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披露：“十八大之前李源潮做了一个调查，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已在国外定居、买房，准备弃官逃跑的占了85%以上。”
这其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都深知中共即将倒台，再无人相信共产主义，绝大多数人都随时准备逃跑；二是，他们嘴上把民主国家说成资本主义制度，心里却认为民主制度是好，因此要弃官举家迁居外国。可见中共已到了危机四伏、穷途末路的地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也讲：“应该承认我们党走到一个亡党毁国的边缘。”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不是什么“反华势力”的文章，而是1946年3月30日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而写的社论。时至70年后的今天，正好让中共自己对号入座。
本文不想赘述中共的“遍地是灾”，而是评述中共为何会“遍地是灾”、腐败透顶，且无药可医。共党高居于国家之上的“党国体制”，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绝症根源。天象即将大变——一党专政，必然短命！
具体剖析中共的一党专政，有五大不治之症。抛弃了四个监督：民众监督，党派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破坏了一个约束：传统道德的约束。
有制约机制的权力监督，是现代社会法制文明的基本标志；传统道德的约束，就是人的良知心法的自我约控。如果没有了对权力的监督和人的心法约束，便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现在中共从高层到整个社会全都败坏、腐烂了。已病入膏肓，灭亡在即。
民主，人民真正地当家做主。公民具有选举权、监督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与保证。就是国家机关的掌权者，要由公民举权产生并接受民众的监督。
民主选举，已成为当今普世的一种政体制度，世界上公认的公开、公正的选举：普选、直选和竞选，即普遍的直接的竞争选举。
普选：普遍选举，在民主政体中，不论性别、年龄、种族、信仰、财产、学识、阶层、社会状况，只要是成年公民，都有选举选权；直选：直接选举，是指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政府首脑与官员；竞选：有差额的竞争选举，几人竞选县长、市长、省长，以至国家元首，公民可有比较有鉴别的选举。
中共一向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周恩来说：“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这些言论说的多么动听啊！
中共取得政权前，一直宣导实现普选；可取得政权后制定的宪法，却不再提“普选”了；谎称：“人民当家作主了”，也挂出很多带“人民”字样的招牌，什么“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大会堂……不一而足，全是撞骗过市的幌子。有个相声小段比喻得形象：“老婆饼里有老婆吗？人民大会堂里也没有人民。”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不但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信仰权、言论权、知情权、结社权、集会权、上访权这些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口号喊得山响，其实是欺骗人民，愚弄人民，残害人民！
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必须得到我们选举和监督你。你要是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弹劾你。”最近，韩国爆发了百万人烛光集会和游行，要求朴槿惠下台，国会以压倒性通过总统弹劾案，宪法法院裁定朴槿惠被弹劾后，又因她涉嫌滥用职权、共谋受贿，3月31日被检方逮捕关进监狱。中国线民纷纷评论：中国体制不行。
中共表面上也说：“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实际上执迷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恐怖”的暴力保政权，“阶级斗争天天讲”，运动连番镇压人民；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民主，只对人民专政；人民要民主，就会被专政！
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累计害死八千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二的大陆人，都挨过中共党国的整。中国人民不是站起来了，是被整治得腰弯的越来越低了！
哪里还容得下民主选举？2000年8月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时，人家问:“中国为何不搞普选？”江回答：“中国人素质差。”中共统治六十多年了，公民素质还差，还不能做主人？连个落后的小国家都不如，就是一个乡镇长都不能直接选举，真是耻辱和遗憾。
那么，香港公民素质不低吧？他们一心期盼和操劳力争直选，然而仍是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举”，一人一票的直选权被剥夺了。什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全是谎话，实质是“鸟笼民主”，摆脱不了中共强加给的傀儡特首。
中共抛弃了民众的选举和监督，官员则无所顾忌，什么坏事都干！
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采用多党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相互竞争，能够胜选者组成政府，也有联合阵线组成政府的体制。因为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的监督机制，执政党和公务员队伍，必须勤政廉洁，否则执政党就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公务员会失去饭碗。
中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提出的口号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言不惭地谎称：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
