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在“文革”中，贺龙被指控为准备推动“二月兵变”而被打倒，惨遭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重的贺龙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后惨死；死后，遗体被偷偷火化。
周恩来与贺龙自1927年南昌暴动中相识。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之后，周恩来介绍贺龙入党，到贺龙去世，两人有着长达42年的交往。
然而不断被披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显示，周恩来不仅是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还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贺龙罪名的升级更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共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贺龙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周恩来申辩一下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希望周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薛庆超的《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一书中记载：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奉命于1967年1月19日正式与贺龙谈了一次话，周说本来“这次谈话的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XX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贺龙想向周恩来说明：这些都是林彪对自己的陷害。但周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XX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最后，周对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第二天凌晨四时，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西山附近像鼻子沟的一个地方。
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XX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枝’。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6月9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像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年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中共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周恩来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
相反，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李仲公在中央专案组的要求下，交出了当时贺龙“通敌”的“亲笔信”，而整个过程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李仲公将贺龙的信托人送交周恩来后，很快就得到周的答覆，周恩来办公室派了一个人到李家，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铁证”。
1974年，华国锋主导复查贺龙案后，证实这封信是伪造。
另据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肖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肖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叶剑英对军队干部说：“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这些揭发材料大都来自贺龙比较信任的部下；仅有一份是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贺龙写给其一位国民政府任职的旧交。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曾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纪登奎作为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有权力有资格查阅中共中央绝密档案。
姚监复说：“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覆，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文章说，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清二楚。但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却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以死命。纪登奎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周恩来与贺龙自1927年南昌暴动中相识。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之后，周恩来介绍贺龙入党，到贺龙去世，两人有着长达42年的交往。
然而不断被披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显示，周恩来不仅是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还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贺龙罪名的升级更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周恩来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共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贺龙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周恩来申辩一下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希望周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薛庆超的《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一书中记载：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奉命于1967年1月19日正式与贺龙谈了一次话，周说本来“这次谈话的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XX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贺龙想向周恩来说明：这些都是林彪对自己的陷害。但周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XX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最后，周对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第二天凌晨四时，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西山附近像鼻子沟的一个地方。
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XX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枝’。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6月9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贺龙罪名的升级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像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年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中共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周恩来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
相反，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李仲公在中央专案组的要求下，交出了当时贺龙“通敌”的“亲笔信”，而整个过程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李仲公将贺龙的信托人送交周恩来后，很快就得到周的答覆，周恩来办公室派了一个人到李家，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铁证”。
1974年，华国锋主导复查贺龙案后，证实这封信是伪造。
另据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肖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肖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叶剑英对军队干部说：“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这些揭发材料大都来自贺龙比较信任的部下；仅有一份是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贺龙写给其一位国民政府任职的旧交。
姚监复：周恩来是伪君子、刽子手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曾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纪登奎作为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有权力有资格查阅中共中央绝密档案。
姚监复说：“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覆，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文章说，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清二楚。但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却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以死命。纪登奎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