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夏，毛泽东、萧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成员到北京。时值法(国)中(国)教育协会中方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萧瑜被聘为协会秘书。毛泽东与萧瑜、蔡和森商谈几次后决定不去法国而留在北京。萧瑜、蔡和森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请他帮毛得到一份校役的工作，使毛能够留在北京半工半读。蔡元培支持青年上进，认为校役工作太差，便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去信，请李为毛安排一职。毛遂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左右。[李大钊因不认识毛，叫手下人给毛安排了一个打扫整理图书馆的工作。李为此曾于一九二四年向萧瑜表示歉意。
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时代的旗手”，正是知识界新思潮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然而“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在毛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说北大那段经历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在图书馆工作时感受歧视而产生的终身未消的对知识份子的敌意。
毛泽东执政后一次也没有去过北京大学。进城初期他倒常去清华大学，但祇是半夜去，因为那里有当时北京惟一的室内游泳池。他对知识份子的敌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份子后来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队伍打进城市执政时，大多数知识份子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因为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对新政府抱有希望，愿意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一旦执政，一般意义的国家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则几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以，他们的厄运几乎就在那时开始了。要弄明白百万知识份子怎么会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不能不看看毛泽东执政初的那场“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五七年那场历史上空前大迫害的前奏。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是个历史人物。他幼时家贫失学，连个名字都没有，只因排行第七而称武七。在饱尝不识字的苦处后，他决心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有书读。但他身无分文，从二十一岁起行乞募化。为博取富人的施舍，他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学狗叫。积三十多年之努力，他购置了三百多亩土地，在在家乡堂邑和馆陶、临清县办了三所义学。他将募款所得全部化在为义塾买地、盖房和办学开支上，从没给自己盖过房子。他连买药治病的钱都舍不得化，最后因病中吃了别人抛弃的霉药丸而死去。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因“其人其事，足以垂训后世”，死后被尊称为武训。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前，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将未完成的电影《武训传》的底片藏起，未让厂方带到台湾。一九五○年完成摄制后，五一年二月，《武训传》导演孙瑜给周恩来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将电影修改完毕，望周“于日理万机的馀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当日，孙瑜即接通知携影片到中南海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长看了，给予不少掌声，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特与导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义。”[但几天后毛泽东将片子调去看过，情势突然大变。
武训不是革命家，也未曾希冀成为国人的楷模。他不过以为读书识字的人多些，世道就会变好罢了。毛泽东可以不赞成武训的做法，也可以不喜欢电影《武训传》。这本是个文艺与学术的问题。但在毛眼裹，从来就没有纯学术问题。他把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时，他加了这么一段话：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i]
查禁电影《武训传》只不过是个开头。毛泽东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夫人江青化名李进，兴师动众地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中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特地写信给接待他们的中共山东聊城地委，说明李进就是江青，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与毛结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机会。她率队到达堂邑县，欲查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可是查了近一个月，没发现武训有一笔私产，不得不承认︰“武训很可能的还有一部分未交学校的私产……不过我们未找着确实的证据。”[[ii]]可是，她主持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仍然把武训描绘成“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大流氓”一说，因无根据，最后找了一个比武训小八十岁的妇女，说是武训耍流氓的受害者。]
这份调查记经“毛泽东作了很大的修改”]后，在全国报刊发表。举国上下各类新闻机器一起开动，大小报刊同时咒骂武训，以至于有的人以为哪里又抓出了一个名叫“武训”的反革命分子。
夸奖过此影片的人，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陆续做检讨，数万文艺工作者被迫自我批判。此后，中宣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专事政治审查。多数电影剧本被江青扼杀，仅少数获准拍成电影问世。
文艺界人士全体噤声，文艺界进入遵命时代。为了反衬武训的反动，武训的同乡、同代人宋景诗被捧成了英雄。宋景诗早期曾造反，但不久便被朝廷招安，为清廷当犬马，帮当局镇压农民起义。只因其靠山在朝廷失势，重归山寨，才遭官兵捕杀。剧作家陈白尘“奉命”[陈白尘自述]创作《宋景诗》，将他改塑成一个农民起义英雄。电影《宋景诗》作为《武训传》的对立面占领了全国的电影院。
不过，十五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时，不仅武训被刨坟、尸骨被掘出游街示众，《宋景诗》的炮制者也没逃脱，剧本作者陈白尘被斗得呜乎哀哉，导演郑君里被江青派人抓去，死在监狱中。仔细研究文化革命的灾难，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寻到当年这场批判武训的运动。[在毛泽东指挥下主持这场批判运动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后承认︰“当时的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加给《武训传》的罪名“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
由于武训成了反动派，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也隔代连坐，被全盘否定。陶行知赞赏武训以乞丐之身开办义学的事迹，提倡“新武训精神”，并亲身实践。1926年，他辞去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晓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草鞋，成了一名“挑粪校长”。
该校的共产党员曾参加城市暴动，蒋介石要陶行知开除“赤化”学生，被陶拒绝。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学校，逮捕三十多名学生。陶行知受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在杜威、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蒋取消对陶的通缉，陶方得以回国。
1946年陶行知因脑溢血去世时，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他“是一个无保留地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唁电，称他“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写了一首诗称颂“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并题了“当今圣人”四个字贴在陶的棺材上。[[v]]
现在批判武训，提倡过“新武训精神”的陶行知也就遭殃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而被挞伐。罪名同武训类似：“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救国”、“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