在1949年9月29日中共建政前，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些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然而中共建政后，不但不让民主党派监督，还对上谏者残酷的打击迫害。
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是号召：帮助党整风，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可是实际上“双百方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派”成了敢讲真话民主人士的一场浩劫。55万中华民族的精英被打成“倡狂向党进攻”的右派份子。诸如中国民主同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民主建国会的张乃器，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都成了闻名的大右派。据统计，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人数实际达300多万，成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号称“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之一，被“专政”二十馀年，“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连家人、子女都受到株连。
因此说，当下中国的政党状态是：独裁党与花瓶党。谁还敢起“监督作用”？！
中共的一党专政，是极权政体，共党独裁一切，深入各个领域、各种基层组织中。诸如城市的街道、乡间的村屯、工厂的车间、军警的连队都建有共党的支部；党的各级官员，都由全体纳税人来供养，与其它国家比，中国的老百姓多养活了一整套从上到下中共体系的“寄生虫”，而且是贪官污吏之群体。就是各级行政官员，也要由中共党员来担任，因此入党不是为什么主义信仰，而是“入党为当官”。唐朝时期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时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8个人负担一个公务员。而且还是高工资，高出工人、农民收入许多倍。
仅举一例：公务员死亡抚恤金，4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事业单位人员抚恤金，2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企业工人抚恤金，1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工人的基本工资较低的在2,000元，而公务员工资高达8,000元，可见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与所谓的“人民公仆”的待遇相差悬殊，抚恤金是32万与2万相比，天壤之别！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说明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舆论监督，英语国家相关的一个概念叫媒体的“看门”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公众利益之门。因此说：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很重视的一种监督形式。
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可见毛魁首是中共说谎话的鼻祖。其实中共搞的是什么呢？是独裁的“一言堂”，口号是：“占领舆论阵地！”所谓阵地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有反对的声调，就是反动言论、反动标语，打成被专政的物件。那么，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都必须是为“伟光正”吹喇叭、抬轿子的媒体。管制严格，规矩繁多。重要的新闻、言论必须由“新华社”这个党的喉舌发声，除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之外，还有中宣部的监控。另外还组建了一批特技队伍，强奸民意的搞网路封杀！
对国内的舆论，有三个强制灌输党文化：从小学到大学都设置政治课，大唱红歌，搞“五个一工程”；对海外的舆论，严密封锁。前些年听国外广播，定为“偷听敌台”罪，近些年则花重金搞金盾工程。朝鲜是用暴力镇压更惨烈！据报导：2013年在朝鲜有80人因看韩剧，被公开用机关枪扫射处决。中共的网路封锁，动用了全国的人才、物力。然而，却不如法轮大法学员中的科技人士才智高，他们研制的翻墙软体，中共什么红色的防火墙也封锁不住。一些外商也借用那些破网软体，同本国公司联系。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尊重人权，早就对公民放开了所有的资讯。中国的报纸、电视、网站在海外随便看；可是外国的媒体，却不敢让中国老百姓看，这个自称“光明正大”的党一直在搞“愚民政策”，为何？简言之：怕丑闻败露！这次两会上有人提议开放网际网路，再次被封删掉了。
前些时候，“邓相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在微博发了批评毛泽东的言论。遭到毛左们的围攻（背后有人指使）；声援邓相超的人也遭到殴打致伤。遗憾的是：在现场戒备的警察对毛左的暴力行为竟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山东当局却免去邓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等职务；校方勒令邓停职检查，并给予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事发后，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左和中共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舆论监督。当代无论西方东方国家，都规定在宪法中。言论自由，也是一种基本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
其实，邓相超和此前的毕福剑，也仅仅是讲了几句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竟遭到打压。如果真的让人们自由地讲心里话，中共这个毛始祖，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在这里试编了毛泽东的八大绰号：
种植贩卖鸦片的毒枭，引进西来幽灵的孽障；
无神唯物邪说的元凶，血腥杀人如麻的魍魉
