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水利专家黄万里代表着中国科学家的良心。1955年6月，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关于《黄河规划》讨论会，要对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大坝设计方案提意见。在坐70多位名科学家，没有人敢说不，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至此被定位“大右派”进行反覆批判。黄万里右派的帽子带了22年，经历了22年的折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是晚清举人、着名教育家，岳父丁惟汾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元老。
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
1931年长江、汉水氾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之馀，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
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
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氾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学改学水利。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
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着《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讨论苏联专家关于黄河的规划，会上专家交口称赞，唯有黄万里一人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苏联专家的黄河规划。
1956年5月黄万里在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上提交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违背科学精神，将造成恶果。
1957年6月，由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水库方案提意见，谈看法。
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馀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像的批判会。
观点不被重视，黄万里选择折中：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照原设计，将六个底孔全部堵死。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
7天后黄万里被《人民日报》点名为“大右派”进行批判，继而工资从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
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随即连续发出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花丛小语》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覆、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就在毛泽东指责黄万里的诗词是“什么话”之后的日子里，黄万里不顾自身遭受的政治厄运，在北京会议上舌战群儒，继续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
1958年，28日召开了批判反动小说“花丛小语”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反动言论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虽然天气酷热，温度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礼堂、教室内、草坪上还是挤满了感情激愤的师生员工一万多人。
会上教授、学生、校工严厉攻击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和他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
时年46岁的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力。子女升学也由此受到影响。而他长年被下放劳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检查。
黄万里曾经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再次提起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和《贺新郎》这首词。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始蓄水发电，运行不久库区上游就出现大量泥沙淤积，渭河平原岌岌可危。此后三门峡大坝不得不两次改建，被封住的八个底孔花掉八千万被打开，计画中的高坝大库不得不改为蓄清排浊的低水头径流式发电的水坝。
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
文革十年，黄万里的日子更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他被驱赶到校园劳动，被剃阴阳头，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里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赶出家门，住到简陋的集体宿舍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
但他从不自怜自艾，仍秉灯苦读。他常对子女说：“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万里在自家后院被他们用带着金属扣的皮带抽打后背。这时，邻居一个十多岁男孩也混进来，用砖头击中黄万里的后脑杓。黄万里当时头轰的一下又昏又疼，心想这下死定了。
幸亏主持打人的大学生立刻制止：“不许打头部。”言下之意是可以打别的部位。后来红卫兵把那男孩轰走，黄万里背部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一条条血痕。连续几天不能躺，只能俯卧。
黄万里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就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与民工同住干打垒的半地窖里，同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到冬天就饥饿难忍。1960年大饥荒后才从水库撤回，改为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站的测量。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1969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的劳改场，不少人后来死于血吸虫病，也有不少人死于肝硬化。
黄万里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他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最后，被斗得神志恍惚的他，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叫她帮助回忆。
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中暑，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捡回一命。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1971年写下七绝《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1971年，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工宣队觉得“太便宜了他”，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甚至被幼儿园孩子都被教唆来骂他为“大右派”、“大坏蛋”。在打扫厕所、轮番批斗之馀。他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仍把心思放在如何治理黄河上。
1973年到1976年间，黄万里在被有关领导告知不准进行治黄研究的情况下，写完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
从1957年被毛泽东打成大右派，历经22年半的折磨，1980年2月，黄万里才等到右派“改正”的一天。他是清华右派中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最后一个是钱伟长）。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着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黄万里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
1、巴西把原计画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
2、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
3、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
4、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画。
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着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
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17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50至100万千瓦站，陆续修建，5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
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预言：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1983年7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若重来一个81年7月当地的洪水，则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灾。
如今，三峡蓄水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污染，水系失衡等问题犹如钓鱼工程，越滚越多，已被外界称为“世界最大烂尾工程”。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覆。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黄万里还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如今三峡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
清华大学水利系张斗教授曾估计，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还需要花费3,000亿元。三峡总公司曾宣布，还将投入3.82亿元保护珍稀鱼类保护区。一些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科学家早就指出，三峡是一个“钓鱼工程”。三峡工程最初向上报一很小数字，到后来不断追加钱，没完没了。