另一个理念与武训相通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918年，晏氏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办识字班。1920年归国后，他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为劳苦大众服务。1928年他利用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各地奔走了十个月，募得几十万美元，全部携回中国，用于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1940年，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他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1943年在纽约召开的纪念哥白尼地动学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陶、晏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药方的理想主义者，理念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格格不入。所以，中共一掌权就将其视作异端，宣布“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反动组织”，“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反动学校”，将院长魏永清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三十年后魏被“宣告”无罪]
晏氏有家归不得，在百般无奈之下，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毛泽东的新中国，没有同政治挂不上号、贴不上“阶级”标签的东西。从一九四九年他住进中南海的那一天起，知识份子没有一天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
着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以刻划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闻名于世。打从抗战胜利起，他就一直被中共左翼作家批判鞭挞。一九四八年，郭沫若更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北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将该文张贴在校园内，并拉出大横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vi]]年底北平易帜前夕，国民党开展“抢救学人”行动。北大当局将飞机票送到沈从文家。中共地下党组织则力劝他为新社会效劳。他决定留下。可是共产党进城没多久，他就发现日子很难熬下去，于四九年三月九日割喉切腕自杀[一说喝煤油[[vii]]]。获救后，他辞去了北大的职务。六月召开全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海作家巴金到沈家拜访时，发现“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彷彿就要掉进水里。”[[viii]]
但奇怪的是，一方面毛泽东在五二年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对沈从文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ix]]另一方面中宣部又通知各地的公安部门将沈的着作全部收缴烧毁。上海开明书店通知沈︰“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三十年后，沈自述此事：“五三年所有习作都经书店正式通知，作品业已过时，因之代为销毁，一切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全部焚毁。”[[x]]
沈从文消失了。他的作品不仅从书店更从所有的图书馆中消失，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沈从文”三个字。他的名字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没听说在世的中国作家中有一位叫做沈从文的人，有一本叫《边城》的小说。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或埋首书写文物标签、或为参观者充当讲解员，远离了文学。
沈从文的厄运只是当时知识份子的一个写照。正如巴金后来所说:“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
中共一建国，教育部便提议采用苏式教育，实行工科院校与文理分家，将清华大学等校改造成纯工科学校。因多数教授的抵制，计画未能实行。但中共由此看到，“不少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羡慕着美国的‘富裕’，‘政治上自由’和‘文明’……而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认为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遂于一九五一年底发动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当时，“镇反”、“三反”、“五反”尚未结束，“镇压反革命”之馀音还在，谁都得考虑被“镇压”的后果。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火药味还弥漫在知识界、文化界。知识份子心有馀悸，大家都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出来的，谁也不能说自己身上没有“旧社会的污毒”。抗拒改造后果严重。无人可以超然度外。为免与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对抗，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采取了向共产党表示输诚效忠的态度。
光表示服膺共产党远远不够，他们还得往自己脸上泼墨，洗刷被洋面包、洋墨水薰臭了的灵魂。每个人必须认罪，并书面交待：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
“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xii]]
与“三反”、“五反”时利用二十多岁青年作“打虎队员”一样，“思想改造”运动中各大学均以年轻学生、职工为积极份子，大会批判、小会“帮助”，让教授们一一跤待历史，痛斥自己的过去。
教师人人都得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老师“搓澡”，实则让学生作审判员。批判斗争会之严厉、之污辱人格，不亚于土改斗地主、镇反斗反革命。学生指着鼻子骂老师，说老师是旧政府的走狗，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一扫而空。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坦克开进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今北京大学所在]，原代理校长陆志韦被捕入狱。他拒绝与日人合作而被判刑，抗战胜利后重新主持校务。中共执政后，他努力紧跟，参加“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的大会，痛斥自己以往“亲美反共反人民”。可仍然躲不过斗争会。他的女儿奉命登台，指着他的脑袋“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只能低头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正如当时上海震旦大学教授贾植芳所说，那是一场“在组织安排下被迫交待自己的历史，并且让知识份子来一个‘丑态大暴露’的运动。”[[xiii]]国学大师顾颉刚在日记里写道︰“(党要大家)互道资产阶级思想，作竞赛”；“(党)组织上要我们每人自认资产阶级思想，列举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诸项，众皆争认，予独以为无有”，“众大哗”。
“思想改造”中，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教授做了十二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由于过不了关即意味着有政治、立场问题。即便不被“法办”，饭碗也是个问题。所以抗拒检讨者寥寥无几。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时，北大教授朱光潜也拒绝机票，留了下来。而今党说他有历史问题，定为“管制分子”，管制了八个月。北大还搞了一个展览，画了漫画丑化他。他不得不给自己扣上各种“反动观点”以求过关。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对新思想“兼容并包”。据萧瑜说：当年“毛泽东一向很钦佩蔡(元培)校长，他给蔡校长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xiv]]1940年蔡元培去世时，周恩来曾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给蔡的挽联写的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是如今毛泽东一上台执政就批判起蔡元培来。
于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一边检讨自己，一边批判北大的两个前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是遵循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对统治阶级服务的。”“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我们教师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批判蔡元培，并不为诋毁蔡氏之为人，而是着眼于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毛泽东要每一个知识份子牢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自由当然免谈。
