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父亲离开时留下一部过去的故事（上）
爬山涉水索桥险
国家大型企业局的招工方没有说具体什么行业，但说是到了成都要给每人发四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元）安家费。我报名后，招工方最后说我不够格。原织布厂的一位朋友，当时是团支部书记，他去找熟人替我开后门，但是条件是要叫我重新取名字，我想要远离故乡就叫唐故远吧，由此才得以通过。
但不管怎么说把，我想从此有了正式工作，开始新的人生旅途，还能寄钱回家给母亲和弟妹摆脱困境。没想到去西康的路费和一路上的吃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国有大企业竟然没有承担一分钱，为了筹集我的路费，母亲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这国有大企业承诺在成都发放安家费也成了一场骗局，母亲指望的这笔救济也落空。
我们劳工自费从永川乘坐火车去成都，但是从成都去雅安的路上没有交通工具，所有人都背行李列队步行，三百多劳务大军被编成了五个分队，最后一个分队是被收编的原国民党兵，他们青一色着军装。其他人穿的很杂，有穿长衫的、穿马褂的、穿学生装的、有头上缠白帕子的。我背着母亲给我的一床被子、毯子，外加一个木皮箱子，队伍每天走50华里。
第六天我们走到了雅安，由于没有发放40万元安家费，政府怕我们到雅安城里闹事，故不让我们进城。原来雅安还不是行程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朝大山深处进发，上面要求我们减负，我将母亲给我的木皮箱子丢掉只留行李，在半山腰上还露宿了一夜。连日来上面也没发一分钱，我自己的生活费已经用光，不得不借钱行军。翻越了两座大山，趟过了三条河，最终来到一个伐木林场，这就是最早兴建的西康森林工业局，这里看起来很热闹，还驻扎有部队。
辛苦工作反倒欠企业的债
起初的半年是实行计时工资制，我在队里是年龄最小者之一，每月评议的结果我都是丙等。丙等的标准工资是33万8千元，我因为不能出满勤，所以只有40%的工资，每月要扣去20%的伙食费，还要扣去新领的被子、衣服、雨具等欠款，因此，工资从未到过自己手里，辛苦工作下来反而还欠企业的钱。1954年实行了计件工资，工人中绝大多数人每月都要倒补伙食费，我也不例外。
当年举办集训队，凡是属于地、富、反、坏分子或其子女的工人一律被点名参加。我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主要是参加政治学习。集训队的领导喜欢打球，所谓集训也就变成了每天以打篮球为主。
我们采伐的木材都要送到大渡河河道里进行水运，往往要漂流到四川才被捞起，1955年西康省与四川省合并。原西康森工局改为雅安森工局并开发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林区。我被抽调参加局里组织的测树队，去到一个叫“孟获城”（三国时命名）的地方作森林资源调查。这里一马平川，但川外的四周都是森林。从宿营地出来后就是一个特大的草坪，半人高的杂草，我们高一脚矮一脚地向前走，火红色的毒蛇也随着振动声而沙沙地到处穿梭，让人心惊胆战。人的报数声、脚步声以及敲打树干等声音打破了原始森林的寂静，常引来一些老熊、猴子、野鸡等动物的惊奇和偷窥，它们见到我们靠近总是撒腿就跑。
我20岁时已经完全长大成人，力气也大增，终于摆脱了“老丙”等工人的称号，开始向“乙等工人”迈进，那时我在工作中胆大爱冒险。有一次，因涨水将一件大木王冲在岸边，12个人也无法让它起岸。我性急冲冲地用木杠夺其尾部，不料顺势跌入急流中被水冲走，岸边的工人们吓得木瞪口呆，慌忙沿岸追赶，大约冲到200米时，我终于抱住河中的一块大石头才幸免遇难，他们抛来绳子，叫我捆在自己腰间，然后把我拖上岸，如果没有那块大石头，还有100米就将冲进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的大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我全身瘫软面色苍白，已经吓得半死。
那一两年内，请长假回老家的人不少，被木头打死的也不乏其人。我也曾想逃跑回家。但一是身无分文（公款尚未还清），二是父亲还在服刑，母亲绝不会同意。就在自己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命运却发生了改变。
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1956年初，木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我场千馀人扩大到三千多人，但伤亡事故频繁，生产现场的伤员急救成了课题，局里职工医院和场里保健站的人手严重不足，我参加局里的文化考试名列第三名，被推荐去进修医疗保健学习，此后我成为专职卫生干部，每月48元工资，比一般干部的工资要高些。我的手上才逐渐有了钱，终于可以给母亲寄钱回家。不久，在工人中实行扫盲，我被场文教办聘用为高小兼职教师，每月有8元津贴。之后我给家里寄钱也频繁了些。
