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7日讯】【编者按】“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浩劫，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整了1亿人，其中整死至少2000万人。这场浩劫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下文是作家土家野夫忆述自己出生的小镇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轶事。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像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像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彷彿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彷彿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章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彷彿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彷彿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像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幻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那就是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20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倒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党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湮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悚——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国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彷彿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2008年1月22日
──转自《文史网》
（责任编辑：李芸）
下文是作家土家野夫忆述自己出生的小镇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轶事。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像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像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彷彿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彷彿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章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彷彿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彷彿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像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幻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那就是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20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倒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党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五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湮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六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悚——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八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国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彷彿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2008年1月22日
──转自《文史网》
（责任编辑：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