没有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学者们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曾经对一位中共党员说︰“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他的希望落了空，共产党就是要强迫他学习改造。他顶不过去，终于被迫发表了一份检讨，而且须将老北大校长傅斯年、胡适称为“匪”：“(1928年我)写信给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学教书，从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团。……因为傅斯年的关系，受名利思想的驱使，后来又走上了胡匪适的道路。”“尤其不可饶恕的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因京、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迁云南，组合成西南联合大学——]曾经给国民党办过两届二十四次文史演讲会……是直接给国民党帮凶的。”“我还发表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政治应与学术分开，党团最好在校外发展’等等反动透顶的言论。”
“学术自由”不能给，“学术独立”也不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受过胡适的影响，所以要让他来批判胡适“学术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诱致知识份子在一个“清高”的美名下进行学术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实际上替反动政府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知识份子、学者们便一个个进入反动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落后知识份子藉口“学术独立”，不问政治，逃避现实。而其结果也只是对于反动政权有利。”
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该校办了个“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新华社记者报导说：“美国为什么要办燕京大学呢？就是要通过燕京来培养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势力和影响。不仅如此，燕京大学本身又是美国巧妙运用它来进行情报工作的一个情报机构……。”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当了二十多年校长的陈垣在校刊上发表自我检讨，说教会办学是为了“达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奴役的目的”，他“忠实的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他自掴耳光道：“我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二十三年。”“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大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在辅仁作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是他们很得力的奴才。”
中国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办的。院长李宗恩一边检查自己的“反动的思想”，一边抨击洛克菲勒基金会以表明与其划清界线：“洛氏基金委员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机构，除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侵略基地。”“美国国务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委是密切结合着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万元的美金达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标，在医药卫生工作者中造就了一批所谓‘民主自由’分子。”
“清华大学是由美国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该校机械系教授张维在检查中说，“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恶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清华物理教授周培源曾赴美搞过一个时期的军事科学的研究(从飞机上掷鱼雷入水问题)。而今他在报上痛斥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丁注：Robert A.Millikan，1868∼1953，因测量出电子的电荷而闻名于世]请求工作机会”，并说这“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那个研究本来是与德、日、意法西斯政权军事对抗的一部分，他却说：那是“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并由此鞭挞自己道：“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馀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二战期间也在美国从事过军事科学研究的清华物理教授葛庭燧则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一文中抨击美国“使用原子弹来屠杀日本无辜的平民”，“美国的反动统治者……掠夺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用来屠杀和平居民，用来威胁世界和平……”
清华哲学教授金岳霖更检讨自己“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丧失了民族立场”，并检讨自己“以旧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苏联”：“我一直歪曲了污蔑了苏联，直到解放时为止，我还认为苏联根本不容许个人‘自由’……还认为苏联通过各国共产党来干涉各国内政。”他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学者]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说：“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已经转变：“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糟蹋自己说他利用教学“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在都市计画概论课程中，……我所讲的……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我满脑袋都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阻碍了祖国的建设……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因他是清未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所以在检讨中还要另加一章，将其父痛斥一通：
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是土木工程专家。三十年代他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后又为阻遏日本侵略军而忍痛炸毁。其事迹在中国工程史上可占一章。他被“改造”后，在报上这样掴自己的耳光：“我于一九二○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继续不断约三十年之久。”“我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馀几乎什么好事都没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对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我的一贯作风……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剥削群众，坐享其成的腐化嶞落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工作十五年。他在报上着文骂自己：“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
二十年代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吴宓也被迫向新政府表态输诚：“(前)中国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走狗的买办阶级联合而建立的反动统治政权。所谓国立大学，便是他们所设立的机关。我……甘心作他们的帮凶和奴隶。我所领得的月薪及研究经费，便是他们压榨剥削劳苦人民工农大众而得的剩馀。”
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契这样自我批判道：“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阶级的教育，自以为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凡此种种，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根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根源。”
“1929年我到德国去留学，所学的是财政经济；所接触的学者，完全是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物。……他们的共同主张，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根源。”
学者们自掴耳光还不够。武汉大学，在体育馆召开的会场上，“资产阶级教授”们甚至被勒令在讲台前沿跪成一排，接受批判。清华大学历史系聂崇歧教授等曾在国共内战后期呼吁和平，因此是重点批判斗争对像，并被拘禁“审查”。
北大傅鹰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大学里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
受不了这一套的，便只有选择死。清华大学无机化学家高崇熙服药死去，渐被遗忘。直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大家才想起他来。傅鹰说︰“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门学科带路无人。”
