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东单北大街，从第二条胡同北极阁三条往北到灯市东口，两站路程的行人便道上，常见一位提着真皮书包、冬天也穿短裙的洋姑娘。她白肤色、黑头发，轻盈姣美，像天鹅湖畔的一只天鹅飘然而过。在那个物质菲薄，精神枯燥，封闭禁锢的年代，“洋美人”成了这条街上的一道风景线。
沿街店铺和居民都知道，她是中共元老李立三家的“二千金”，是李立三和俄罗斯妻子李莎的小女儿李雅兰。“大千金”是大她三岁的姐姐李英男。
李雅兰每天的“两点一线”，一头是她就读的北京女十二中，另一头是家。
同福夹道里的女十二中，是北京一所重点女校。邻校是习近平就读的25中男校。李雅兰的英语成绩突出，是高三一班的英语课代表。因为头上“立三路线”的阴影和身上一半母亲的俄罗斯血统，这位“红色公主”不趾高气扬。加上她汉语说的不流畅，一向少言寡语。后来在秦城监狱被囚在单人牢房，她几近失语。
北极阁三条一号是李立三家的独门独院，是北京胡同里有头有脸人家的那种“宅门”。一号院原是国民党防空副司令的官邸，前后二层院。除8间房外，另有客厅、餐厅、厨房及车库、传达室。李立三享受副国级待遇。
1966年，李立三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左起：李雅兰、李莎、李立三、李英男（网路图片）
李立三、李莎夫妇在一号院时的平静日子。（网路图片）
1949年李立三一家搬进一号院。安定下来后，夫人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文革中家破人亡。
李立三夫妇在一号院时的平静日子。（网路图片）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后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动”计画，被称之“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立三路线”。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李立三所在的华北局，因造反派知道他早已淡出中共权力核心圈，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所以没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来打击。但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
1967年春起，对李立三的批斗升级，二个月批斗14次。他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
5月23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华北局造反派代表说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一表态，引出北京全国5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联系，定期汇报，遵旨行动。联络站的红卫兵驻进一号院，昼夜折磨他们夫妇。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两天后死在他们私设的牢房里。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死去的。
从戚本禹5月23日煽动造反派把矛头转向李立三，到6月22日李立三死，整好一个月。当时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有关他的死因至今疑团未解。
李立三离世的当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后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中共中央“三办”专案组“逼供信”八年，没审出想要的材料，但不影响定案：李立三、李莎都是“苏修特务”，李立三被清除出党。
75年女儿第一次去秦城探监，她们那位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母亲，“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
几天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软禁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李英男到运城探亲，在母亲的逼问之下，才把父亲去世的消息说出来。“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年轻时的李莎（网路图片）
1914年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与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她同年考入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法语系，1941年毕业，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1938年斯大林肃反期间，李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李莎因拒绝与丈夫离婚，被外语学院开除了团籍。李莎为了每月定期送50卢布到监狱转交给李立三，她和母亲省吃俭用，变卖旧物。她还得拼命学习，因为她的功课只要出现一个“良”，奖学金就会被撤销，丈夫的生活费就没有着落。一年多后，李立三出狱。
李立三夫妇在莫斯科。（网路图片）
1946年她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来华后，她一直从事语言教学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教。没想到三十年后，她在中国蒙冤入狱，在秦城监狱被关八年。凄惨的是，爱她的丈夫已死，两个女儿不知下落。
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没有加入中共。中苏两党交恶，让她处境尴尬，文革让她家破人亡。
1980年的3月20日，官方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名誉，李莎说：“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李立三夫妇在莫斯科。（网路图片）
李莎66岁回到学校教学，1996年退休。2015年，她在101岁去世。
晚年的李莎（网路图片）
李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一个贵族知识份子。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氰化钾自杀的。
李莎回忆说：“1919年，我当时只有5岁，我当然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妈妈把我带过去，我看到父亲坐在一辆简陋的马车上，有人把他带走了，后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他被人押送到“契卡”去受审逮捕了。在去区中心城市图尔基的路上他摘下手上的戒指，把藏在里面的氰化钾取出来一口吞下去，就这样很快地死去。他服毒自杀了。”“父亲去世后亲人离散，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县人。1927年1月，他上了年纪的父亲来到武汉，中共领袖张国焘还曾在李立三家与他几次一起吃饭。李父看上去60多岁，给张国焘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印象。李父提及过自己的遭遇，说愿意跟着自己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会的一切。没过多久，他拿着李立三亲笔所写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一封信，高高兴兴回老家去了。信中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会的态度和行为。但李立三的亲笔信最终没能发挥作用，他的父亲还是被本乡激进的农会干部处决——“乱干”掉了。“乱干”的人，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的“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8月释放，转到农村。