破坏传统道德的罪魁，赵家领头淫乱的混账；
欺世谎言骗人的匪首，整人斗人取乐的魔王。
敬请能者补充完善，并将其发到更多的媒体上，让人们尽情地评说，使邓相超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天象大变天时不同了，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挫裂行径，不但不灵了，反倒起了助燃的作用。
人类为何要有法律？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规范人类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规则。当代的国家都讲“法制”，就是都有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法律监督又称“法治监督”，是指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监察与督促。
中国也有“宪法”、“刑法”等，同时参加了很多国际法公约。然而，中共把法律当作遮羞布、“羊头”幌子，甚至当成了抹布。不但不遵守，还任意地践踏法律。
1954年中共的第一部“宪法”出台时。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们还是靠讲话，开会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要把“党置于宪法之上”，“党大于法”、“权大于法”。他还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目空一切，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1989年“六四”反腐败的学生被血腥地镇压，邓小平说：“杀20万，换20年稳定。”
江泽民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全是骗人的谎话，还卑鄙地编造导演了“天安门自焚”闹剧。声言：“对法轮功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过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疯狂地动用古今中外上百种酷刑；还残忍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丧尽天良地把法轮功女学员关进男牢，肆意地群体轮奸蹂躏；迫害死上百万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无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孤儿无助的惨剧。罪恶滔天，人神共愤！
2015年5月，中共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中说：“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可是2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不但有案不立、有诉不理，还有很多当事人因为诉江，而遭到绑架迫害。中国从古到今，老百姓都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民主国家，总统犯了罪也同样受法律的审判。而十恶不赦的江泽民怎么能逍遥法外？！
最近，“两高”又出台一次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司法解释”，为苟延残喘的江氏集团站台打气。众所周知，两高不是立法组织，只是执法机构，没有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司法解释”是违法的、无效的，更不能当作法律！这是普通的法律常识，可笑的是执法者竟成了法盲。律师余文生在为清华大学毕业生、法轮功学员李文做无罪辩护时说：“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刑法三百条不适用于法轮功。所谓依法打压实际上完全是蓄意错用法律强加罪名，陷害法轮功。这是整个政法系统非法打压的核心罪错和犯罪性质。对法轮功无罪辩护十年后的今天，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
律师依法为当事人辩护，是维护法律尊严的一种法律监督形式，应受到法律保护和民众尊敬。可是在中国对维权律师却进行打压迫害，特别是对高智晟律师的迫害，是十分残酷而无人道的；轰动国际社会的“709事件”，是对300多名律师、维权人士的大抓捕。而在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检察长曹建明，竟厚颜无耻地在工作报告中，把它作为重要政绩，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两会前中国律师界就曾发起公开连署要求周强辞职，随后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发起连署，呼吁周强辞职。而周强这次好像“破罐子破摔”了！
在中国大陆搞政治运动，给谁定罪或宣布无罪，不讲什么法律，只是执政者一句话。每次打倒谁都罪证如山，“踏上一千支脚，永世不得翻身！”而每次平反则都是烟消雾散。邓小平本人就曾经“三起三落”。辽宁鞍山铁东区法院法官黄进公开声称：“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
还别责难他，他讲的是真话。中共的各级领导人都成了自立王法的地头蛇、山大王，无视任何法律。抛弃了法律监督，便贪赃枉法，腐败淫乱，为所欲为！
炎黄子孙过去的普遍信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代的法律并不多，可人们讲究天理良心，这个传统的社会道德，维系了华夏文明几千年。
中国历朝历代，从帝王到庶民都信仰神佛，相信“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凡天子登基，皆敬天拜地，发誓祷告，造福万民。殷商史书记载：成汤登上王位时，天下大旱，太史占卜之后说：“这旱灾，须是杀个人祈祷，乃得雨。”成汤说：“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济生人，又岂忍杀人以为祷乎？若必用人祷，宁可我自当之。”遂沐浴斋戒，剪头发，修指甲，束手自缚，素车白马，减损服御，身披白茅草，如同祭祀的牺牲模样，在桑林旷野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
周文王时期有“划地为牢”的故事，臣民都敬天守法，安居乐业，“路无拾遗，夜不闭户”。故意犯罪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而且犯罪后都惭愧而想自惩，只要在地上划个圈，“囚禁”犯人，犯人也不“越圈”逃跑，真正从内心赎罪。