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悬梁自尽。山东大学医学院女教授陈慎昭被关在实验室“隔离审查”，服氰化钾自杀。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跳进黄浦江，幸而得救。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归来，只因保存了当年国民政府发的护照，被攻击为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差点自寻短见死去。
为此，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批评中共“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使许多科学家心绪不安﹗算算账，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他后来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这句话。
总之，随着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教育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一律关闭。上海震旦大学关了门，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的人，都被调离。燕京大学牌子摘了，校园让给了从城里搬迁来的北京大学。
“北大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学习苏联，不仅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主要地位，而且还停开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俄籍专家及左派经济学家如薛暮桥……等都到北大兼课。”
社会学被彻底清除。共产党进城执政前，清华大学费孝通教授曾对朋友说︰“我希望我不会失去研究社会学的机会。”如今共产党执政才两三年，全国的社会学教授就全被迫改了行。费孝通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史国衡被打发到清华图书馆。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人研究什么“社会学”。大学生只知道社会主义，而“社会学”一词连听都没听说过。
美国是敌人，苏联是老大哥。不论何学科，都得将苏联奉为皋圭。中国生物学界被迫皈依苏联李森科学派独尊的“米丘林学说”。人民日报发文《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称“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遗传基因学创始人美国摩尔根教授的学说则被扣上“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三顶帽子而禁止讲授。河南农学院吴绍骙教授从国外带回来的杂交玉米种子被禁止试验；四川省农科所研究员鲍文奎的小麦与黑麦杂交试验地被铲掉；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因批评李森科的见解而遭政治批判。
抗战时归国的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景均，在其主讲的三门课都被停开后潜逃出境，再也没有回来。随后三十年，他成绩卓着，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而留在国内的复旦大学教授、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被剥夺了授课和研究的权利。谈后来说︰“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
各大学俄文当道，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课在一九五三年底一律取消，所有英语教师上俄语学习班学习后，改任俄语教师；英语专业的学生改学俄语。英语教员或改任俄语教师，或改行打杂。譬如东北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被打发到图书馆当了一名馆员。
搞艺术的更难置身于“改造”之外。1950年自巴黎归来的画家吴冠中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努力检讨，勉强过关，却被认为不再适合讲授艺术。他后来这样写道︰“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
有些人是注定过不了关的。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曾为一九四九年初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国共谈判效力，故中共给了他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头衔。但他在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版的几本书里有一系列反动言论，诸如“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故数度受到全校大会批判。
张东荪并非不识时务。他也想过关，一次一次检讨，一次次总通不过。对他的批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一开始就注定他是过不了关的。起先，他的问题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一次次检讨后，问题反而升级成了“美国特务”。于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立即解除其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盟。他知趣地辞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
当然也有断然拒绝以辱骂自己以换取过关的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家陈寅恪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洪谦是两个例子。鉴于其在学术界的声望，中共倒也没有惩治他们。但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的下场就不同了。他二十年代末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曾当面顶撞蒋介石，一度被拘禁，在蔡元培等呼吁下方获释放。共产党来了，刘文典还是狂放不羁，拒不检讨。他批判会上宣布︰“我是一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你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你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一谈了﹗”[[xxv]]他拒绝接受改造，终于丢了饭碗。
一九五五年北大校庆那一天，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和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党中央出席庆祝会，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厉声训斥︰“冯友兰！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冯教授忍气吞声，未敢辩一个字。
把全国的专家、学者管束到了这种程度是一大成功。毛泽东发动“思想改造”运动，本意也即在此。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中英杰回忆：
“(运动之后)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着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许多世界级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争议的论述被无情删除，也不准引证或讲授，谁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之嫌。同时教师也不准参照自己的特长和风格授课，哪怕稍少偏离按原样引进的苏联教学大纲，也会被看作大逆不道。”“学校体制彻底变样，老清华不复存在了。……暑假返校开学时，清华变成只剩下专业有限的单纯的工业大学，其学制完全照抄苏联老大哥。”
仅在思想上“改造”知识份子当然不够，组织上的控制更为重要。如东北工学院利用这场运动将所有的系主任换成了共产党员。
就在专家学者被“改造”得服服帖帖之际，毛泽东动了拆除北京城墙之念。
当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游，曾说他住的那个地方外面是个大圈圈，里面是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还有个黄圈圈。如今，毛泽东也住在黄圈圈里。祇要把长安街拓宽到可以任飞机起落，有没有大、小圈圈做屏障当然无所谓了。
为保护北京城的完美布局，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保留城墙，清理护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墙宽阔的顶部辟为空中花园，如一条绣带环绕京城；十几座城门楼改造成文化馆、图书馆。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另构新城作为行政中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中轴线平行，由长安街东西一路贯之。