她们是在一号院里长大的“红色公主”。文革风暴掀起，经历过苏共、中共残酷政治运动的父母马上想到女儿的安危。为避免株连，父母让她们少回家，多住校。晚上在学生集体宿舍睡觉，白天参加学校的运动。
李雅兰剪短了令同学们羡慕的波浪式长发，短裙换成长裤，皮包换成布挎包……她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弄成一只“丑小鸭”。她的那辆“26凤头女车”几乎成了公车，常被同学借走看大字报。沉静的李雅兰，在她忧郁的眼神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忐忑不安。她似乎预感到眼前的风雨飘摇后面是躲不过的生死劫难。
李英男是原北京外语学院67届大学生，她开朗热情、“激进革命”，床头贴着古巴“英雄”格瓦拉的图片。1966年9月，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换街牌”事件中，她出了名。北京东直门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扬威路”旧街牌被红卫兵砸了，换上了“反修路”新街牌。那些天，使馆门前不断掀起反苏修高潮。中俄双语“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苏修”的口号此起彼伏。尽管李英男在北外学的是西班牙语，但因为她的母语是俄语，所以被推举出来带喊口号。她个头不高，但声音高亢，俄语地道。此时父亲李立三刚开始被揪斗，女儿在中外聚焦的“反修前线”如此“亮相”，也是在代表一家人向公众表态，他们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她尤其想为父母洗冤。
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被迫害死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作为“可教育子女”，她们被从监狱转到农场劳动。
李英男去了湖北沙洋北外干校劳动。回京后，为父母奔走鸣冤。不久，她得了肝炎。她与工人出身的校友刘和忠结婚。几年后刘和忠因肝炎而“英年早逝”。李英男2009年65岁时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俄语学院前院长。
左起：李英男的儿媳、李莎、李英男、李雅兰（网路图片）
李雅兰有一段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经历。她一家祖孙三代的人生悲剧，演绎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马列主义的斗争学说，让亿万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
李雅兰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不见她从事和哲学有关的职业，而是像母亲、姐姐一样，选择了语言教学和俄罗斯文史的研究。看样子，她是大彻大悟了。
时间在人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沧桑，而生死劫难在人的心里留下的是历史的巨痛。还原百年共产党真相，反思这段历史，是每个从共产极权下走出来和还没走出来的人的历史使命。
李雅兰（网路图片）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沿街店铺和居民都知道，她是中共元老李立三家的“二千金”，是李立三和俄罗斯妻子李莎的小女儿李雅兰。“大千金”是大她三岁的姐姐李英男。
李雅兰每天的“两点一线”，一头是她就读的北京女十二中，另一头是家。
同福夹道里的女十二中，是北京一所重点女校。邻校是习近平就读的25中男校。李雅兰的英语成绩突出，是高三一班的英语课代表。因为头上“立三路线”的阴影和身上一半母亲的俄罗斯血统，这位“红色公主”不趾高气扬。加上她汉语说的不流畅，一向少言寡语。后来在秦城监狱被囚在单人牢房，她几近失语。
北极阁三条一号是李立三家的独门独院，是北京胡同里有头有脸人家的那种“宅门”。一号院原是国民党防空副司令的官邸，前后二层院。除8间房外，另有客厅、餐厅、厨房及车库、传达室。李立三享受副国级待遇。
1966年，李立三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左起：李雅兰、李莎、李立三、李英男（网路图片）
李立三、李莎夫妇在一号院时的平静日子。（网路图片）
1949年李立三一家搬进一号院。安定下来后，夫人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文革中家破人亡。
李立三夫妇在一号院时的平静日子。（网路图片）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后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动”计画，被称之“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立三路线”。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中央文革”插手一个月李立三被迫害死
1966年文革开始，李立三所在的华北局，因造反派知道他早已淡出中共权力核心圈，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所以没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来打击。但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
1967年春起，对李立三的批斗升级，二个月批斗14次。他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
5月23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华北局造反派代表说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一表态，引出北京全国5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联系，定期汇报，遵旨行动。联络站的红卫兵驻进一号院，昼夜折磨他们夫妇。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两天后死在他们私设的牢房里。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死去的。
从戚本禹5月23日煽动造反派把矛头转向李立三，到6月22日李立三死，整好一个月。当时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有关他的死因至今疑团未解。
夫人李莎被秦城监狱关押八年流放山西三年
李立三离世的当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后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中共中央“三办”专案组“逼供信”八年，没审出想要的材料，但不影响定案：李立三、李莎都是“苏修特务”，李立三被清除出党。
75年女儿第一次去秦城探监，她们那位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母亲，“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