1957年，雅安森工局职工医院给我站调来三位护理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其中朱桂兰给我印象最深。我们医院常常要接收危重病人和伤员，站上决定晚上实行两人一组轮流值班，朱桂兰提出要和我搭档。空闲时我俩总爱围着火盆取暖聊天。
那时的小青年是很传统很守旧的，男女之间不会随便就超越界限，时间稍久我对她就有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从她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她与我一样的神情，特别是眼神碰到一起时，双方都很腼腆，脸总是红红的，像做了错事一样。
其实在我不到15岁的时，当时还没有辍学，母亲就在帮我找娃娃亲，我看了对方什么感觉也没有，还问母亲为何人都要找对像，母亲说找对像就是帮我洗衣裳。我说我要母亲洗衣服，不要对像洗嘛！这件事也就这样告吹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这是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朱桂兰热情温柔，和蔼可亲，她常常帮我打饭，我们一起吃。我有几次生病发高烧，她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有一次，我的右手背上长了一个瘤子，可不会做手术的朱桂兰却再三动员我由她亲自主刀，我只好同意她的这片心意。
她给我打了局部麻药，我指挥她如何进刀，她小心翼翼的，动作很柔和，边割边看我的眼神，那神情让人动心！她爱脸红的特征时而又出现了，嘴里却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是割在我手上，痛在她心里一样。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故远，好痛哇！”她不时地逗着我，像哄小孩子似的，并将小瘤子割了下来，这时我的心跳在加速，忘了疼痛。
不久，我被调去603新场，我与朱桂兰从此分开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曾多次提笔想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但又怕带来人群中的麻烦，好几次我给她写好信却不敢邮寄，又将邮票撕下，始终没有勇气投递。朱桂兰出身军僚之家，而我家又是大地主，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家庭成分左右的婚姻
已经出狱一年的父亲，催我回家谈对像，我回家后母亲第一个见到我，她说：“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高！这么帅，体型也不错，在街上完全认不出来了。”西郊巷里长者和姑娘们纷纷到家来看我，父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与父亲介绍的女友小陈接触了几天，发现小陈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态度非常生硬，还恶语伤人。同时，我对她的外表不中意。我拒绝后父亲大怒，同时又伤心地流眼泪，我不好伤父亲的心，只好同意去办结婚证。
我不想和小陈同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到达城关镇办公室后，主办问陈：“你是否同意与唐故远结婚？”陈回答说同意。又问我同样的话，我说不同意。主办说：“不同意来这里干啥？回去商量好了再来。”就这样告吹。父亲又大发雷霆，也流眼泪，此后又不断给我介绍女友，其实那时候我也有中意的，但对方又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不久，永川郊外的青峰四枋碑的母女俩到访。当时，我看这姑娘身材瘦小，其长相与朱桂兰八九不离十。见她们母女都很年轻，且母女都穿得干净整洁。母亲问我怎么样？我说可以谈谈。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没有？”她回答说：“我叫龙甲蓉，正在青峰读书。”我说：“我的工资少，比较穷，你能与我共同吃苦吗？”她说：“好呀！就是讨饭也跟着你不变心！”就这样，我决定与她相互通信建立感情。