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华教授的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时，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没有人敢以“中南海是皇帝住的”来反衬拆城墙之荒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份子已被管束得集体噤声。除了梁先生大哭一场之外，没有人再敢公开表示异议。毛泽东拆城之举，再也没有受到阻挠。拆得顺顺当当，外城内城一起拆，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城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是否就此认为江山稳固，可以放心了呢？没有。经过一个又一个运动，等到反右派运动登台时，人们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运动只是小菜一碟，不足道矣。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时代的旗手”，正是知识界新思潮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然而“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在毛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说北大那段经历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在图书馆工作时感受歧视而产生的终身未消的对知识份子的敌意。
毛泽东执政后一次也没有去过北京大学。进城初期他倒常去清华大学，但祇是半夜去，因为那里有当时北京惟一的室内游泳池。他对知识份子的敌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份子后来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队伍打进城市执政时，大多数知识份子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因为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对新政府抱有希望，愿意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一旦执政，一般意义的国家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则几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以，他们的厄运几乎就在那时开始了。要弄明白百万知识份子怎么会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不能不看看毛泽东执政初的那场“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五七年那场历史上空前大迫害的前奏。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是个历史人物。他幼时家贫失学，连个名字都没有，只因排行第七而称武七。在饱尝不识字的苦处后，他决心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有书读。但他身无分文，从二十一岁起行乞募化。为博取富人的施舍，他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学狗叫。积三十多年之努力，他购置了三百多亩土地，在在家乡堂邑和馆陶、临清县办了三所义学。他将募款所得全部化在为义塾买地、盖房和办学开支上，从没给自己盖过房子。他连买药治病的钱都舍不得化，最后因病中吃了别人抛弃的霉药丸而死去。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因“其人其事，足以垂训后世”，死后被尊称为武训。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前，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将未完成的电影《武训传》的底片藏起，未让厂方带到台湾。一九五○年完成摄制后，五一年二月，《武训传》导演孙瑜给周恩来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将电影修改完毕，望周“于日理万机的馀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当日，孙瑜即接通知携影片到中南海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长看了，给予不少掌声，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特与导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义。”[但几天后毛泽东将片子调去看过，情势突然大变。
武训不是革命家，也未曾希冀成为国人的楷模。他不过以为读书识字的人多些，世道就会变好罢了。毛泽东可以不赞成武训的做法，也可以不喜欢电影《武训传》。这本是个文艺与学术的问题。但在毛眼裹，从来就没有纯学术问题。他把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时，他加了这么一段话：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i]
查禁电影《武训传》只不过是个开头。毛泽东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夫人江青化名李进，兴师动众地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中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特地写信给接待他们的中共山东聊城地委，说明李进就是江青，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与毛结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机会。她率队到达堂邑县，欲查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可是查了近一个月，没发现武训有一笔私产，不得不承认︰“武训很可能的还有一部分未交学校的私产……不过我们未找着确实的证据。”[[ii]]可是，她主持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仍然把武训描绘成“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大流氓”一说，因无根据，最后找了一个比武训小八十岁的妇女，说是武训耍流氓的受害者。]
这份调查记经“毛泽东作了很大的修改”]后，在全国报刊发表。举国上下各类新闻机器一起开动，大小报刊同时咒骂武训，以至于有的人以为哪里又抓出了一个名叫“武训”的反革命分子。
夸奖过此影片的人，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陆续做检讨，数万文艺工作者被迫自我批判。此后，中宣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专事政治审查。多数电影剧本被江青扼杀，仅少数获准拍成电影问世。
文艺界人士全体噤声，文艺界进入遵命时代。为了反衬武训的反动，武训的同乡、同代人宋景诗被捧成了英雄。宋景诗早期曾造反，但不久便被朝廷招安，为清廷当犬马，帮当局镇压农民起义。只因其靠山在朝廷失势，重归山寨，才遭官兵捕杀。剧作家陈白尘“奉命”[陈白尘自述]创作《宋景诗》，将他改塑成一个农民起义英雄。电影《宋景诗》作为《武训传》的对立面占领了全国的电影院。
不过，十五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时，不仅武训被刨坟、尸骨被掘出游街示众，《宋景诗》的炮制者也没逃脱，剧本作者陈白尘被斗得呜乎哀哉，导演郑君里被江青派人抓去，死在监狱中。仔细研究文化革命的灾难，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寻到当年这场批判武训的运动。[在毛泽东指挥下主持这场批判运动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后承认︰“当时的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加给《武训传》的罪名“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
由于武训成了反动派，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也隔代连坐，被全盘否定。陶行知赞赏武训以乞丐之身开办义学的事迹，提倡“新武训精神”，并亲身实践。1926年，他辞去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晓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草鞋，成了一名“挑粪校长”。
该校的共产党员曾参加城市暴动，蒋介石要陶行知开除“赤化”学生，被陶拒绝。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学校，逮捕三十多名学生。陶行知受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在杜威、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蒋取消对陶的通缉，陶方得以回国。
1946年陶行知因脑溢血去世时，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他“是一个无保留地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唁电，称他“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写了一首诗称颂“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并题了“当今圣人”四个字贴在陶的棺材上。[[v]]
现在批判武训，提倡过“新武训精神”的陶行知也就遭殃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而被挞伐。罪名同武训类似：“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救国”、“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
