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也许与我一样，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环境总是喜欢怀旧，小时候我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一些过去的事，后来父亲用洋洋洒洒十万字拼凑成一部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更多的故事。父亲躲避过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共产党进入重庆后，当保长的爷爷失业，穿美式校服正在憧憬美好未来的父亲也辍学，当父亲知道自己不是爷爷亲生儿子的时候，双方的感情却胜过亲生骨肉，当被批斗的爷爷已经无法站起来的时候，为了爷爷不被暴打，15岁的父亲毅然搀扶着爷爷，被迫在台上挨批斗。父亲还经历一次家法的严惩使其终身铭记而看淡金钱，父亲在严肃的外表后面也有一段含情脉脉的爱情故事。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留下金钱，而留下一部胜过金钱的故事。以下是父亲回忆录的部分内容。
月后押长唐第迁
1935年6月，我出生在现在的重庆永川大佛寺附近，刚来世上不久，从事竹编工艺的爸爸因病去逝，妈妈一人要拉扯我们四个孩子显然非常困难，正好当地唐家需要抱养一子去押长，这样刚满一个月的我就被抱去了唐家。
唐家是永昌镇（现在的重庆永川区）里的一个大户人家，进大门后连接有九间住房，在街上有自家门面做五金生意，在乡区还有许多田土可供收租。唐家的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我，还给我雇来一位奶妈。后来养母又生下了一个弟弟，二个妹妹。我与弟妹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后来，伯伯因赌博而卖掉了唐家相当部分的田土，长辈都同意分家。分家后的养父吃苦耐劳，在“花朝门”租了一间住房。他独自一人步行去泸洲进铁货，起早贪黑，挨饥受饿，爬山涉水，背着沉甸甸的毛铁和五金，要走两天时间才能回到永川。就这样做起了小商贩生意。一家六口人虽说在生活上不冷不热，但起码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解决。
因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口才也不错，常常为街坊邻居作些调解工作，因此养父当上了永昌镇保长，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躲避日本飞机大轰炸
记得大约在八岁时，日本飞机从武汉飞到重庆进行大轰炸，永川也在劫难中。那时侯，下街子警察局的门前安装了报警器，望城坡有红绿色的灯笼区别警示，只要报警器一响或红灯笼一亮，城里的老百姓潮水般往城外涌，各自去找藏身之地。父亲安排母亲带着弟妹先跑，通常去较远的张家坡农村陈大娘家躲藏，我和父亲紧急处理家况和关门面，然后跑到附近的新桥拱下（现在的泸洲街桥）躲藏，待解除警报后回家。
有一次，小什字中间的路面被炸出一个很深的大坑，幸运的是周围房屋一点没有受损。还有一次刚回家，二楼住房的床上还被飞来的一块大石头砸中。这是母亲的陪嫁床，很厚实的床顶木木板被击穿，奇怪的是蚊帐的布顶一点也没有损伤。
那段时间躲避飞机扔下来的炸弹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但北山一带被炸后损失很惨重，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难民模样的人。
此后，重庆白市驿机场有了空军部队，并增加高射炮部队，日本飞机也就很少进来了。我的幺叔参加了白市驿机场空军地勤，穿空军服装，胸背斜挂刀袋，佩短刺刀，好威武，好羡慕啊！当幺叔穿便装时，我就偷偷穿他的军服出去耀武扬威，幺叔知道后就责骂我，我没有认错还与他顶嘴，幺叔气急之下就抛来一根竹棍，恰好击中我的后脑，流血不止，这时又把幺叔吓住了，他急忙用水烟给我贴上才止了血。但我心里却暗暗佩服幺叔，打敌人一定很准，真不愧为空军啊！
月馀后，幺叔结婚举行老式婚礼。拜堂后新郎新娘要与哥嫂和其他亲友施礼，我们这些小辈们可以与新郎新娘施行倒拜，然后即可在凉席上抓一次“红包”，我没有堂兄堂弟们那么老实，相比之下，我要抓得多些。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在场的满姑姑好像有什么事，急忙上楼去然后又急急的下楼来，她三步并着两步下楼时出了差错，只见她乒乒砰砰地滚下楼来，幸好是板式楼梯没有被伤着。全家人本来就很开心了，这一下更是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新郎新娘也笑弯了腰。