唐太宗以德治天下，仁慈子民。贞观六年新年前（十二月）纵使390名死囚犯回家，和老幼亲人团聚9个月之久，约定贞观七年秋（九月）期满回来就刑。由于大唐天子的恩德感化，结果死囚们均出人意料地按时归狱。唐太宗有感于这些诚信忠义的死囚，又下诏将其全部赦免。白居易曾有诗赞誉：“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从而天下称颂，人心向善，出现了大唐盛世。直到后来移民国外的华侨，把集居地称为“唐人街”，并以“唐人”为自豪。
孔子曰：“以德治国者，方能安邦。”在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以德教化人，以德治理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中共的祖师爷，是撒旦教徒马克思。吹崇“斗争哲学”，宣扬“无神邪论”；运动不停，血雨腥风，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尤其“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许多的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都被砸烂焚烧。中共毁坏的中华文明古迹，比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要多千百倍。
据中共官方报导，在全球140个国家（地区）建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看来好似复甦传统文化，其实不然，是假借孔子之名，行输出党文化之实。他们真正尊崇的不是孔圣人，而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鲁迅。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这里不得不揭一下鲁迅头上的假面纱了，他在中国和日本发表的文章，是在国家存亡之际，谩骂国民政府，痛批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瓦解国人斗志，为日军侵华制造了舆论与藉口。比如汉字是神传文化，鲁迅却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诸多事实还证明鲁迅有日本特务之嫌，至少他是中国最亲日媚日的“堕落文人”。
现在中共官场的腐败，形成了系统化、行业化、区域化、机制化、家族化的趋势，构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否定“善恶有报”，不怕“丧天害理”，敛财淫乱，贪赃枉法，有恃无恐。据中国权威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而且将巨额资金卷向了国外。
中共极力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使之传统道德沦丧，人失去了心法的约束，无恶不作，世风日下。锦绣山河，阴霾重重；毒品氾滥，假货横行；嫖娼遍地，赌博成风；盗窃成灾，犯罪飙升；江河断流，灾害无穷；钞票超发，物价涨疯；两极分化，民怨沸腾！
综上所述，中共的一党专政，就是滋生腐败、藏污纳垢的平台，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民众的怨气堆积成的干柴，将成为一触即发的烈火。各种经济、道德、社会危机已逼临界点。现在已有2亿6千8百万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民心思变。
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六四”血案，引发了东欧民众捣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风潮，导致执政74年的苏共突然解体，随之东欧执政40馀年8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已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共识，形成人人喊打之势。于捷克布拉格和美国华盛顿之后，第三个“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将在加拿大渥太华建成；美国移民法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得移民美国；金正恩这个共党国家，令全世界厌恶、嗤之以鼻！再无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中共一党专政已持续了68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红色恶魔也到了寿终灭亡之日。天象即将大变，是天理之必然，谁人也阻挡不了！顺天意者则功德无量，逆潮流者为历史罪人。
习近平宣导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制定了《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监督条例》等多项规则；并且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可是进行得很艰难，阻力来自内部江派势力及贪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采取的手段：制造事端，扰乱治安；恶化法制环境，绑架执政者；在媒体上明褒暗贬，强行置“新政”于社会的对立面。新旧势力的交锋，今年——2017年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天理昭彰人间必回归正道。华夏自古承传下来一句先哲之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其实反腐败，只是治标，不是治本。而法轮功问题，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不容回避。俗语道：“打蛇要打七寸”；百姓说：“打虎要打养虎的人，铲除滋生老虎的土壤！”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讲话中握拳高呼：“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那么就抓住关键要害，解决动乱根本之源：法办江泽民，公布其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于天下，结束极权的一党专政；打开网路，开放报禁，结束党禁，司法独立，官为民选，军队国家化，实现宪政的民主政体。这是应天意、得民心、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必将成功，名垂青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这其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都深知中共即将倒台，再无人相信共产主义，绝大多数人都随时准备逃跑；二是，他们嘴上把民主国家说成资本主义制度，心里却认为民主制度是好，因此要弃官举家迁居外国。可见中共已到了危机四伏、穷途末路的地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也讲：“应该承认我们党走到一个亡党毁国的边缘。”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不是什么“反华势力”的文章，而是1946年3月30日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而写的社论。时至70年后的今天，正好让中共自己对号入座。