另一个理念与武训相通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918年，晏氏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办识字班。1920年归国后，他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为劳苦大众服务。1928年他利用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各地奔走了十个月，募得几十万美元，全部携回中国，用于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1940年，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他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1943年在纽约召开的纪念哥白尼地动学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陶、晏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药方的理想主义者，理念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格格不入。所以，中共一掌权就将其视作异端，宣布“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反动组织”，“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反动学校”，将院长魏永清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三十年后魏被“宣告”无罪]
晏氏有家归不得，在百般无奈之下，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毛泽东的新中国，没有同政治挂不上号、贴不上“阶级”标签的东西。从一九四九年他住进中南海的那一天起，知识份子没有一天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
着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以刻划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闻名于世。打从抗战胜利起，他就一直被中共左翼作家批判鞭挞。一九四八年，郭沫若更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北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将该文张贴在校园内，并拉出大横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vi]]年底北平易帜前夕，国民党开展“抢救学人”行动。北大当局将飞机票送到沈从文家。中共地下党组织则力劝他为新社会效劳。他决定留下。可是共产党进城没多久，他就发现日子很难熬下去，于四九年三月九日割喉切腕自杀[一说喝煤油[[vii]]]。获救后，他辞去了北大的职务。六月召开全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海作家巴金到沈家拜访时，发现“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彷彿就要掉进水里。”[[viii]]
但奇怪的是，一方面毛泽东在五二年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对沈从文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ix]]另一方面中宣部又通知各地的公安部门将沈的着作全部收缴烧毁。上海开明书店通知沈︰“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三十年后，沈自述此事：“五三年所有习作都经书店正式通知，作品业已过时，因之代为销毁，一切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全部焚毁。”[[x]]
沈从文消失了。他的作品不仅从书店更从所有的图书馆中消失，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沈从文”三个字。他的名字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没听说在世的中国作家中有一位叫做沈从文的人，有一本叫《边城》的小说。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或埋首书写文物标签、或为参观者充当讲解员，远离了文学。
沈从文的厄运只是当时知识份子的一个写照。正如巴金后来所说:“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
中共一建国，教育部便提议采用苏式教育，实行工科院校与文理分家，将清华大学等校改造成纯工科学校。因多数教授的抵制，计画未能实行。但中共由此看到，“不少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羡慕着美国的‘富裕’，‘政治上自由’和‘文明’……而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认为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遂于一九五一年底发动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当时，“镇反”、“三反”、“五反”尚未结束，“镇压反革命”之馀音还在，谁都得考虑被“镇压”的后果。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火药味还弥漫在知识界、文化界。知识份子心有馀悸，大家都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出来的，谁也不能说自己身上没有“旧社会的污毒”。抗拒改造后果严重。无人可以超然度外。为免与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对抗，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采取了向共产党表示输诚效忠的态度。
光表示服膺共产党远远不够，他们还得往自己脸上泼墨，洗刷被洋面包、洋墨水薰臭了的灵魂。每个人必须认罪，并书面交待：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
“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xii]]
与“三反”、“五反”时利用二十多岁青年作“打虎队员”一样，“思想改造”运动中各大学均以年轻学生、职工为积极份子，大会批判、小会“帮助”，让教授们一一跤待历史，痛斥自己的过去。
教师人人都得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老师“搓澡”，实则让学生作审判员。批判斗争会之严厉、之污辱人格，不亚于土改斗地主、镇反斗反革命。学生指着鼻子骂老师，说老师是旧政府的走狗，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一扫而空。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坦克开进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今北京大学所在]，原代理校长陆志韦被捕入狱。他拒绝与日人合作而被判刑，抗战胜利后重新主持校务。中共执政后，他努力紧跟，参加“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的大会，痛斥自己以往“亲美反共反人民”。可仍然躲不过斗争会。他的女儿奉命登台，指着他的脑袋“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只能低头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正如当时上海震旦大学教授贾植芳所说，那是一场“在组织安排下被迫交待自己的历史，并且让知识份子来一个‘丑态大暴露’的运动。”[[xiii]]国学大师顾颉刚在日记里写道︰“(党要大家)互道资产阶级思想，作竞赛”；“(党)组织上要我们每人自认资产阶级思想，列举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诸项，众皆争认，予独以为无有”，“众大哗”。
“思想改造”中，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教授做了十二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由于过不了关即意味着有政治、立场问题。即便不被“法办”，饭碗也是个问题。所以抗拒检讨者寥寥无几。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时，北大教授朱光潜也拒绝机票，留了下来。而今党说他有历史问题，定为“管制分子”，管制了八个月。北大还搞了一个展览，画了漫画丑化他。他不得不给自己扣上各种“反动观点”以求过关。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对新思想“兼容并包”。据萧瑜说：当年“毛泽东一向很钦佩蔡(元培)校长，他给蔡校长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xiv]]1940年蔡元培去世时，周恩来曾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给蔡的挽联写的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是如今毛泽东一上台执政就批判起蔡元培来。
于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一边检讨自己，一边批判北大的两个前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是遵循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对统治阶级服务的。”“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我们教师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批判蔡元培，并不为诋毁蔡氏之为人，而是着眼于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毛泽东要每一个知识份子牢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自由当然免谈。
没有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学者们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曾经对一位中共党员说︰“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他的希望落了空，共产党就是要强迫他学习改造。他顶不过去，终于被迫发表了一份检讨，而且须将老北大校长傅斯年、胡适称为“匪”：“(1928年我)写信给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学教书，从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团。……因为傅斯年的关系，受名利思想的驱使，后来又走上了胡匪适的道路。”“尤其不可饶恕的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因京、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迁云南，组合成西南联合大学——]曾经给国民党办过两届二十四次文史演讲会……是直接给国民党帮凶的。”“我还发表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政治应与学术分开，党团最好在校外发展’等等反动透顶的言论。”
