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位于江西省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一片蛮荒之地，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就是这片荒凉的疫区却成了毛泽东改造文化精英的炼狱。当时北大、清华的6000精英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不仅没日没夜的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还要接受批判体罚、还有更为严重的吸血虫病传染，当时有80%的人被感染，很久不能治愈，甚至有约五六百因此而死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改造知识份子为主要目的的劳改农场。从1968年10月起各地兴办，到1979年2月中共官方宣告正式撤销为止，经历了十年的历史。
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北大、清华在鲤鱼洲、四川绵阳、河南三门峡，中国人大在江西余江等，无数知识份子开始了在穷乡僻壤的炼狱生涯。
被遣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
北大、清华是高级知识份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照顾”。用军代表的话说，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因此派他的亲信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两高校。
1969年10月，中共军委“一号通令”下，北大部分教职工前往鲤鱼洲劳动锻练。而此前的5月，清华2000多教职工已经分批到此创办了“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清华职工居北、北大人处南，共计6000馀人在鲤鱼洲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劳动改造。
在一篇题为《心路--良知的厄运》的文章记录，是迟群、谢静宜（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们的部署的，说当时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形容鄱阳湖之畔的鲤鱼洲和夹边沟一样，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份子的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
从1969年到1971年，4000多位教授来到这里劳动改造，有不少人长眠在这里：或淹死在湖里，或被翻倒的卡车砸死，或者干活时累死。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方式折磨这批无辜知识份子的。
鲤鱼洲农场的”五七战士”按军事编制分为连、排、班。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图书馆系等单位被编为一个连，男人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式上下层的双人床，一个挨着一个；女人住在另一个小仓库里。夫妻也要分开居住，要轮流排队等候住”家庭房”，每家只能住一个星期。
有不少亲历者也谈到觅食的艰辛，“青菜奇缺，很少吃到。每天喝‘玻璃汤’，就是水上飘几片菜叶，加点盐。”
严绍璗在《南方周末》中有记：“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
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
北大中文系教师陆颖华到达鲤鱼洲时的第一印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野，连一棵树都没有。”
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畔，距南昌市区43公里。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70里没有村子。据说，当初是用大堤把鲤鱼洲围起来的。且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从下面能看到鲤鱼洲的湖面。从湖底看鄱阳湖上的点点鱼帆。
每到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下放的几千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担心，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
鲤鱼洲周围有上千亩地。可是谁来种呢？有人提出办一个劳改农场，当时江西省的第一把手程世清不同意，他说：“劳改犯犯了法，我们共产党应该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不是用血吸虫把他从肉体上消灭。”
可见这里就是严重的疫区，连劳改犯都不来的地方。
此外，鲤鱼洲的环境恶劣。北大叶朗教授形容当时他们在鲤鱼洲住的毛草棚，冬天那种冷无法描述。
春天时有三个月的时间里天天下雨。被子、衣服基本都是潮湿的。下雨天就穿着湿衣服劳动。晚上搭在那儿，第二天再穿。这种潮湿的日子会持续几个月。夏天热时有40多度，蚊子、牛虻多的不得了，没法睡觉。
另外，鲤鱼洲的风也非常大，是那种能把草棚掀起的特大风。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牛棚杂忆》曾谈到，北大职工被下放鲤鱼州这是对知识份子的又一次迫害。”
鲤鱼洲是大跃进时期围湖造田的产物，由于血吸虫病氾滥，不适宜于耕种，因此已被当地农民废弃。据说迟群到当地踩点时，有人曾提出血吸虫病的问题，迟群扬言：既然农民都可以在这里生活，知识份子难道就高人一等吗？
毛泽东的亲信们选中这个地方安置北大、清华学者、教授，中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用心歹毒。