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是晚清举人、着名教育家，岳父丁惟汾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元老。
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
1931年长江、汉水氾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之馀，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
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
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氾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学改学水利。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
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着《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反对三峡工程 70人与会仅1人敢言
1955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讨论苏联专家关于黄河的规划，会上专家交口称赞，唯有黄万里一人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苏联专家的黄河规划。
1956年5月黄万里在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上提交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违背科学精神，将造成恶果。
1957年6月，由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水库方案提意见，谈看法。
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馀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像的批判会。
观点不被重视，黄万里选择折中：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照原设计，将六个底孔全部堵死。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
3000馀字的短篇被定为右派小说家
7天后黄万里被《人民日报》点名为“大右派”进行批判，继而工资从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
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随即连续发出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花丛小语》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覆、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就在毛泽东指责黄万里的诗词是“什么话”之后的日子里，黄万里不顾自身遭受的政治厄运，在北京会议上舌战群儒，继续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
1958年，28日召开了批判反动小说“花丛小语”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反动言论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虽然天气酷热，温度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礼堂、教室内、草坪上还是挤满了感情激愤的师生员工一万多人。
会上教授、学生、校工严厉攻击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和他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
时年46岁的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力。子女升学也由此受到影响。而他长年被下放劳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检查。
黄万里曾经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再次提起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和《贺新郎》这首词。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
三峡开工 40亿建设资金可救当时几千万中国人的命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始蓄水发电，运行不久库区上游就出现大量泥沙淤积，渭河平原岌岌可危。此后三门峡大坝不得不两次改建，被封住的八个底孔花掉八千万被打开，计画中的高坝大库不得不改为蓄清排浊的低水头径流式发电的水坝。
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
黄万里下放劳动改造九死一生
文革十年，黄万里的日子更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他被驱赶到校园劳动，被剃阴阳头，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里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赶出家门，住到简陋的集体宿舍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
但他从不自怜自艾，仍秉灯苦读。他常对子女说：“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万里在自家后院被他们用带着金属扣的皮带抽打后背。这时，邻居一个十多岁男孩也混进来，用砖头击中黄万里的后脑杓。黄万里当时头轰的一下又昏又疼，心想这下死定了。
幸亏主持打人的大学生立刻制止：“不许打头部。”言下之意是可以打别的部位。后来红卫兵把那男孩轰走，黄万里背部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一条条血痕。连续几天不能躺，只能俯卧。
黄万里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就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与民工同住干打垒的半地窖里，同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到冬天就饥饿难忍。1960年大饥荒后才从水库撤回，改为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站的测量。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1969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的劳改场，不少人后来死于血吸虫病，也有不少人死于肝硬化。
黄万里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他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最后，被斗得神志恍惚的他，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叫她帮助回忆。
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中暑，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捡回一命。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1971年写下七绝《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1971年，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工宣队觉得“太便宜了他”，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甚至被幼儿园孩子都被教唆来骂他为“大右派”、“大坏蛋”。在打扫厕所、轮番批斗之馀。他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仍把心思放在如何治理黄河上。
1973年到1976年间，黄万里在被有关领导告知不准进行治黄研究的情况下，写完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
从1957年被毛泽东打成大右派，历经22年半的折磨，1980年2月，黄万里才等到右派“改正”的一天。他是清华右派中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最后一个是钱伟长）。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着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黄万里三峡工程预言十一种灾难已成真
黄万里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
1、巴西把原计画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
2、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
3、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
4、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画。
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着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
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17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50至100万千瓦站，陆续修建，5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
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预言：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1983年7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若重来一个81年7月当地的洪水，则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灾。
如今，三峡蓄水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污染，水系失衡等问题犹如钓鱼工程，越滚越多，已被外界称为“世界最大烂尾工程”。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覆。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黄万里还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如今三峡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
清华大学水利系张斗教授曾估计，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还需要花费3,000亿元。三峡总公司曾宣布，还将投入3.82亿元保护珍稀鱼类保护区。一些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科学家早就指出，三峡是一个“钓鱼工程”。三峡工程最初向上报一很小数字，到后来不断追加钱，没完没了。
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