“学术自由”不能给，“学术独立”也不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受过胡适的影响，所以要让他来批判胡适“学术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诱致知识份子在一个“清高”的美名下进行学术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实际上替反动政府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知识份子、学者们便一个个进入反动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落后知识份子藉口“学术独立”，不问政治，逃避现实。而其结果也只是对于反动政权有利。”
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该校办了个“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新华社记者报导说：“美国为什么要办燕京大学呢？就是要通过燕京来培养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势力和影响。不仅如此，燕京大学本身又是美国巧妙运用它来进行情报工作的一个情报机构……。”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当了二十多年校长的陈垣在校刊上发表自我检讨，说教会办学是为了“达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奴役的目的”，他“忠实的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他自掴耳光道：“我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二十三年。”“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大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在辅仁作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是他们很得力的奴才。”
中国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办的。院长李宗恩一边检查自己的“反动的思想”，一边抨击洛克菲勒基金会以表明与其划清界线：“洛氏基金委员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机构，除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侵略基地。”“美国国务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委是密切结合着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万元的美金达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标，在医药卫生工作者中造就了一批所谓‘民主自由’分子。”
“清华大学是由美国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该校机械系教授张维在检查中说，“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恶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清华物理教授周培源曾赴美搞过一个时期的军事科学的研究(从飞机上掷鱼雷入水问题)。而今他在报上痛斥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丁注：Robert A.Millikan，1868∼1953，因测量出电子的电荷而闻名于世]请求工作机会”，并说这“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那个研究本来是与德、日、意法西斯政权军事对抗的一部分，他却说：那是“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并由此鞭挞自己道：“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馀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二战期间也在美国从事过军事科学研究的清华物理教授葛庭燧则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一文中抨击美国“使用原子弹来屠杀日本无辜的平民”，“美国的反动统治者……掠夺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用来屠杀和平居民，用来威胁世界和平……”
清华哲学教授金岳霖更检讨自己“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丧失了民族立场”，并检讨自己“以旧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苏联”：“我一直歪曲了污蔑了苏联，直到解放时为止，我还认为苏联根本不容许个人‘自由’……还认为苏联通过各国共产党来干涉各国内政。”他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学者]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说：“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已经转变：“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糟蹋自己说他利用教学“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在都市计画概论课程中，……我所讲的……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我满脑袋都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阻碍了祖国的建设……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因他是清未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所以在检讨中还要另加一章，将其父痛斥一通：
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是土木工程专家。三十年代他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后又为阻遏日本侵略军而忍痛炸毁。其事迹在中国工程史上可占一章。他被“改造”后，在报上这样掴自己的耳光：“我于一九二○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继续不断约三十年之久。”“我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馀几乎什么好事都没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对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我的一贯作风……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剥削群众，坐享其成的腐化嶞落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工作十五年。他在报上着文骂自己：“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
二十年代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吴宓也被迫向新政府表态输诚：“(前)中国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走狗的买办阶级联合而建立的反动统治政权。所谓国立大学，便是他们所设立的机关。我……甘心作他们的帮凶和奴隶。我所领得的月薪及研究经费，便是他们压榨剥削劳苦人民工农大众而得的剩馀。”
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契这样自我批判道：“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阶级的教育，自以为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凡此种种，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根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根源。”
“1929年我到德国去留学，所学的是财政经济；所接触的学者，完全是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物。……他们的共同主张，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根源。”
学者们自掴耳光还不够。武汉大学，在体育馆召开的会场上，“资产阶级教授”们甚至被勒令在讲台前沿跪成一排，接受批判。清华大学历史系聂崇歧教授等曾在国共内战后期呼吁和平，因此是重点批判斗争对像，并被拘禁“审查”。
北大傅鹰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大学里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
受不了这一套的，便只有选择死。清华大学无机化学家高崇熙服药死去，渐被遗忘。直到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大家才想起他来。傅鹰说︰“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门学科带路无人。”
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悬梁自尽。山东大学医学院女教授陈慎昭被关在实验室“隔离审查”，服氰化钾自杀。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跳进黄浦江，幸而得救。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归来，只因保存了当年国民政府发的护照，被攻击为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差点自寻短见死去。