那些早来开辟农场的职工，开始不知道血吸虫危害，又加之军宣队大肆宣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不提倡穿套鞋、涂防虫药膏，使很多人很快染上了血吸虫。
有的治了一段还得继续劳动，还有不少“二进宫”治病的。而治这种病用的全是毒性很大的药，对身体伤害很明显，所以后来只要病情不严重的，也就不去治病了。
据一些资料说，到1970年中，“情况继续恶化,南昌市的医院几乎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
当时，农场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发现80%的人受感染.无奈之下,农场也办起了医院,收容血吸虫病人,就地治疗。”
据网资料，1969年，清华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的确诊者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另一项统计说，1970年农场总人数2128人，（男1678人，女450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80人，讲师487人，助教507人，还有实验员244人，医务人员50人，有1000多人患了血吸虫病。
另据梅祖彦《晚年随笔》记录：“先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有十多人已经因而病逝。”
而在另一处还可以查到钱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清华教授全部到江西鲤鱼州，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地方。结果去了以后死了五六百人。”钱老说自己命好，受到首钢工人“扣押”保护，没去鲤鱼洲。
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农场的工军宣队头头们是心知肚明的。军代表工宣队因为恐惧血吸虫而退避三舍，根本就不下地参加劳动。
在鲤鱼洲上的生活与劳动对这群知识份子来说是残酷的，当时许多人都年近花甲，周先庚，66岁；邓广铭，62岁；张岱年，61岁；王宪钧，60岁；王竹溪，60岁；；陈有西，58岁；陈振汉，57岁；王宜承，57岁；陆平，56岁；王铁崖，56岁；徐光宪，55岁。此外还有诸多女性，如彭佩云，钱易，陶坚德等，聂元梓同样参与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在挑河泥跌跤，未及时治病而导致椎骨硬化。
北大着名教授杨勋在《心路:良知的命运》一书中介绍，在鲤鱼洲上的劳动比犯人繁重得多。1970年我回去不久就赶上“双抢”（抢收抢种）。大家一连几天不休息，还经常打“夜战”。黑夜里，藉着灯光，我们抱着稻捆供应打谷机，男职工站在打谷机前紧张地脱粒。
有一次清华的支援队伍开到我们10连的田头上。田头路边上停着救护车，稻地旁边搭着凉棚，以便随时将昏倒在地的人抬到凉棚里甦醒，或抬上救护车。
着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记录，自己所处的连队劳力约100多人，生产任务达500亩地，劳动量非常之大。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种水稻，一年播种、收割早中晚三季，防汛期间还要确保鄱阳湖大堤的安全。所以，与其说是“双抢”，不如说是“四抢”：抢收，抢种，抢修房子，抢险。当时，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可见，劳动其实就是对知识份子进行的惩罚。
地理学权威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当时58岁回忆：“……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
农忙时，这些久居像牙塔的老先生们一天到晚泡在水里，磨破指尖，佝偻弯腰，也只能毫无表情的继续苦干。
冬天主要是修水渠，主要是加深排水渠。渠底的土是泥状的，要用老俵锹挖。那老俵锹就像大禹治水画像中扛的铲子，锹头约半尺宽、一尺二长，在泥土里左右各切一下，再从中间插下去，就能切下来一块特大豆腐样的泥，足足有二三十斤重，还要甩到近一人高的地面上，真是要力气的活。
一天下来，累得全身像散架一样，腰更像已经断了似的，疼得连衣服也没法脱，第二天还要照样咬着牙继续干、继续干。
而那些年轻的宣传队的军代表则很少下地干活，总是在田埂上大声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哭’。”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为制造的紧张和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队高声背诵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谁不大声喊，就要受批评，甚至还会训人到半夜后才准解散睡觉。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员王普介绍，到鲤鱼洲最主要的苦还不是劳累，而是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
我们新工人还好，多数是单身，无甚牵挂；可是去江西的老教师们却都是有家难归、妻离子散的。他们受到的首先是“苦其心智”、前途渺茫的压力，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亲人团聚，再回北京，更别说再上讲台、搞专业了。
比如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常迵先生当时一家五口就分在五个地方：常先生在江西，老伴在北京西山清华林场，大女儿、大儿子分别在山西两个县插队，小儿子在校内当“伙夫”，过春节都不能团圆。当时常先生在鲤鱼洲4连养猪，他把猪养得肥到了300多斤，而严重的糖尿病却使他的体重降到了80馀斤，几乎降了一半。