从懵懂中醒来
我7岁进入小学读书，因贪玩，在三年级时还留了一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努力读书，假期在家里往往还要自学私塾的“三字经”和其他古书等。考初中时，我的考分在被录取的十二人中居第二，考上了当地重点中学永中，这时候我才从懵懂中醒来，调皮劲儿大大减少。
当时我所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到高年级的时候就穿美式校服，戴军大盖帽，系军腰带，打军绑腿。进了中学后，仍然穿美式校服（当地城镇只限永中学生）但帽子被改为船形帽。父亲见我那身打扮，加之我学习努力，也非常高兴！偶尔也给我一点零用钱，但大多数我还是去麻将桌边找母亲要，母亲赢了钱会多给点，但母亲也常常输钱，因此我也就什么都要不到了。
我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不但偷家里的钱，还时常耍小聪明拿别人的钱，有一次父亲要还钱，将捆好的100张小钞(每10张一小叠)递给我，叫我还给同街的龙家，我去还钱的途中从中抽出两张（约现在的两元钱），我想他们即便发现了也不便提及此事，我这样做了果然没有后果，但命运的安排谁也料不到，八年以后，我竟然成了龙家的女婿，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后来我终于犯过一次大错，当时偷了自家门面租户的钱，被发现后，父亲从未这样生气过，将我一顿痛打，那时都有家规家法，对偷盗行为都看得很重，是非常不光彩的事，败坏门风，当时父亲不仅仅是生意人，还是保长，也算是吃政府饭的人，对于家风看得非常重，是不希望有如此家丑，于是父亲决定不要我了，就扒光了我的衣裤，那时正是数九寒天，赤条条的我冷得直发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父亲一定要按家法处置，他给了我一个碗，一双筷子就叫我去讨饭求生，街坊邻居见此状不忍，还有朝夕相处的亲人们全都来苦苦相劝，父亲的气也消下去大半，最终才免去弃子的处罚。经历了此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抱养的，但令人感动的是养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次教训给我很大的启示，家法虽然没有国法大，但这件事却真正铭刻到了自己灵魂深处，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不良习气，以至于在川西一家大型企业参加工作后，也常常引以为戒，无论当企业医生还是企业管理的科长、行政办主任，还是当企业第三产业部驻成都的总经理，我的一生虽拥有权力，直接跟金钱、利益打交道，但从来没有贪污腐败行为，被许多人称为清官。
肩膀驮着父亲一起挨批斗
当时能进永中读书的人不多，别说学费，光那套美式童子军装就得花很多钱。初中开始不用书包了，只需带当天的课本，放学后我从现在的振兴校（原永中男中的校址）回到小什字的家还有一段路，我每天和同学们一道穿着所有人都羡慕的美式校服，夹着书本，走起路来都格外体面，同时也在梦想和憧憬美好的未来。读书虽说紧张点，但我的学习成绩总能够保持前茅，这样下去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也不是太大问题。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初中还没毕业，这个好梦就破灭了。
1949年底，来了共产党的军队，政府各个部门全部换上共产党的官员，父亲作为永昌镇的保长（现在的永昌镇志中还有他的排名记载），被共产党拿下其职务也是在所难免的。
学校停课一周后继续上课，但跟国民时期的面貌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到处是红色标语，老师也换掉许多，学生全都不允许穿美式校服，广播里也都是些“嘿啦啦－嘿啦啦－”的歌曲和一些口号声。
我虽然也能够回校上课，但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50年，因时局的不断变化，失去工作的父亲，生意也很难支撑下去，就打点了生意，换成棉纱40坨，买下了西郊巷的住房（大约100多平方），我们很快就从小什字迁去新居。这时父亲手头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对我说：“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有钱供你继续读书，你快15岁了，只有当工人才有出路。”我说：“我可以去考师范学校或者去参军。”