本文不想赘述中共的“遍地是灾”，而是评述中共为何会“遍地是灾”、腐败透顶，且无药可医。共党高居于国家之上的“党国体制”，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绝症根源。天象即将大变——一党专政，必然短命！
具体剖析中共的一党专政，有五大不治之症。抛弃了四个监督：民众监督，党派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破坏了一个约束：传统道德的约束。
有制约机制的权力监督，是现代社会法制文明的基本标志；传统道德的约束，就是人的良知心法的自我约控。如果没有了对权力的监督和人的心法约束，便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现在中共从高层到整个社会全都败坏、腐烂了。已病入膏肓，灭亡在即。
抛弃了四个监督：
（1）抛弃了民众监督
民主，人民真正地当家做主。公民具有选举权、监督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与保证。就是国家机关的掌权者，要由公民举权产生并接受民众的监督。
民主选举，已成为当今普世的一种政体制度，世界上公认的公开、公正的选举：普选、直选和竞选，即普遍的直接的竞争选举。
普选：普遍选举，在民主政体中，不论性别、年龄、种族、信仰、财产、学识、阶层、社会状况，只要是成年公民，都有选举选权；直选：直接选举，是指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政府首脑与官员；竞选：有差额的竞争选举，几人竞选县长、市长、省长，以至国家元首，公民可有比较有鉴别的选举。
中共一向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周恩来说：“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这些言论说的多么动听啊！
中共取得政权前，一直宣导实现普选；可取得政权后制定的宪法，却不再提“普选”了；谎称：“人民当家作主了”，也挂出很多带“人民”字样的招牌，什么“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大会堂……不一而足，全是撞骗过市的幌子。有个相声小段比喻得形象：“老婆饼里有老婆吗？人民大会堂里也没有人民。”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不但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信仰权、言论权、知情权、结社权、集会权、上访权这些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口号喊得山响，其实是欺骗人民，愚弄人民，残害人民！
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必须得到我们选举和监督你。你要是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弹劾你。”最近，韩国爆发了百万人烛光集会和游行，要求朴槿惠下台，国会以压倒性通过总统弹劾案，宪法法院裁定朴槿惠被弹劾后，又因她涉嫌滥用职权、共谋受贿，3月31日被检方逮捕关进监狱。中国线民纷纷评论：中国体制不行。
中共表面上也说：“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实际上执迷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恐怖”的暴力保政权，“阶级斗争天天讲”，运动连番镇压人民；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民主，只对人民专政；人民要民主，就会被专政！
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累计害死八千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二的大陆人，都挨过中共党国的整。中国人民不是站起来了，是被整治得腰弯的越来越低了！
哪里还容得下民主选举？2000年8月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时，人家问:“中国为何不搞普选？”江回答：“中国人素质差。”中共统治六十多年了，公民素质还差，还不能做主人？连个落后的小国家都不如，就是一个乡镇长都不能直接选举，真是耻辱和遗憾。
那么，香港公民素质不低吧？他们一心期盼和操劳力争直选，然而仍是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举”，一人一票的直选权被剥夺了。什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全是谎话，实质是“鸟笼民主”，摆脱不了中共强加给的傀儡特首。
中共抛弃了民众的选举和监督，官员则无所顾忌，什么坏事都干！
（2）抛弃了其它党派监督
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采用多党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相互竞争，能够胜选者组成政府，也有联合阵线组成政府的体制。因为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的监督机制，执政党和公务员队伍，必须勤政廉洁，否则执政党就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公务员会失去饭碗。
中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提出的口号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言不惭地谎称：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
在1949年9月29日中共建政前，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些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然而中共建政后，不但不让民主党派监督，还对上谏者残酷的打击迫害。