为此，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批评中共“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使许多科学家心绪不安﹗算算账，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他后来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这句话。
总之，随着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教育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一律关闭。上海震旦大学关了门，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的人，都被调离。燕京大学牌子摘了，校园让给了从城里搬迁来的北京大学。
“北大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学习苏联，不仅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主要地位，而且还停开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俄籍专家及左派经济学家如薛暮桥……等都到北大兼课。”
社会学被彻底清除。共产党进城执政前，清华大学费孝通教授曾对朋友说︰“我希望我不会失去研究社会学的机会。”如今共产党执政才两三年，全国的社会学教授就全被迫改了行。费孝通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史国衡被打发到清华图书馆。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人研究什么“社会学”。大学生只知道社会主义，而“社会学”一词连听都没听说过。
美国是敌人，苏联是老大哥。不论何学科，都得将苏联奉为皋圭。中国生物学界被迫皈依苏联李森科学派独尊的“米丘林学说”。人民日报发文《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称“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遗传基因学创始人美国摩尔根教授的学说则被扣上“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三顶帽子而禁止讲授。河南农学院吴绍骙教授从国外带回来的杂交玉米种子被禁止试验；四川省农科所研究员鲍文奎的小麦与黑麦杂交试验地被铲掉；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因批评李森科的见解而遭政治批判。
抗战时归国的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景均，在其主讲的三门课都被停开后潜逃出境，再也没有回来。随后三十年，他成绩卓着，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而留在国内的复旦大学教授、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被剥夺了授课和研究的权利。谈后来说︰“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
各大学俄文当道，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课在一九五三年底一律取消，所有英语教师上俄语学习班学习后，改任俄语教师；英语专业的学生改学俄语。英语教员或改任俄语教师，或改行打杂。譬如东北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被打发到图书馆当了一名馆员。
搞艺术的更难置身于“改造”之外。1950年自巴黎归来的画家吴冠中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努力检讨，勉强过关，却被认为不再适合讲授艺术。他后来这样写道︰“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
有些人是注定过不了关的。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曾为一九四九年初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国共谈判效力，故中共给了他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头衔。但他在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版的几本书里有一系列反动言论，诸如“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故数度受到全校大会批判。
张东荪并非不识时务。他也想过关，一次一次检讨，一次次总通不过。对他的批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一开始就注定他是过不了关的。起先，他的问题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一次次检讨后，问题反而升级成了“美国特务”。于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立即解除其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盟。他知趣地辞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
当然也有断然拒绝以辱骂自己以换取过关的人。中山大学历史学家陈寅恪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洪谦是两个例子。鉴于其在学术界的声望，中共倒也没有惩治他们。但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的下场就不同了。他二十年代末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曾当面顶撞蒋介石，一度被拘禁，在蔡元培等呼吁下方获释放。共产党来了，刘文典还是狂放不羁，拒不检讨。他批判会上宣布︰“我是一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你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你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一谈了﹗”[[xxv]]他拒绝接受改造，终于丢了饭碗。
一九五五年北大校庆那一天，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和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党中央出席庆祝会，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厉声训斥︰“冯友兰！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冯教授忍气吞声，未敢辩一个字。
把全国的专家、学者管束到了这种程度是一大成功。毛泽东发动“思想改造”运动，本意也即在此。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中英杰回忆：
“(运动之后)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着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许多世界级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争议的论述被无情删除，也不准引证或讲授，谁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之嫌。同时教师也不准参照自己的特长和风格授课，哪怕稍少偏离按原样引进的苏联教学大纲，也会被看作大逆不道。”“学校体制彻底变样，老清华不复存在了。……暑假返校开学时，清华变成只剩下专业有限的单纯的工业大学，其学制完全照抄苏联老大哥。”
仅在思想上“改造”知识份子当然不够，组织上的控制更为重要。如东北工学院利用这场运动将所有的系主任换成了共产党员。
就在专家学者被“改造”得服服帖帖之际，毛泽东动了拆除北京城墙之念。
当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游，曾说他住的那个地方外面是个大圈圈，里面是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还有个黄圈圈。如今，毛泽东也住在黄圈圈里。祇要把长安街拓宽到可以任飞机起落，有没有大、小圈圈做屏障当然无所谓了。
为保护北京城的完美布局，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保留城墙，清理护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墙宽阔的顶部辟为空中花园，如一条绣带环绕京城；十几座城门楼改造成文化馆、图书馆。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另构新城作为行政中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中轴线平行，由长安街东西一路贯之。
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华教授的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时，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没有人敢以“中南海是皇帝住的”来反衬拆城墙之荒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份子已被管束得集体噤声。除了梁先生大哭一场之外，没有人再敢公开表示异议。毛泽东拆城之举，再也没有受到阻挠。拆得顺顺当当，外城内城一起拆，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城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是否就此认为江山稳固，可以放心了呢？没有。经过一个又一个运动，等到反右派运动登台时，人们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运动只是小菜一碟，不足道矣。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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