1970年4月18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一头栽在农田里，再也没有起来。这位被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赞誉的学者才华洋溢，一入学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盛澄华随队到鲤鱼洲后，以衰弱之躯体参与劳动锻练，最终心脏病猝发，不及诊治而仙逝。
当时，类似的悲惨故事似乎常见，据严绍璗回忆：“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
鲤鱼洲除了劳动惩罚外，还有更难熬的，就是精神折磨。北大鲤鱼洲农场以军队建制，有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这些人变着法折磨这些文弱书生，一会儿搞野营拉练，一会儿搞紧急集合，一会儿开斗争会，人人过关，每周还开两三次会“深挖细找阶级敌人”。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回忆，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了，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忙乱起来，一个个地往外跑，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年龄有六十岁了，胡乱穿上衣服，背包是无法打了，抱着被窝就跑出去了。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光打背包了，衣服没来得及穿，披上棉大衣就跑出去了。队伍集合好了，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电影。就这样，抱着被窝的，光着身子穿棉大衣的，没穿鞋的……稀里糊涂地看了半宿电影！
而现代汉语研究专家王理嘉表示，不仅大人要进行一天80里的野营拉练，连他当时5岁的孩子，都有过背着干粮水壶，被老师带着从场部幼儿园走到10里外的镇上的经历。
数学家胡迪鹤回忆，“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文件，斗私批修。”那时的各个连队都建立了大批判组，以形成对知识份子的话语暴力合围，强调所谓的会上“献忠心，表决心”，会下“斗私心，练红心”。
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牺牲大家去讨好宣传队，他们不顾别人死活加倍整人，揭发并汇报别人的活思想，还故意延长大家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如十连副连长张纯元，就将宣传队规定的下午上工时间由1：30提前到1点。军宣队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又将这一天扣除一半，整个上午安排大家学雷锋做好事，不是叫大家到房前铲草皮，就是到工地上捡废料等。这样，实际上就只有半天休息了。
当时的批判活动紧凑，名目繁多。
在鲤鱼洲，知识份子们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或某一个行为而挨整。龚祥瑞先生私下闲谈中认为把北大教师送来鲤鱼洲就如同拿破崙被流放圣海仑娜岛，被告发后挨批。陈振汉先生据实汇报思想，因不合无产阶级世界观，亦是挨批。
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因老实汇报思想，把自己比作四害之一的麻雀，说自己虽是右派，还可能有用。结果本来快要摘的右派帽子，又多带了好几年。
黄万里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中外着名的水利工程专家。1957年，因为考虑到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而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对一些马屁精鼓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因此被打成右派。
69年到鲤鱼洲“劳动改造”，又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他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被斗得神志恍惚，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叫她帮助回忆一下事实。
备受折磨后，他们还需参加艰苦劳动，甚至中暑发烧亦不能免，按工宣队的说法，39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休息。
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难以支撑，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中暑昏倒了。迷迷糊糊中他顾不上血吸虫威胁，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降温，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署名侯国屏的文章《陈贯良之死》里记录：可能是71年2月初，清查516运动突然开始，陈贯良成为我们连的重点，而我因为与他是同班同学，也受牵连。
有一天，大家正在吃饭，忽然外面一道闪光，全连的灯都灭了。一些人跑出去后又回来报告，有人爬到悬空挂的电力变压器上自杀，“空开”跳闸了。原来是他，乘人不备爬上去，后背靠上一对开关点触电，结果引起短路跳闸。
事后知道，他竟然只受了轻伤，只是背上灼伤了两片，其馀问题不大。当晚，军代表马上召集全连大会，愤怒声讨516分子陈贯良自绝于人民的滔天罪行。
他很快被转移到了农场团部，加强了看管。但时间一长，看管人慢慢放松了，结果终于发生了他的第二次自杀。
据说，关押他的住地到食堂要过马路，就在那天中午，去吃饭时恰好赶上有车经过，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一瞬毫不犹豫地就钻到车轮下，那应该是一辆挂斗重载的拖拉机，人好像当场就被压死了。清查运动不久也嘎然而止，我也可以到连部以外的地方随意走动了，但他已离开人间。
此前，69年，孙绍先也曾经被逼自杀未遂。孙教授是第一批报名来鲤鱼州的清华教授，他以为此举可以脱离政治漩涡，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过单纯的体力劳动生活。