那时103文工团正在永川招兵，我和同班同学都有报名，因我从小就会一点吹拉弹唱，103文工团已经录取我，但父亲反对我参军去朝鲜当炮灰，文工团也不行，子弹可不长眼睛。我被父亲锁在一间小屋里，整整关了两天，最终失去了这次机会。（我安家的亲哥哥也在这一年参军去了朝鲜，回国后在某野战军任排长，他的家庭成分好，后来又逐步升到团长，79年从越南战场回来后升为师长。）
父亲也不同意我去考师范学校，之后，当我眼睁睁看着继续读书的同学们整队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低下了头，回家后还偷偷哭过两次。为了分担父亲沉重的经济压力，我同意去当学徒织布。1951年初，我义师领头成立了织布厂，由于生意很好，参股人数越来越多，最兴旺时期，达到上百名职工。厂里识字的人很少，义师就安排我搞一些管理工作。
1951年下半年，当过保长的父亲，终于被打入阶级敌人的群体，被拉出来让群众批斗，然后关押在福丰茶馆后面的一间屋内。他常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疼痛难忍，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母亲苦苦相劝，无奈之下，母亲来厂里找我去劝说父亲。
“弟妹都还小，母亲如何拉扯一大家人，这个家不能没有主心骨呀！”我哭得异常伤心，可以看出父亲非常在乎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孩子，我一片忠孝的态度终于打动了父亲，答应我不再寻短见。但我还是害怕父亲一时想不开，就不敢离开父亲。陪着父亲关押，还常常陪着去挨群众批斗。
有一次，父亲因腿被打伤，在批斗大会上站不起来，但主席台上的人一定要他站起来，否则群众看不清楚，父亲试图站起来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知道站不起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当场要吃拳头，拉回房间后不知还要受到多少折磨。我就咬着牙关，用肩膀驮着父亲慢慢站了起来，主席台上的人喊一阵政治口号，台下的人就举起拳头呼应，我也被一同批斗，称为地主崽儿、狗崽子等。
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昔日在街上春风得意，昂头挺胸，今天一下子就掉入了深渊。父亲靠自己的勤奋挣起来一份家业，没有不正当来源，为什么要扣这样大的帽子？当保长也从不欺人害人，还帮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人们都钦佩他，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失去理智，黑白不分?
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父亲没有选择自杀，但政府又不愿放人，就将父亲关进了看守所，公安说是有犯罪举报，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证据结案。
十八梯旁小棒充
织布厂作为股份制的私有企业，在推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统治下，挣扎了一年多，最终于1952年10月宣布破产解散，我因此失业，父亲还在看守所，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又陷入危机，一日只能吃两餐，吃的是清稀饭加煮高粱汤圆。
母亲靠替别人洗衣、做鞋和看小孩来支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我已满17岁，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就和14岁的弟弟去打工，但下苦力也赚不了几个钱。那种日子真难熬！后来又去李家沟煤矿抬矿柱（坑木），一周后结帐，除了饭钱以外分文不剩，只好回家，在走到双石镇的时候肚子饿了，没钱吃午饭，与我们一道的唐叔叔说去他的亲戚彭家吃饭。
彭孝都比我小几岁，穿着很阔，我们都非常羡慕他（彭孝都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那时候作为国民党军官正在川西指挥修军事要道和设施，后来被共产党收编。）我们在这里饱餐了一顿。这顿饭不知又和孝都结下了什么缘，几十年后，我竟然和他打上了亲家。（他的女儿与我的儿子结为夫妇）
母亲叫我给满姑姑写信找工作，在重庆大学工作的满姑姑满口答应，叫我快去，说是校长正好缺一个通讯员。于是我从永川步行到重庆主城区，翻山越岭走了二天，当我站在中梁山上看到重庆主城区的时候，感到山城好美呀，美不胜收。
