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受校长之邀进行演讲，声称一落机抵达美国之后，本来打算戴上五个自备的防废气口罩；然而当她呼吸了第一口美国的空气，她把口罩放下了——“空气是异常清新甜美，感觉畅快极了”；她表示非常惊讶：：“因为我感受到自由，以往在中国时上街必须带口罩，否则即会生病”；“我自由了！眼镜不再有雾气！不再有呼吸困难！不再有压抑——每一口空气都拥有自由的快乐。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情不自禁回想起得到自由的感受……在这我感受到言论自由的新鲜空气！”
“我来美国之前，从历史课读到了美国独立宣言，然而这些字眼——‘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些抽像的词汇对我完全没有意义，直至来到了美国，我学到了原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美国是神圣的权利，我可以对有争议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挑战导师的观点，可以在网上批评自己的教授”；杨舒平提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并总结说：“民主与言论自由不是与生俱来拥有的，而是有如新鲜空气一样，是要奋斗争取（与守护）的”。
这番肺腑之言，换来了中共以至美国中国学生的“追杀”；马大中国学生会的前主席朱力涵攻击这是“诋毁中国搏眼球”、“好自为之”、恐吓“小心在美国出门也要戴口罩”；中共党媒攻击为“辱华”、“把美国人对中国的‘成见’再一次放大”、“中国就有如朝鲜一样”、“出了国应只会更爱国”、“等你在美国受到侮辱吧”、“人丑事多”、“卖国求荣”……一众中国网民竟恐吓杨舒平“别回中国”。
的确在中国的网路，这些言论都经过了中共的审查，所以“中国网民”能够表达的事情，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人的想法；然而自1989年六四至今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生，却有更多是党国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杨舒平这种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却是少数中的少数；中共不但成功推动洗脑教育，不止在中国建立了言论的防火长城，甚至在海外也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制度，即以大使馆与海外中国人所组成的网路，去造势以至狙击任何敢讲真话的华人；于是中国学生既敢怒亦不敢言，而敢言的就必然会被迫害，于是多数的学生更不敢反抗，更不敢讲真话，更不敢质疑中共，甚至用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身边所有敢去反抗的人。
上述事情早在香港已经成为常态：中共透过中联办与地区势力的组织，恐吓来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留学生为了在大陆的家人，以至返大陆后的生活，都不敢反抗；很多人幻想透过更多海外留学生，中国人将会追求自由与民主；然而党国为留学生提供的既得利益，加上留学期间的思乡情结，再加上语言与文化上的区隔，令中共成功把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变为党国制度的支持者，而非批判者。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祸害——因为把欧美国家与文化，都视为“非我”的敌，而把“中国”视为有如自己的“父母亲”，因此批判中共有如批判中国有如批判自己的父母，而别人的制度再好，终归都是“别人的家”，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之馀，你还会被“歧视”——这些言论，大都耳熟能详，几乎大部分中国学生都会说出类近的观点，有如“倒模”一样。
别人的家都是衰的，我的家再衰也是好的，这就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二分法，把中国人绑作自己支持者的手段：你批评中国，就是不爱国；你批判中国的空气是臭的，称赞美国的空气是香的，是“以偏盖全”，是“偏颇”。你不断批判中国，即“敌视中国”，是“歧视”、是“法西斯”；在中国人眼中，把中国说成是有如朝鲜一样，是“侮辱”——认真想想，朝鲜和中国的最大分别是什么？两个监狱的分别，只是有钱与没有钱，吃得饱与吃不饱的分别；的确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何意义？
要改变中国，在中国大陆的控制范围内做不到，如今却连在香港与海外都做不到，根本不见有人尽力去经营；单靠“纪念六四”或传统的示威游行，对这些中国留学生作用不大。但愿这些有志改变中国的人，要想想新的策略，先从海外开始；如连海外都做不到，又如何幻想在中共全面控制的中国内，能够做得到“建设民主中国”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我来美国之前，从历史课读到了美国独立宣言，然而这些字眼——‘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些抽像的词汇对我完全没有意义，直至来到了美国，我学到了原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美国是神圣的权利，我可以对有争议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挑战导师的观点，可以在网上批评自己的教授”；杨舒平提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并总结说：“民主与言论自由不是与生俱来拥有的，而是有如新鲜空气一样，是要奋斗争取（与守护）的”。
这番肺腑之言，换来了中共以至美国中国学生的“追杀”；马大中国学生会的前主席朱力涵攻击这是“诋毁中国搏眼球”、“好自为之”、恐吓“小心在美国出门也要戴口罩”；中共党媒攻击为“辱华”、“把美国人对中国的‘成见’再一次放大”、“中国就有如朝鲜一样”、“出了国应只会更爱国”、“等你在美国受到侮辱吧”、“人丑事多”、“卖国求荣”……一众中国网民竟恐吓杨舒平“别回中国”。
的确在中国的网路，这些言论都经过了中共的审查，所以“中国网民”能够表达的事情，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人的想法；然而自1989年六四至今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生，却有更多是党国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杨舒平这种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却是少数中的少数；中共不但成功推动洗脑教育，不止在中国建立了言论的防火长城，甚至在海外也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制度，即以大使馆与海外中国人所组成的网路，去造势以至狙击任何敢讲真话的华人；于是中国学生既敢怒亦不敢言，而敢言的就必然会被迫害，于是多数的学生更不敢反抗，更不敢讲真话，更不敢质疑中共，甚至用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身边所有敢去反抗的人。
上述事情早在香港已经成为常态：中共透过中联办与地区势力的组织，恐吓来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留学生为了在大陆的家人，以至返大陆后的生活，都不敢反抗；很多人幻想透过更多海外留学生，中国人将会追求自由与民主；然而党国为留学生提供的既得利益，加上留学期间的思乡情结，再加上语言与文化上的区隔，令中共成功把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变为党国制度的支持者，而非批判者。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祸害——因为把欧美国家与文化，都视为“非我”的敌，而把“中国”视为有如自己的“父母亲”，因此批判中共有如批判中国有如批判自己的父母，而别人的制度再好，终归都是“别人的家”，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之馀，你还会被“歧视”——这些言论，大都耳熟能详，几乎大部分中国学生都会说出类近的观点，有如“倒模”一样。
别人的家都是衰的，我的家再衰也是好的，这就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二分法，把中国人绑作自己支持者的手段：你批评中国，就是不爱国；你批判中国的空气是臭的，称赞美国的空气是香的，是“以偏盖全”，是“偏颇”。你不断批判中国，即“敌视中国”，是“歧视”、是“法西斯”；在中国人眼中，把中国说成是有如朝鲜一样，是“侮辱”——认真想想，朝鲜和中国的最大分别是什么？两个监狱的分别，只是有钱与没有钱，吃得饱与吃不饱的分别；的确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但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何意义？
要改变中国，在中国大陆的控制范围内做不到，如今却连在香港与海外都做不到，根本不见有人尽力去经营；单靠“纪念六四”或传统的示威游行，对这些中国留学生作用不大。但愿这些有志改变中国的人，要想想新的策略，先从海外开始；如连海外都做不到，又如何幻想在中共全面控制的中国内，能够做得到“建设民主中国”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