谁知，刚去没几天上面又开始审查，要他说清楚在美国通用公司上班的事，并找出证明人。那时中美早成敌国，怎么可能找到证明人？
急得他号啕大哭，实在受不了了，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多亏同宿舍的人发现的早，把他送到医务室洗胃，才逃下一条命。但最后的审查结果却是“乌龙”。
鲤鱼洲农场于1971年10月全部撤退，是谁的决策和命令，一直没有正式的说法。农场人员的撤退是分两大批进行的。
一批中国的学术中坚就这样在荒芜中耗费着美好的时光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呜呼！
据说，鲤鱼洲在这些人撤走后第二年，就被鄱阳湖水淹没了。湖水超过了大堤坝的高度，大片的稻田和房屋泡在水里，整个鲤鱼洲成了汪洋。当初彭佩云在大堤上放牛，赖荣源在坝上守坝，现在湖水冲来，大坝大堤都不见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源于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份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毛泽东只是一名师范学校毕业生，从未上过正规大学，对知识份子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恨。1918年8月19日，毛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闯荡。在北漂期间穷困潦倒，曾托人谋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一职，月薪仅8块钱，而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
毛对北大图书馆负责人张申府更是久久怀恨于心，因为毛填写图书卡片时写字潦草，张要他重填卡片，可能脸色难看，语带训斥。毛从此怀恨在心。
张申府因得罪了毛，于中共建政前被开除出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备受折磨。
毛对北大的宿怨从未消失，不仅仅针对某几个人，而是扩大到整个大学。1949年毛进京后，多次拒绝邀请，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每次运动，对北大师生的迫害不遗馀力。1957年，北大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仍嫌不够，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撤了他的职，把铁道部的陆平派到北大担任校党委书记，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其中就包括中文系1954级女生林昭。
从北大在毛泽东手下遭遇的一切，不难看出毛心胸的狭隘，灵魂的卑鄙。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五七干校：针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劳改农场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改造知识份子为主要目的的劳改农场。从1968年10月起各地兴办，到1979年2月中共官方宣告正式撤销为止，经历了十年的历史。
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北大、清华在鲤鱼洲、四川绵阳、河南三门峡，中国人大在江西余江等，无数知识份子开始了在穷乡僻壤的炼狱生涯。
被遣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
北大、清华是高级知识份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照顾”。用军代表的话说，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因此派他的亲信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两高校。
1969年10月，中共军委“一号通令”下，北大部分教职工前往鲤鱼洲劳动锻练。而此前的5月，清华2000多教职工已经分批到此创办了“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清华职工居北、北大人处南，共计6000馀人在鲤鱼洲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劳动改造。
在一篇题为《心路--良知的厄运》的文章记录，是迟群、谢静宜（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们的部署的，说当时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
鲤鱼洲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形容鄱阳湖之畔的鲤鱼洲和夹边沟一样，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份子的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
从1969年到1971年，4000多位教授来到这里劳动改造，有不少人长眠在这里：或淹死在湖里，或被翻倒的卡车砸死，或者干活时累死。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方式折磨这批无辜知识份子的。
鲤鱼洲农场的”五七战士”按军事编制分为连、排、班。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图书馆系等单位被编为一个连，男人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式上下层的双人床，一个挨着一个；女人住在另一个小仓库里。夫妻也要分开居住，要轮流排队等候住”家庭房”，每家只能住一个星期。
有不少亲历者也谈到觅食的艰辛，“青菜奇缺，很少吃到。每天喝‘玻璃汤’，就是水上飘几片菜叶，加点盐。”