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是号召：帮助党整风，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可是实际上“双百方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派”成了敢讲真话民主人士的一场浩劫。55万中华民族的精英被打成“倡狂向党进攻”的右派份子。诸如中国民主同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民主建国会的张乃器，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都成了闻名的大右派。据统计，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人数实际达300多万，成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号称“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之一，被“专政”二十馀年，“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连家人、子女都受到株连。
因此说，当下中国的政党状态是：独裁党与花瓶党。谁还敢起“监督作用”？！
中共的一党专政，是极权政体，共党独裁一切，深入各个领域、各种基层组织中。诸如城市的街道、乡间的村屯、工厂的车间、军警的连队都建有共党的支部；党的各级官员，都由全体纳税人来供养，与其它国家比，中国的老百姓多养活了一整套从上到下中共体系的“寄生虫”，而且是贪官污吏之群体。就是各级行政官员，也要由中共党员来担任，因此入党不是为什么主义信仰，而是“入党为当官”。唐朝时期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时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8个人负担一个公务员。而且还是高工资，高出工人、农民收入许多倍。
仅举一例：公务员死亡抚恤金，4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事业单位人员抚恤金，2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企业工人抚恤金，10个月本人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工人的基本工资较低的在2,000元，而公务员工资高达8,000元，可见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与所谓的“人民公仆”的待遇相差悬殊，抚恤金是32万与2万相比，天壤之别！
（3）抛弃了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说明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舆论监督，英语国家相关的一个概念叫媒体的“看门”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公众利益之门。因此说：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很重视的一种监督形式。
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可见毛魁首是中共说谎话的鼻祖。其实中共搞的是什么呢？是独裁的“一言堂”，口号是：“占领舆论阵地！”所谓阵地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有反对的声调，就是反动言论、反动标语，打成被专政的物件。那么，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都必须是为“伟光正”吹喇叭、抬轿子的媒体。管制严格，规矩繁多。重要的新闻、言论必须由“新华社”这个党的喉舌发声，除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之外，还有中宣部的监控。另外还组建了一批特技队伍，强奸民意的搞网路封杀！
对国内的舆论，有三个强制灌输党文化：从小学到大学都设置政治课，大唱红歌，搞“五个一工程”；对海外的舆论，严密封锁。前些年听国外广播，定为“偷听敌台”罪，近些年则花重金搞金盾工程。朝鲜是用暴力镇压更惨烈！据报导：2013年在朝鲜有80人因看韩剧，被公开用机关枪扫射处决。中共的网路封锁，动用了全国的人才、物力。然而，却不如法轮大法学员中的科技人士才智高，他们研制的翻墙软体，中共什么红色的防火墙也封锁不住。一些外商也借用那些破网软体，同本国公司联系。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尊重人权，早就对公民放开了所有的资讯。中国的报纸、电视、网站在海外随便看；可是外国的媒体，却不敢让中国老百姓看，这个自称“光明正大”的党一直在搞“愚民政策”，为何？简言之：怕丑闻败露！这次两会上有人提议开放网际网路，再次被封删掉了。
前些时候，“邓相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在微博发了批评毛泽东的言论。遭到毛左们的围攻（背后有人指使）；声援邓相超的人也遭到殴打致伤。遗憾的是：在现场戒备的警察对毛左的暴力行为竟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山东当局却免去邓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等职务；校方勒令邓停职检查，并给予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事发后，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左和中共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舆论监督。当代无论西方东方国家，都规定在宪法中。言论自由，也是一种基本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
其实，邓相超和此前的毕福剑，也仅仅是讲了几句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竟遭到打压。如果真的让人们自由地讲心里话，中共这个毛始祖，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在这里试编了毛泽东的八大绰号：
种植贩卖鸦片的毒枭，引进西来幽灵的孽障；
无神唯物邪说的元凶，血腥杀人如麻的魍魉
破坏传统道德的罪魁，赵家领头淫乱的混账；
欺世谎言骗人的匪首，整人斗人取乐的魔王。
