在观察室受了一个多月的煎熬，刘雪庵终于被安排住进病房，却与一位感染绿霉杆菌的病患同住一室。绿霉杆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易传染、难医治，对身体有创面的人来说，几乎是致命伤害。刘雪庵长着褥疮的身体，很快感染这种病菌，致使病情迅速恶化。1985年3月15日，他带着一生的痛苦与悲愤，永远地离开人间。
到了90年代，《何日君再来》逐渐被解禁，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1999年，音乐家田青编写《老歌》，把《何日君再来》收录其中，并为刘雪庵赋诗一首：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终年80岁的刘雪庵，可谓是高寿老人。然而他的后半生，从未有过享受过颐养天年的清福。中共政府仅仅因为一首抒情歌，就把一位曾经效忠自己的文弱书生，残害到孤独终老、含恨而终的境地。如此草木皆兵，如此赶尽杀绝，只是为了破坏中华文明的传承，折断中华民族的脊梁。
如今，人们重听《何日君再来》，除了陶醉于动人的旋律，或许更会为它背后的故事而蓦然警醒吧。
相关视频：刘雪庵的作品《何日君再来》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