严绍璗在《南方周末》中有记：“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
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
鲤鱼洲环境恶劣还是血吸虫重疫区
北大中文系教师陆颖华到达鲤鱼洲时的第一印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野，连一棵树都没有。”
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畔，距南昌市区43公里。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70里没有村子。据说，当初是用大堤把鲤鱼洲围起来的。且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从下面能看到鲤鱼洲的湖面。从湖底看鄱阳湖上的点点鱼帆。
每到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下放的几千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担心，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
鲤鱼洲周围有上千亩地。可是谁来种呢？有人提出办一个劳改农场，当时江西省的第一把手程世清不同意，他说：“劳改犯犯了法，我们共产党应该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不是用血吸虫把他从肉体上消灭。”
可见这里就是严重的疫区，连劳改犯都不来的地方。
此外，鲤鱼洲的环境恶劣。北大叶朗教授形容当时他们在鲤鱼洲住的毛草棚，冬天那种冷无法描述。
春天时有三个月的时间里天天下雨。被子、衣服基本都是潮湿的。下雨天就穿着湿衣服劳动。晚上搭在那儿，第二天再穿。这种潮湿的日子会持续几个月。夏天热时有40多度，蚊子、牛虻多的不得了，没法睡觉。
另外，鲤鱼洲的风也非常大，是那种能把草棚掀起的特大风。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牛棚杂忆》曾谈到，北大职工被下放鲤鱼州这是对知识份子的又一次迫害。”
鲤鱼洲血吸虫病 上千人被感染上百人死亡
鲤鱼洲是大跃进时期围湖造田的产物，由于血吸虫病氾滥，不适宜于耕种，因此已被当地农民废弃。据说迟群到当地踩点时，有人曾提出血吸虫病的问题，迟群扬言：既然农民都可以在这里生活，知识份子难道就高人一等吗？
毛泽东的亲信们选中这个地方安置北大、清华学者、教授，中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用心歹毒。
那些早来开辟农场的职工，开始不知道血吸虫危害，又加之军宣队大肆宣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不提倡穿套鞋、涂防虫药膏，使很多人很快染上了血吸虫。
有的治了一段还得继续劳动，还有不少“二进宫”治病的。而治这种病用的全是毒性很大的药，对身体伤害很明显，所以后来只要病情不严重的，也就不去治病了。
据一些资料说，到1970年中，“情况继续恶化,南昌市的医院几乎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
当时，农场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发现80%的人受感染.无奈之下,农场也办起了医院,收容血吸虫病人,就地治疗。”
据网资料，1969年，清华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的确诊者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另一项统计说，1970年农场总人数2128人，（男1678人，女450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80人，讲师487人，助教507人，还有实验员244人，医务人员50人，有1000多人患了血吸虫病。
另据梅祖彦《晚年随笔》记录：“先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有十多人已经因而病逝。”
而在另一处还可以查到钱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清华教授全部到江西鲤鱼州，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地方。结果去了以后死了五六百人。”钱老说自己命好，受到首钢工人“扣押”保护，没去鲤鱼洲。
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农场的工军宣队头头们是心知肚明的。军代表工宣队因为恐惧血吸虫而退避三舍，根本就不下地参加劳动。
比犯人还繁重的劳动 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累死田间
在鲤鱼洲上的生活与劳动对这群知识份子来说是残酷的，当时许多人都年近花甲，周先庚，66岁；邓广铭，62岁；张岱年，61岁；王宪钧，60岁；王竹溪，60岁；；陈有西，58岁；陈振汉，57岁；王宜承，57岁；陆平，56岁；王铁崖，56岁；徐光宪，55岁。此外还有诸多女性，如彭佩云，钱易，陶坚德等，聂元梓同样参与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在挑河泥跌跤，未及时治病而导致椎骨硬化。
北大着名教授杨勋在《心路:良知的命运》一书中介绍，在鲤鱼洲上的劳动比犯人繁重得多。1970年我回去不久就赶上“双抢”（抢收抢种）。大家一连几天不休息，还经常打“夜战”。黑夜里，藉着灯光，我们抱着稻捆供应打谷机，男职工站在打谷机前紧张地脱粒。
有一次清华的支援队伍开到我们10连的田头上。田头路边上停着救护车，稻地旁边搭着凉棚，以便随时将昏倒在地的人抬到凉棚里甦醒，或抬上救护车。
着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记录，自己所处的连队劳力约100多人，生产任务达500亩地，劳动量非常之大。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种水稻，一年播种、收割早中晚三季，防汛期间还要确保鄱阳湖大堤的安全。所以，与其说是“双抢”，不如说是“四抢”：抢收，抢种，抢修房子，抢险。当时，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可见，劳动其实就是对知识份子进行的惩罚。