满姑是校内刻板组职员，姑爷是重大数学系教授，他们对我都很好，但三个月后校长变卦了，可能发现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还被关押在看守所，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校长来说是非常忌讳的，我因此失去了这份很好的工作，只得去附近建筑工地打工，去嘉陵江边担沙。后来还去较场口十八梯旁找下力的活，也就是被人们称为的山城“棒棒军”。
不久，母亲来信叫我立即回家，说是西康（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缘部交界地区）一家大型工业局到永川来招工，待遇很好。
（未完待续）
下接： 父亲离开时留下一部过去的故事（下）
（责任编辑：任浩）
月后押长唐第迁
1935年6月，我出生在现在的重庆永川大佛寺附近，刚来世上不久，从事竹编工艺的爸爸因病去逝，妈妈一人要拉扯我们四个孩子显然非常困难，正好当地唐家需要抱养一子去押长，这样刚满一个月的我就被抱去了唐家。
唐家是永昌镇（现在的重庆永川区）里的一个大户人家，进大门后连接有九间住房，在街上有自家门面做五金生意，在乡区还有许多田土可供收租。唐家的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我，还给我雇来一位奶妈。后来养母又生下了一个弟弟，二个妹妹。我与弟妹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后来，伯伯因赌博而卖掉了唐家相当部分的田土，长辈都同意分家。分家后的养父吃苦耐劳，在“花朝门”租了一间住房。他独自一人步行去泸洲进铁货，起早贪黑，挨饥受饿，爬山涉水，背着沉甸甸的毛铁和五金，要走两天时间才能回到永川。就这样做起了小商贩生意。一家六口人虽说在生活上不冷不热，但起码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解决。
因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口才也不错，常常为街坊邻居作些调解工作，因此养父当上了永昌镇保长，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躲避日本飞机大轰炸
记得大约在八岁时，日本飞机从武汉飞到重庆进行大轰炸，永川也在劫难中。那时侯，下街子警察局的门前安装了报警器，望城坡有红绿色的灯笼区别警示，只要报警器一响或红灯笼一亮，城里的老百姓潮水般往城外涌，各自去找藏身之地。父亲安排母亲带着弟妹先跑，通常去较远的张家坡农村陈大娘家躲藏，我和父亲紧急处理家况和关门面，然后跑到附近的新桥拱下（现在的泸洲街桥）躲藏，待解除警报后回家。
有一次，小什字中间的路面被炸出一个很深的大坑，幸运的是周围房屋一点没有受损。还有一次刚回家，二楼住房的床上还被飞来的一块大石头砸中。这是母亲的陪嫁床，很厚实的床顶木木板被击穿，奇怪的是蚊帐的布顶一点也没有损伤。
那段时间躲避飞机扔下来的炸弹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但北山一带被炸后损失很惨重，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难民模样的人。
此后，重庆白市驿机场有了空军部队，并增加高射炮部队，日本飞机也就很少进来了。我的幺叔参加了白市驿机场空军地勤，穿空军服装，胸背斜挂刀袋，佩短刺刀，好威武，好羡慕啊！当幺叔穿便装时，我就偷偷穿他的军服出去耀武扬威，幺叔知道后就责骂我，我没有认错还与他顶嘴，幺叔气急之下就抛来一根竹棍，恰好击中我的后脑，流血不止，这时又把幺叔吓住了，他急忙用水烟给我贴上才止了血。但我心里却暗暗佩服幺叔，打敌人一定很准，真不愧为空军啊！
月馀后，幺叔结婚举行老式婚礼。拜堂后新郎新娘要与哥嫂和其他亲友施礼，我们这些小辈们可以与新郎新娘施行倒拜，然后即可在凉席上抓一次“红包”，我没有堂兄堂弟们那么老实，相比之下，我要抓得多些。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在场的满姑姑好像有什么事，急忙上楼去然后又急急的下楼来，她三步并着两步下楼时出了差错，只见她乒乒砰砰地滚下楼来，幸好是板式楼梯没有被伤着。全家人本来就很开心了，这一下更是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新郎新娘也笑弯了腰。
从懵懂中醒来
我7岁进入小学读书，因贪玩，在三年级时还留了一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努力读书，假期在家里往往还要自学私塾的“三字经”和其他古书等。考初中时，我的考分在被录取的十二人中居第二，考上了当地重点中学永中，这时候我才从懵懂中醒来，调皮劲儿大大减少。
当时我所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到高年级的时候就穿美式校服，戴军大盖帽，系军腰带，打军绑腿。进了中学后，仍然穿美式校服（当地城镇只限永中学生）但帽子被改为船形帽。父亲见我那身打扮，加之我学习努力，也非常高兴！偶尔也给我一点零用钱，但大多数我还是去麻将桌边找母亲要，母亲赢了钱会多给点，但母亲也常常输钱，因此我也就什么都要不到了。
