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29日讯】1947年和1948年中共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中，地主和富农成为被祸害的最主要对象。山西省兴县首富牛友兰被铁丝穿鼻，亲生子手牵游街示众，被认为是土改残酷运动的一个典型。但牛友兰所遭受的，却不是最残酷的。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赫赫有名的旺族。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只有教育才可以让祖国繁荣昌盛，于是积极兴学、广办教育，热心于教育兴国。1909年，24岁的牛友兰在兴县北坡村创办高级国民中学，后来又将此校扩展到黑峪口，这所学校为兴县与附近几个县培养了很多人才。
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友兰却错把中共的八路军当成救国主力，竭尽全力从物资方面援助中共武装。据《红色士绅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记载，牛友兰把中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中共，先后将其子侄十馀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或者直接参加八路军。
为解决中共边区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拿出自己的1万银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将生产的布匹等物资直接提供给八路军。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从建厂开始，就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当1941年牛友兰担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调离了纺织厂的时候，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也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中共。
此外，牛友兰还每月赠送100大洋作为中共参与的兴县牺盟会的活动经费，主动将自家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中共将领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军需物资严重匮乏，牛友兰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问题，还捐了150石粮食，2.3万元大洋，帮助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给中共解决了经费难题。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2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牛友兰受到极大迷惑，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不久，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红色士绅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一文描述，为了中共的革命事业，为了抗日救亡，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0年2月，牛友兰响应中共边区政府减租减息的号召，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从1942年开始，他就离开蔡家崖住在别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
尽管如此，到了1947年秋，中共晋绥边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牛友兰仍然在劫难逃，成为中共斗争的主要对象。
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支持斗争牛友兰。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有顾虑，党一定给你们撑腰。”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的儿子，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牛荫冠被停职，正在中共边区党校接受审查，也被喊来参加，并被要求“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主席台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即：棱角尖锐的炉渣，可以再次燃烧）。这时，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牛友兰！”
中共事先训练好的“积极份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份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牛荫冠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一下子被拉断，鲜血直流。
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好多人都劝他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他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为斗争的对象，而且要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此种侮辱和绝望，是他决不能忍受的，遂决意以死抗争。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这位曾受到中共党魁毛泽东接见过、赞扬过的红色士绅，在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之后，于1947年9月29日愤然含冤去世，终年63岁。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记载，“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中共“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记载，牛友兰虽然被铁丝穿鼻游街，绝食而亡，却不是遭受痛苦最重的。与牛友兰同乡的另一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像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
刘像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甦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份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
此外，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还有许多五花八门，惨绝人寰的手段。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中共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九评共产党》评论说，中共的“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赫赫有名的旺族。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只有教育才可以让祖国繁荣昌盛，于是积极兴学、广办教育，热心于教育兴国。1909年，24岁的牛友兰在兴县北坡村创办高级国民中学，后来又将此校扩展到黑峪口，这所学校为兴县与附近几个县培养了很多人才。
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友兰却错把中共的八路军当成救国主力，竭尽全力从物资方面援助中共武装。据《红色士绅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记载，牛友兰把中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中共，先后将其子侄十馀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或者直接参加八路军。
为解决中共边区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拿出自己的1万银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将生产的布匹等物资直接提供给八路军。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从建厂开始，就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当1941年牛友兰担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调离了纺织厂的时候，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也分文未取，全部留给中共。
此外，牛友兰还每月赠送100大洋作为中共参与的兴县牺盟会的活动经费，主动将自家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中共将领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军需物资严重匮乏，牛友兰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问题，还捐了150石粮食，2.3万元大洋，帮助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给中共解决了经费难题。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2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牛友兰受到极大迷惑，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不久，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穿鼻游街
《红色士绅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一文描述，为了中共的革命事业，为了抗日救亡，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0年2月，牛友兰响应中共边区政府减租减息的号召，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从1942年开始，他就离开蔡家崖住在别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
尽管如此，到了1947年秋，中共晋绥边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牛友兰仍然在劫难逃，成为中共斗争的主要对象。
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支持斗争牛友兰。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有顾虑，党一定给你们撑腰。”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的儿子，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牛荫冠被停职，正在中共边区党校接受审查，也被喊来参加，并被要求“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主席台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即：棱角尖锐的炉渣，可以再次燃烧）。这时，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牛友兰！”
中共事先训练好的“积极份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份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牛荫冠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一下子被拉断，鲜血直流。
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好多人都劝他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他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为斗争的对象，而且要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此种侮辱和绝望，是他决不能忍受的，遂决意以死抗争。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这位曾受到中共党魁毛泽东接见过、赞扬过的红色士绅，在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之后，于1947年9月29日愤然含冤去世，终年63岁。
穿鼻游街不是最残酷的批斗刑罚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记载，“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中共“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记载，牛友兰虽然被铁丝穿鼻游街，绝食而亡，却不是遭受痛苦最重的。与牛友兰同乡的另一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像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
刘像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甦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份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
此外，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还有许多五花八门，惨绝人寰的手段。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中共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九评共产党》评论说，中共的“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