双方老人都高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我以为摆脱桂兰也就摆脱了大地主与军僚家庭的结合，没想到龙甲蓉的家庭也是地主，当时在父亲的的催促下也没有时间来考虑家庭成分问题了。原来他们家在永川城里开有织布作坊，又在青峰买了一块农田出租，因此被评为小地主家庭。
当年龙家住的地方离我们不太远，双方都有生意往来，有一次，我替父亲去他家还钱，途中还从几迭钱中抽出二元，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一分一厘都是要还的。
我与龙甲蓉成家后，又调到康定森工局，生产场部就在当今的旅游区海螺沟山脚下，在这里我和甲蓉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因一次医疗事故我也从医疗干部改行做了行政干部。
当时由于乱砍滥伐，当地林木越来越少，仅剩下贡嘎山旁边的一条海螺沟未开采，但岩坎甚多无法从深沟远运木材，因开采成本太高而放弃。否则海螺沟作为后来开发的风景旅游区就会大煞风景而逊色了。这里的场部撤销后，我们又被辗转到高海拔的藏族地区炉霍林业局……
后记
看了父亲的回忆录，我对过去的故事感到非常震撼。由于篇幅太长也就不一一的摘录下来，但有必要简要的说明一下，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
父亲在安家出生后排行老四，父亲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三爸，在部队有了一官半职后就常常到城里找我的父亲，直到1979年要去越南战场的前夕才终于找到我父亲的下落，那时候父亲的亲生母亲早已经去世。三爸从越南战场归来后成为师长，使父亲感叹亲兄弟俩，竟然是二个不同的家庭成分，而导致二个不同的前途和命运。父亲没有在文革的历次运动中打倒，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有一次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才四五岁的妹妹被外人怂恿说了一句话所谓反动语言，就把妹妹和妈妈弄去学习班回不了家，而父亲正在外地巡回演出（当时父亲参加了职工文艺宣传队，在乐队里拉大提琴，同时也是排演的重要角色，在文艺生活非常匮乏的文化大革命，能有这样一支演出队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无形中却保护了父亲，不仅如此，有关上级还出面吧我的妈妈和妹妹从学习班救了出来。
但是作为“不光彩”的地主成分，使父母始终无法扬头，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以后，父亲才从这些阴影中解脱出来，并且很快升为科长、行政办主任，在企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时候，父亲被委以重任去成都担任木材经销公司和木材加工厂、家俱厂的总经理，直到退休。
由于那些年政府组建多个大型森工企业，拥有数万人的采伐大军，对青藏高原东缘部实行乱砍滥伐，而致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引起有关专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裁员，到了九十年代以营林为主，企业性质基本不存在，国营大企业从拖欠工人的工资和各种费用开始起家，到几十年的兴旺，再到关闭，父亲的回忆录实际上也记录了这些大型森工国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历史和兴衰过程。
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朱桂兰，1978年父亲去朱桂兰的老家江津出差，偶然间二人再次相逢。双方没有以前那种腼腆，才终于敞开心扉谈了当年彼此的爱慕之情。当时朱桂兰知道父亲已经成家后，曾偷偷的哭过很多次。而父亲说，当时在那奇怪的人群中，却无胆识和万夫不挡之勇，那层纸始终未能戳穿。但都认为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有缘无份，双方也就不再把这份情埋藏下去。但是双方并不因为社会不断的开放而跨越雷池半步。
父亲在工作中常常有人送钱物，但从来不收，退休后清贫度日，乐在其中。父亲于2009年去世后没有留下财富，仅仅留下来的就是这部回忆录，但我们都认为更胜过于金钱。父亲在这个时代没有被金钱污染，也没有沉迷在感情当中，我觉得，传统、守旧、腼腆、纯洁才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美德。父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我却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发现了当代难能可贵的一些闪光点。