我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不但偷家里的钱，还时常耍小聪明拿别人的钱，有一次父亲要还钱，将捆好的100张小钞(每10张一小叠)递给我，叫我还给同街的龙家，我去还钱的途中从中抽出两张（约现在的两元钱），我想他们即便发现了也不便提及此事，我这样做了果然没有后果，但命运的安排谁也料不到，八年以后，我竟然成了龙家的女婿，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后来我终于犯过一次大错，当时偷了自家门面租户的钱，被发现后，父亲从未这样生气过，将我一顿痛打，那时都有家规家法，对偷盗行为都看得很重，是非常不光彩的事，败坏门风，当时父亲不仅仅是生意人，还是保长，也算是吃政府饭的人，对于家风看得非常重，是不希望有如此家丑，于是父亲决定不要我了，就扒光了我的衣裤，那时正是数九寒天，赤条条的我冷得直发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父亲一定要按家法处置，他给了我一个碗，一双筷子就叫我去讨饭求生，街坊邻居见此状不忍，还有朝夕相处的亲人们全都来苦苦相劝，父亲的气也消下去大半，最终才免去弃子的处罚。经历了此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抱养的，但令人感动的是养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次教训给我很大的启示，家法虽然没有国法大，但这件事却真正铭刻到了自己灵魂深处，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不良习气，以至于在川西一家大型企业参加工作后，也常常引以为戒，无论当企业医生还是企业管理的科长、行政办主任，还是当企业第三产业部驻成都的总经理，我的一生虽拥有权力，直接跟金钱、利益打交道，但从来没有贪污腐败行为，被许多人称为清官。
肩膀驮着父亲一起挨批斗
当时能进永中读书的人不多，别说学费，光那套美式童子军装就得花很多钱。初中开始不用书包了，只需带当天的课本，放学后我从现在的振兴校（原永中男中的校址）回到小什字的家还有一段路，我每天和同学们一道穿着所有人都羡慕的美式校服，夹着书本，走起路来都格外体面，同时也在梦想和憧憬美好的未来。读书虽说紧张点，但我的学习成绩总能够保持前茅，这样下去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也不是太大问题。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初中还没毕业，这个好梦就破灭了。
1949年底，来了共产党的军队，政府各个部门全部换上共产党的官员，父亲作为永昌镇的保长（现在的永昌镇志中还有他的排名记载），被共产党拿下其职务也是在所难免的。
学校停课一周后继续上课，但跟国民时期的面貌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到处是红色标语，老师也换掉许多，学生全都不允许穿美式校服，广播里也都是些“嘿啦啦－嘿啦啦－”的歌曲和一些口号声。
我虽然也能够回校上课，但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50年，因时局的不断变化，失去工作的父亲，生意也很难支撑下去，就打点了生意，换成棉纱40坨，买下了西郊巷的住房（大约100多平方），我们很快就从小什字迁去新居。这时父亲手头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对我说：“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有钱供你继续读书，你快15岁了，只有当工人才有出路。”我说：“我可以去考师范学校或者去参军。”
那时103文工团正在永川招兵，我和同班同学都有报名，因我从小就会一点吹拉弹唱，103文工团已经录取我，但父亲反对我参军去朝鲜当炮灰，文工团也不行，子弹可不长眼睛。我被父亲锁在一间小屋里，整整关了两天，最终失去了这次机会。（我安家的亲哥哥也在这一年参军去了朝鲜，回国后在某野战军任排长，他的家庭成分好，后来又逐步升到团长，79年从越南战场回来后升为师长。）
父亲也不同意我去考师范学校，之后，当我眼睁睁看着继续读书的同学们整队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低下了头，回家后还偷偷哭过两次。为了分担父亲沉重的经济压力，我同意去当学徒织布。1951年初，我义师领头成立了织布厂，由于生意很好，参股人数越来越多，最兴旺时期，达到上百名职工。厂里识字的人很少，义师就安排我搞一些管理工作。