地理学权威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当时58岁回忆：“……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
农忙时，这些久居像牙塔的老先生们一天到晚泡在水里，磨破指尖，佝偻弯腰，也只能毫无表情的继续苦干。
冬天主要是修水渠，主要是加深排水渠。渠底的土是泥状的，要用老俵锹挖。那老俵锹就像大禹治水画像中扛的铲子，锹头约半尺宽、一尺二长，在泥土里左右各切一下，再从中间插下去，就能切下来一块特大豆腐样的泥，足足有二三十斤重，还要甩到近一人高的地面上，真是要力气的活。
一天下来，累得全身像散架一样，腰更像已经断了似的，疼得连衣服也没法脱，第二天还要照样咬着牙继续干、继续干。
而那些年轻的宣传队的军代表则很少下地干活，总是在田埂上大声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哭’。”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为制造的紧张和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队高声背诵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谁不大声喊，就要受批评，甚至还会训人到半夜后才准解散睡觉。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员王普介绍，到鲤鱼洲最主要的苦还不是劳累，而是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
我们新工人还好，多数是单身，无甚牵挂；可是去江西的老教师们却都是有家难归、妻离子散的。他们受到的首先是“苦其心智”、前途渺茫的压力，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亲人团聚，再回北京，更别说再上讲台、搞专业了。
比如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常迵先生当时一家五口就分在五个地方：常先生在江西，老伴在北京西山清华林场，大女儿、大儿子分别在山西两个县插队，小儿子在校内当“伙夫”，过春节都不能团圆。当时常先生在鲤鱼洲4连养猪，他把猪养得肥到了300多斤，而严重的糖尿病却使他的体重降到了80馀斤，几乎降了一半。
1970年4月18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一头栽在农田里，再也没有起来。这位被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赞誉的学者才华洋溢，一入学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盛澄华随队到鲤鱼洲后，以衰弱之躯体参与劳动锻练，最终心脏病猝发，不及诊治而仙逝。
当时，类似的悲惨故事似乎常见，据严绍璗回忆：“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
农场军队建制 白天劳动晚上斗私批修野营拉练
鲤鱼洲除了劳动惩罚外，还有更难熬的，就是精神折磨。北大鲤鱼洲农场以军队建制，有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这些人变着法折磨这些文弱书生，一会儿搞野营拉练，一会儿搞紧急集合，一会儿开斗争会，人人过关，每周还开两三次会“深挖细找阶级敌人”。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回忆，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了，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忙乱起来，一个个地往外跑，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年龄有六十岁了，胡乱穿上衣服，背包是无法打了，抱着被窝就跑出去了。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光打背包了，衣服没来得及穿，披上棉大衣就跑出去了。队伍集合好了，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电影。就这样，抱着被窝的，光着身子穿棉大衣的，没穿鞋的……稀里糊涂地看了半宿电影！
而现代汉语研究专家王理嘉表示，不仅大人要进行一天80里的野营拉练，连他当时5岁的孩子，都有过背着干粮水壶，被老师带着从场部幼儿园走到10里外的镇上的经历。
数学家胡迪鹤回忆，“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文件，斗私批修。”那时的各个连队都建立了大批判组，以形成对知识份子的话语暴力合围，强调所谓的会上“献忠心，表决心”，会下“斗私心，练红心”。
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牺牲大家去讨好宣传队，他们不顾别人死活加倍整人，揭发并汇报别人的活思想，还故意延长大家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如十连副连长张纯元，就将宣传队规定的下午上工时间由1：30提前到1点。军宣队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又将这一天扣除一半，整个上午安排大家学雷锋做好事，不是叫大家到房前铲草皮，就是到工地上捡废料等。这样，实际上就只有半天休息了。
当时的批判活动紧凑，名目繁多。
在鲤鱼洲，知识份子们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或某一个行为而挨整。龚祥瑞先生私下闲谈中认为把北大教师送来鲤鱼洲就如同拿破崙被流放圣海仑娜岛，被告发后挨批。陈振汉先生据实汇报思想，因不合无产阶级世界观，亦是挨批。
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因老实汇报思想，把自己比作四害之一的麻雀，说自己虽是右派，还可能有用。结果本来快要摘的右派帽子，又多带了好几年。