几天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软禁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李英男到运城探亲，在母亲的逼问之下，才把父亲去世的消息说出来。“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年轻时的李莎（网路图片）
1914年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与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她同年考入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法语系，1941年毕业，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1938年斯大林肃反期间，李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李莎因拒绝与丈夫离婚，被外语学院开除了团籍。李莎为了每月定期送50卢布到监狱转交给李立三，她和母亲省吃俭用，变卖旧物。她还得拼命学习，因为她的功课只要出现一个“良”，奖学金就会被撤销，丈夫的生活费就没有着落。一年多后，李立三出狱。
李立三夫妇在莫斯科。（网路图片）
1946年她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来华后，她一直从事语言教学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教。没想到三十年后，她在中国蒙冤入狱，在秦城监狱被关八年。凄惨的是，爱她的丈夫已死，两个女儿不知下落。
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没有加入中共。中苏两党交恶，让她处境尴尬，文革让她家破人亡。
1980年的3月20日，官方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名誉，李莎说：“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李立三夫妇在莫斯科。（网路图片）
李莎66岁回到学校教学，1996年退休。2015年，她在101岁去世。
晚年的李莎（网路图片）
李莎的父亲是被苏联契卡抓捕后自杀的
李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一个贵族知识份子。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氰化钾自杀的。
李莎回忆说：“1919年，我当时只有5岁，我当然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妈妈把我带过去，我看到父亲坐在一辆简陋的马车上，有人把他带走了，后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他被人押送到“契卡”去受审逮捕了。在去区中心城市图尔基的路上他摘下手上的戒指，把藏在里面的氰化钾取出来一口吞下去，就这样很快地死去。他服毒自杀了。”“父亲去世后亲人离散，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
李立三的父亲是被湖南农会“干掉的”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县人。1927年1月，他上了年纪的父亲来到武汉，中共领袖张国焘还曾在李立三家与他几次一起吃饭。李父看上去60多岁，给张国焘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印象。李父提及过自己的遭遇，说愿意跟着自己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会的一切。没过多久，他拿着李立三亲笔所写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一封信，高高兴兴回老家去了。信中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会的态度和行为。但李立三的亲笔信最终没能发挥作用，他的父亲还是被本乡激进的农会干部处决——“乱干”掉了。“乱干”的人，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的“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李立三女儿的牢狱之灾和劫后重生
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8月释放，转到农村。
她们是在一号院里长大的“红色公主”。文革风暴掀起，经历过苏共、中共残酷政治运动的父母马上想到女儿的安危。为避免株连，父母让她们少回家，多住校。晚上在学生集体宿舍睡觉，白天参加学校的运动。
李雅兰剪短了令同学们羡慕的波浪式长发，短裙换成长裤，皮包换成布挎包……她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弄成一只“丑小鸭”。她的那辆“26凤头女车”几乎成了公车，常被同学借走看大字报。沉静的李雅兰，在她忧郁的眼神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忐忑不安。她似乎预感到眼前的风雨飘摇后面是躲不过的生死劫难。
李英男是原北京外语学院67届大学生，她开朗热情、“激进革命”，床头贴着古巴“英雄”格瓦拉的图片。1966年9月，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换街牌”事件中，她出了名。北京东直门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扬威路”旧街牌被红卫兵砸了，换上了“反修路”新街牌。那些天，使馆门前不断掀起反苏修高潮。中俄双语“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苏修”的口号此起彼伏。尽管李英男在北外学的是西班牙语，但因为她的母语是俄语，所以被推举出来带喊口号。她个头不高，但声音高亢，俄语地道。此时父亲李立三刚开始被揪斗，女儿在中外聚焦的“反修前线”如此“亮相”，也是在代表一家人向公众表态，他们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她尤其想为父母洗冤。
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被迫害死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作为“可教育子女”，她们被从监狱转到农场劳动。
李英男去了湖北沙洋北外干校劳动。回京后，为父母奔走鸣冤。不久，她得了肝炎。她与工人出身的校友刘和忠结婚。几年后刘和忠因肝炎而“英年早逝”。李英男2009年65岁时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俄语学院前院长。
左起：李英男的儿媳、李莎、李英男、李雅兰（网路图片）
李雅兰有一段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经历。她一家祖孙三代的人生悲剧，演绎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马列主义的斗争学说，让亿万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
李雅兰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不见她从事和哲学有关的职业，而是像母亲、姐姐一样，选择了语言教学和俄罗斯文史的研究。看样子，她是大彻大悟了。
时间在人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沧桑，而生死劫难在人的心里留下的是历史的巨痛。还原百年共产党真相，反思这段历史，是每个从共产极权下走出来和还没走出来的人的历史使命。
李雅兰（网路图片）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