——全文完——
（责任编辑：任浩）
爬山涉水索桥险
国家大型企业局的招工方没有说具体什么行业，但说是到了成都要给每人发四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元）安家费。我报名后，招工方最后说我不够格。原织布厂的一位朋友，当时是团支部书记，他去找熟人替我开后门，但是条件是要叫我重新取名字，我想要远离故乡就叫唐故远吧，由此才得以通过。
但不管怎么说把，我想从此有了正式工作，开始新的人生旅途，还能寄钱回家给母亲和弟妹摆脱困境。没想到去西康的路费和一路上的吃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国有大企业竟然没有承担一分钱，为了筹集我的路费，母亲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这国有大企业承诺在成都发放安家费也成了一场骗局，母亲指望的这笔救济也落空。
我们劳工自费从永川乘坐火车去成都，但是从成都去雅安的路上没有交通工具，所有人都背行李列队步行，三百多劳务大军被编成了五个分队，最后一个分队是被收编的原国民党兵，他们青一色着军装。其他人穿的很杂，有穿长衫的、穿马褂的、穿学生装的、有头上缠白帕子的。我背着母亲给我的一床被子、毯子，外加一个木皮箱子，队伍每天走50华里。
第六天我们走到了雅安，由于没有发放40万元安家费，政府怕我们到雅安城里闹事，故不让我们进城。原来雅安还不是行程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朝大山深处进发，上面要求我们减负，我将母亲给我的木皮箱子丢掉只留行李，在半山腰上还露宿了一夜。连日来上面也没发一分钱，我自己的生活费已经用光，不得不借钱行军。翻越了两座大山，趟过了三条河，最终来到一个伐木林场，这就是最早兴建的西康森林工业局，这里看起来很热闹，还驻扎有部队。
辛苦工作反倒欠企业的债
起初的半年是实行计时工资制，我在队里是年龄最小者之一，每月评议的结果我都是丙等。丙等的标准工资是33万8千元，我因为不能出满勤，所以只有40%的工资，每月要扣去20%的伙食费，还要扣去新领的被子、衣服、雨具等欠款，因此，工资从未到过自己手里，辛苦工作下来反而还欠企业的钱。1954年实行了计件工资，工人中绝大多数人每月都要倒补伙食费，我也不例外。
当年举办集训队，凡是属于地、富、反、坏分子或其子女的工人一律被点名参加。我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主要是参加政治学习。集训队的领导喜欢打球，所谓集训也就变成了每天以打篮球为主。
我们采伐的木材都要送到大渡河河道里进行水运，往往要漂流到四川才被捞起，1955年西康省与四川省合并。原西康森工局改为雅安森工局并开发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林区。我被抽调参加局里组织的测树队，去到一个叫“孟获城”（三国时命名）的地方作森林资源调查。这里一马平川，但川外的四周都是森林。从宿营地出来后就是一个特大的草坪，半人高的杂草，我们高一脚矮一脚地向前走，火红色的毒蛇也随着振动声而沙沙地到处穿梭，让人心惊胆战。人的报数声、脚步声以及敲打树干等声音打破了原始森林的寂静，常引来一些老熊、猴子、野鸡等动物的惊奇和偷窥，它们见到我们靠近总是撒腿就跑。
我20岁时已经完全长大成人，力气也大增，终于摆脱了“老丙”等工人的称号，开始向“乙等工人”迈进，那时我在工作中胆大爱冒险。有一次，因涨水将一件大木王冲在岸边，12个人也无法让它起岸。我性急冲冲地用木杠夺其尾部，不料顺势跌入急流中被水冲走，岸边的工人们吓得木瞪口呆，慌忙沿岸追赶，大约冲到200米时，我终于抱住河中的一块大石头才幸免遇难，他们抛来绳子，叫我捆在自己腰间，然后把我拖上岸，如果没有那块大石头，还有100米就将冲进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的大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我全身瘫软面色苍白，已经吓得半死。
那一两年内，请长假回老家的人不少，被木头打死的也不乏其人。我也曾想逃跑回家。但一是身无分文（公款尚未还清），二是父亲还在服刑，母亲绝不会同意。就在自己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命运却发生了改变。
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1956年初，木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我场千馀人扩大到三千多人，但伤亡事故频繁，生产现场的伤员急救成了课题，局里职工医院和场里保健站的人手严重不足，我参加局里的文化考试名列第三名，被推荐去进修医疗保健学习，此后我成为专职卫生干部，每月48元工资，比一般干部的工资要高些。我的手上才逐渐有了钱，终于可以给母亲寄钱回家。不久，在工人中实行扫盲，我被场文教办聘用为高小兼职教师，每月有8元津贴。之后我给家里寄钱也频繁了些。