中外着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被批的神志不清
黄万里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中外着名的水利工程专家。1957年，因为考虑到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而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对一些马屁精鼓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因此被打成右派。
69年到鲤鱼洲“劳动改造”，又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他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被斗得神志恍惚，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叫她帮助回忆一下事实。
备受折磨后，他们还需参加艰苦劳动，甚至中暑发烧亦不能免，按工宣队的说法，39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休息。
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难以支撑，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中暑昏倒了。迷迷糊糊中他顾不上血吸虫威胁，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降温，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516运动清理阶级队伍陈贯良被逼自杀
署名侯国屏的文章《陈贯良之死》里记录：可能是71年2月初，清查516运动突然开始，陈贯良成为我们连的重点，而我因为与他是同班同学，也受牵连。
有一天，大家正在吃饭，忽然外面一道闪光，全连的灯都灭了。一些人跑出去后又回来报告，有人爬到悬空挂的电力变压器上自杀，“空开”跳闸了。原来是他，乘人不备爬上去，后背靠上一对开关点触电，结果引起短路跳闸。
事后知道，他竟然只受了轻伤，只是背上灼伤了两片，其馀问题不大。当晚，军代表马上召集全连大会，愤怒声讨516分子陈贯良自绝于人民的滔天罪行。
他很快被转移到了农场团部，加强了看管。但时间一长，看管人慢慢放松了，结果终于发生了他的第二次自杀。
据说，关押他的住地到食堂要过马路，就在那天中午，去吃饭时恰好赶上有车经过，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一瞬毫不犹豫地就钻到车轮下，那应该是一辆挂斗重载的拖拉机，人好像当场就被压死了。清查运动不久也嘎然而止，我也可以到连部以外的地方随意走动了，但他已离开人间。
此前，69年，孙绍先也曾经被逼自杀未遂。孙教授是第一批报名来鲤鱼州的清华教授，他以为此举可以脱离政治漩涡，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过单纯的体力劳动生活。
谁知，刚去没几天上面又开始审查，要他说清楚在美国通用公司上班的事，并找出证明人。那时中美早成敌国，怎么可能找到证明人？
急得他号啕大哭，实在受不了了，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多亏同宿舍的人发现的早，把他送到医务室洗胃，才逃下一条命。但最后的审查结果却是“乌龙”。
鲤鱼洲农场于1971年10月全部撤退，是谁的决策和命令，一直没有正式的说法。农场人员的撤退是分两大批进行的。
一批中国的学术中坚就这样在荒芜中耗费着美好的时光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呜呼！
据说，鲤鱼洲在这些人撤走后第二年，就被鄱阳湖水淹没了。湖水超过了大堤坝的高度，大片的稻田和房屋泡在水里，整个鲤鱼洲成了汪洋。当初彭佩云在大堤上放牛，赖荣源在坝上守坝，现在湖水冲来，大坝大堤都不见了。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源于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源于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份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毛泽东只是一名师范学校毕业生，从未上过正规大学，对知识份子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恨。1918年8月19日，毛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闯荡。在北漂期间穷困潦倒，曾托人谋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一职，月薪仅8块钱，而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
毛对北大图书馆负责人张申府更是久久怀恨于心，因为毛填写图书卡片时写字潦草，张要他重填卡片，可能脸色难看，语带训斥。毛从此怀恨在心。
张申府因得罪了毛，于中共建政前被开除出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备受折磨。
毛对北大的宿怨从未消失，不仅仅针对某几个人，而是扩大到整个大学。1949年毛进京后，多次拒绝邀请，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每次运动，对北大师生的迫害不遗馀力。1957年，北大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仍嫌不够，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撤了他的职，把铁道部的陆平派到北大担任校党委书记，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其中就包括中文系1954级女生林昭。
从北大在毛泽东手下遭遇的一切，不难看出毛心胸的狭隘，灵魂的卑鄙。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