1951年下半年，当过保长的父亲，终于被打入阶级敌人的群体，被拉出来让群众批斗，然后关押在福丰茶馆后面的一间屋内。他常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疼痛难忍，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母亲苦苦相劝，无奈之下，母亲来厂里找我去劝说父亲。
“弟妹都还小，母亲如何拉扯一大家人，这个家不能没有主心骨呀！”我哭得异常伤心，可以看出父亲非常在乎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孩子，我一片忠孝的态度终于打动了父亲，答应我不再寻短见。但我还是害怕父亲一时想不开，就不敢离开父亲。陪着父亲关押，还常常陪着去挨群众批斗。
有一次，父亲因腿被打伤，在批斗大会上站不起来，但主席台上的人一定要他站起来，否则群众看不清楚，父亲试图站起来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知道站不起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当场要吃拳头，拉回房间后不知还要受到多少折磨。我就咬着牙关，用肩膀驮着父亲慢慢站了起来，主席台上的人喊一阵政治口号，台下的人就举起拳头呼应，我也被一同批斗，称为地主崽儿、狗崽子等。
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昔日在街上春风得意，昂头挺胸，今天一下子就掉入了深渊。父亲靠自己的勤奋挣起来一份家业，没有不正当来源，为什么要扣这样大的帽子？当保长也从不欺人害人，还帮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人们都钦佩他，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失去理智，黑白不分?
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父亲没有选择自杀，但政府又不愿放人，就将父亲关进了看守所，公安说是有犯罪举报，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证据结案。
十八梯旁小棒充
织布厂作为股份制的私有企业，在推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统治下，挣扎了一年多，最终于1952年10月宣布破产解散，我因此失业，父亲还在看守所，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又陷入危机，一日只能吃两餐，吃的是清稀饭加煮高粱汤圆。
母亲靠替别人洗衣、做鞋和看小孩来支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我已满17岁，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就和14岁的弟弟去打工，但下苦力也赚不了几个钱。那种日子真难熬！后来又去李家沟煤矿抬矿柱（坑木），一周后结帐，除了饭钱以外分文不剩，只好回家，在走到双石镇的时候肚子饿了，没钱吃午饭，与我们一道的唐叔叔说去他的亲戚彭家吃饭。
彭孝都比我小几岁，穿着很阔，我们都非常羡慕他（彭孝都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那时候作为国民党军官正在川西指挥修军事要道和设施，后来被共产党收编。）我们在这里饱餐了一顿。这顿饭不知又和孝都结下了什么缘，几十年后，我竟然和他打上了亲家。（他的女儿与我的儿子结为夫妇）
母亲叫我给满姑姑写信找工作，在重庆大学工作的满姑姑满口答应，叫我快去，说是校长正好缺一个通讯员。于是我从永川步行到重庆主城区，翻山越岭走了二天，当我站在中梁山上看到重庆主城区的时候，感到山城好美呀，美不胜收。
满姑是校内刻板组职员，姑爷是重大数学系教授，他们对我都很好，但三个月后校长变卦了，可能发现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还被关押在看守所，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校长来说是非常忌讳的，我因此失去了这份很好的工作，只得去附近建筑工地打工，去嘉陵江边担沙。后来还去较场口十八梯旁找下力的活，也就是被人们称为的山城“棒棒军”。
不久，母亲来信叫我立即回家，说是西康（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缘部交界地区）一家大型工业局到永川来招工，待遇很好。
（未完待续）
下接： 父亲离开时留下一部过去的故事（下）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