1957年，雅安森工局职工医院给我站调来三位护理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其中朱桂兰给我印象最深。我们医院常常要接收危重病人和伤员，站上决定晚上实行两人一组轮流值班，朱桂兰提出要和我搭档。空闲时我俩总爱围着火盆取暖聊天。
那时的小青年是很传统很守旧的，男女之间不会随便就超越界限，时间稍久我对她就有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从她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她与我一样的神情，特别是眼神碰到一起时，双方都很腼腆，脸总是红红的，像做了错事一样。
其实在我不到15岁的时，当时还没有辍学，母亲就在帮我找娃娃亲，我看了对方什么感觉也没有，还问母亲为何人都要找对像，母亲说找对像就是帮我洗衣裳。我说我要母亲洗衣服，不要对像洗嘛！这件事也就这样告吹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这是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朱桂兰热情温柔，和蔼可亲，她常常帮我打饭，我们一起吃。我有几次生病发高烧，她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有一次，我的右手背上长了一个瘤子，可不会做手术的朱桂兰却再三动员我由她亲自主刀，我只好同意她的这片心意。
她给我打了局部麻药，我指挥她如何进刀，她小心翼翼的，动作很柔和，边割边看我的眼神，那神情让人动心！她爱脸红的特征时而又出现了，嘴里却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是割在我手上，痛在她心里一样。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故远，好痛哇！”她不时地逗着我，像哄小孩子似的，并将小瘤子割了下来，这时我的心跳在加速，忘了疼痛。
不久，我被调去603新场，我与朱桂兰从此分开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曾多次提笔想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但又怕带来人群中的麻烦，好几次我给她写好信却不敢邮寄，又将邮票撕下，始终没有勇气投递。朱桂兰出身军僚之家，而我家又是大地主，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家庭成分左右的婚姻
已经出狱一年的父亲，催我回家谈对像，我回家后母亲第一个见到我，她说：“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高！这么帅，体型也不错，在街上完全认不出来了。”西郊巷里长者和姑娘们纷纷到家来看我，父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与父亲介绍的女友小陈接触了几天，发现小陈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态度非常生硬，还恶语伤人。同时，我对她的外表不中意。我拒绝后父亲大怒，同时又伤心地流眼泪，我不好伤父亲的心，只好同意去办结婚证。
我不想和小陈同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到达城关镇办公室后，主办问陈：“你是否同意与唐故远结婚？”陈回答说同意。又问我同样的话，我说不同意。主办说：“不同意来这里干啥？回去商量好了再来。”就这样告吹。父亲又大发雷霆，也流眼泪，此后又不断给我介绍女友，其实那时候我也有中意的，但对方又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不久，永川郊外的青峰四枋碑的母女俩到访。当时，我看这姑娘身材瘦小，其长相与朱桂兰八九不离十。见她们母女都很年轻，且母女都穿得干净整洁。母亲问我怎么样？我说可以谈谈。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没有？”她回答说：“我叫龙甲蓉，正在青峰读书。”我说：“我的工资少，比较穷，你能与我共同吃苦吗？”她说：“好呀！就是讨饭也跟着你不变心！”就这样，我决定与她相互通信建立感情。
双方老人都高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我以为摆脱桂兰也就摆脱了大地主与军僚家庭的结合，没想到龙甲蓉的家庭也是地主，当时在父亲的的催促下也没有时间来考虑家庭成分问题了。原来他们家在永川城里开有织布作坊，又在青峰买了一块农田出租，因此被评为小地主家庭。