敬请能者补充完善，并将其发到更多的媒体上，让人们尽情地评说，使邓相超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天象大变天时不同了，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挫裂行径，不但不灵了，反倒起了助燃的作用。
（4）抛弃了法律监督
人类为何要有法律？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规范人类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规则。当代的国家都讲“法制”，就是都有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法律监督又称“法治监督”，是指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监察与督促。
中国也有“宪法”、“刑法”等，同时参加了很多国际法公约。然而，中共把法律当作遮羞布、“羊头”幌子，甚至当成了抹布。不但不遵守，还任意地践踏法律。
1954年中共的第一部“宪法”出台时。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们还是靠讲话，开会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要把“党置于宪法之上”，“党大于法”、“权大于法”。他还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目空一切，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1989年“六四”反腐败的学生被血腥地镇压，邓小平说：“杀20万，换20年稳定。”
真可谓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不知廉耻！
江泽民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全是骗人的谎话，还卑鄙地编造导演了“天安门自焚”闹剧。声言：“对法轮功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过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疯狂地动用古今中外上百种酷刑；还残忍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丧尽天良地把法轮功女学员关进男牢，肆意地群体轮奸蹂躏；迫害死上百万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无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孤儿无助的惨剧。罪恶滔天，人神共愤！
2015年5月，中共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中说：“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可是2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不但有案不立、有诉不理，还有很多当事人因为诉江，而遭到绑架迫害。中国从古到今，老百姓都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民主国家，总统犯了罪也同样受法律的审判。而十恶不赦的江泽民怎么能逍遥法外？！
最近，“两高”又出台一次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司法解释”，为苟延残喘的江氏集团站台打气。众所周知，两高不是立法组织，只是执法机构，没有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司法解释”是违法的、无效的，更不能当作法律！这是普通的法律常识，可笑的是执法者竟成了法盲。律师余文生在为清华大学毕业生、法轮功学员李文做无罪辩护时说：“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刑法三百条不适用于法轮功。所谓依法打压实际上完全是蓄意错用法律强加罪名，陷害法轮功。这是整个政法系统非法打压的核心罪错和犯罪性质。对法轮功无罪辩护十年后的今天，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
律师依法为当事人辩护，是维护法律尊严的一种法律监督形式，应受到法律保护和民众尊敬。可是在中国对维权律师却进行打压迫害，特别是对高智晟律师的迫害，是十分残酷而无人道的；轰动国际社会的“709事件”，是对300多名律师、维权人士的大抓捕。而在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检察长曹建明，竟厚颜无耻地在工作报告中，把它作为重要政绩，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两会前中国律师界就曾发起公开连署要求周强辞职，随后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发起连署，呼吁周强辞职。而周强这次好像“破罐子破摔”了！
在中国大陆搞政治运动，给谁定罪或宣布无罪，不讲什么法律，只是执政者一句话。每次打倒谁都罪证如山，“踏上一千支脚，永世不得翻身！”而每次平反则都是烟消雾散。邓小平本人就曾经“三起三落”。辽宁鞍山铁东区法院法官黄进公开声称：“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
还别责难他，他讲的是真话。中共的各级领导人都成了自立王法的地头蛇、山大王，无视任何法律。抛弃了法律监督，便贪赃枉法，腐败淫乱，为所欲为！
破坏了一个约束：传统道德的约束
炎黄子孙过去的普遍信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代的法律并不多，可人们讲究天理良心，这个传统的社会道德，维系了华夏文明几千年。
中国历朝历代，从帝王到庶民都信仰神佛，相信“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凡天子登基，皆敬天拜地，发誓祷告，造福万民。殷商史书记载：成汤登上王位时，天下大旱，太史占卜之后说：“这旱灾，须是杀个人祈祷，乃得雨。”成汤说：“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济生人，又岂忍杀人以为祷乎？若必用人祷，宁可我自当之。”遂沐浴斋戒，剪头发，修指甲，束手自缚，素车白马，减损服御，身披白茅草，如同祭祀的牺牲模样，在桑林旷野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
周文王时期有“划地为牢”的故事，臣民都敬天守法，安居乐业，“路无拾遗，夜不闭户”。故意犯罪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而且犯罪后都惭愧而想自惩，只要在地上划个圈，“囚禁”犯人，犯人也不“越圈”逃跑，真正从内心赎罪。