当年龙家住的地方离我们不太远，双方都有生意往来，有一次，我替父亲去他家还钱，途中还从几迭钱中抽出二元，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一分一厘都是要还的。
我与龙甲蓉成家后，又调到康定森工局，生产场部就在当今的旅游区海螺沟山脚下，在这里我和甲蓉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因一次医疗事故我也从医疗干部改行做了行政干部。
当时由于乱砍滥伐，当地林木越来越少，仅剩下贡嘎山旁边的一条海螺沟未开采，但岩坎甚多无法从深沟远运木材，因开采成本太高而放弃。否则海螺沟作为后来开发的风景旅游区就会大煞风景而逊色了。这里的场部撤销后，我们又被辗转到高海拔的藏族地区炉霍林业局……
后记
看了父亲的回忆录，我对过去的故事感到非常震撼。由于篇幅太长也就不一一的摘录下来，但有必要简要的说明一下，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
父亲在安家出生后排行老四，父亲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三爸，在部队有了一官半职后就常常到城里找我的父亲，直到1979年要去越南战场的前夕才终于找到我父亲的下落，那时候父亲的亲生母亲早已经去世。三爸从越南战场归来后成为师长，使父亲感叹亲兄弟俩，竟然是二个不同的家庭成分，而导致二个不同的前途和命运。父亲没有在文革的历次运动中打倒，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有一次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才四五岁的妹妹被外人怂恿说了一句话所谓反动语言，就把妹妹和妈妈弄去学习班回不了家，而父亲正在外地巡回演出（当时父亲参加了职工文艺宣传队，在乐队里拉大提琴，同时也是排演的重要角色，在文艺生活非常匮乏的文化大革命，能有这样一支演出队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无形中却保护了父亲，不仅如此，有关上级还出面吧我的妈妈和妹妹从学习班救了出来。
但是作为“不光彩”的地主成分，使父母始终无法扬头，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以后，父亲才从这些阴影中解脱出来，并且很快升为科长、行政办主任，在企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时候，父亲被委以重任去成都担任木材经销公司和木材加工厂、家俱厂的总经理，直到退休。
由于那些年政府组建多个大型森工企业，拥有数万人的采伐大军，对青藏高原东缘部实行乱砍滥伐，而致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引起有关专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裁员，到了九十年代以营林为主，企业性质基本不存在，国营大企业从拖欠工人的工资和各种费用开始起家，到几十年的兴旺，再到关闭，父亲的回忆录实际上也记录了这些大型森工国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历史和兴衰过程。
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朱桂兰，1978年父亲去朱桂兰的老家江津出差，偶然间二人再次相逢。双方没有以前那种腼腆，才终于敞开心扉谈了当年彼此的爱慕之情。当时朱桂兰知道父亲已经成家后，曾偷偷的哭过很多次。而父亲说，当时在那奇怪的人群中，却无胆识和万夫不挡之勇，那层纸始终未能戳穿。但都认为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有缘无份，双方也就不再把这份情埋藏下去。但是双方并不因为社会不断的开放而跨越雷池半步。
父亲在工作中常常有人送钱物，但从来不收，退休后清贫度日，乐在其中。父亲于2009年去世后没有留下财富，仅仅留下来的就是这部回忆录，但我们都认为更胜过于金钱。父亲在这个时代没有被金钱污染，也没有沉迷在感情当中，我觉得，传统、守旧、腼腆、纯洁才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美德。父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我却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发现了当代难能可贵的一些闪光点。
——全文完——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