唐太宗以德治天下，仁慈子民。贞观六年新年前（十二月）纵使390名死囚犯回家，和老幼亲人团聚9个月之久，约定贞观七年秋（九月）期满回来就刑。由于大唐天子的恩德感化，结果死囚们均出人意料地按时归狱。唐太宗有感于这些诚信忠义的死囚，又下诏将其全部赦免。白居易曾有诗赞誉：“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从而天下称颂，人心向善，出现了大唐盛世。直到后来移民国外的华侨，把集居地称为“唐人街”，并以“唐人”为自豪。
孔子曰：“以德治国者，方能安邦。”在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以德教化人，以德治理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中共的祖师爷，是撒旦教徒马克思。吹崇“斗争哲学”，宣扬“无神邪论”；运动不停，血雨腥风，疯狂地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尤其“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许多的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都被砸烂焚烧。中共毁坏的中华文明古迹，比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要多千百倍。
据中共官方报导，在全球140个国家（地区）建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看来好似复甦传统文化，其实不然，是假借孔子之名，行输出党文化之实。他们真正尊崇的不是孔圣人，而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鲁迅。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这里不得不揭一下鲁迅头上的假面纱了，他在中国和日本发表的文章，是在国家存亡之际，谩骂国民政府，痛批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瓦解国人斗志，为日军侵华制造了舆论与藉口。比如汉字是神传文化，鲁迅却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诸多事实还证明鲁迅有日本特务之嫌，至少他是中国最亲日媚日的“堕落文人”。
现在中共官场的腐败，形成了系统化、行业化、区域化、机制化、家族化的趋势，构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他们否定“善恶有报”，不怕“丧天害理”，敛财淫乱，贪赃枉法，有恃无恐。据中国权威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而且将巨额资金卷向了国外。
中共极力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使之传统道德沦丧，人失去了心法的约束，无恶不作，世风日下。锦绣山河，阴霾重重；毒品氾滥，假货横行；嫖娼遍地，赌博成风；盗窃成灾，犯罪飙升；江河断流，灾害无穷；钞票超发，物价涨疯；两极分化，民怨沸腾！
综上所述，中共的一党专政，就是滋生腐败、藏污纳垢的平台，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民众的怨气堆积成的干柴，将成为一触即发的烈火。各种经济、道德、社会危机已逼临界点。现在已有2亿6千8百万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民心思变。
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六四”血案，引发了东欧民众捣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风潮，导致执政74年的苏共突然解体，随之东欧执政40馀年8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已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共识，形成人人喊打之势。于捷克布拉格和美国华盛顿之后，第三个“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将在加拿大渥太华建成；美国移民法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得移民美国；金正恩这个共党国家，令全世界厌恶、嗤之以鼻！再无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中共一党专政已持续了68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红色恶魔也到了寿终灭亡之日。天象即将大变，是天理之必然，谁人也阻挡不了！顺天意者则功德无量，逆潮流者为历史罪人。
习近平宣导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制定了《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监督条例》等多项规则；并且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可是进行得很艰难，阻力来自内部江派势力及贪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采取的手段：制造事端，扰乱治安；恶化法制环境，绑架执政者；在媒体上明褒暗贬，强行置“新政”于社会的对立面。新旧势力的交锋，今年——2017年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天理昭彰人间必回归正道。华夏自古承传下来一句先哲之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其实反腐败，只是治标，不是治本。而法轮功问题，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不容回避。俗语道：“打蛇要打七寸”；百姓说：“打虎要打养虎的人，铲除滋生老虎的土壤！”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讲话中握拳高呼：“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那么就抓住关键要害，解决动乱根本之源：法办江泽民，公布其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于天下，结束极权的一党专政；打开网路，开放报禁，结束党禁，司法独立，官为民选，军队国家化，实现宪政的民主政体。这是应天意、得民心、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必将成功，名垂青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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