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3日讯】杜月笙，名镛，号月笙，江苏省上海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他幼年辍学，混迹江湖，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着名人物。他为人仗义、行事果断，又十分懂得观形度势，拿捏分寸，因此，在“上海青帮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虽然出身江湖，却生就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因此江湖上都尊称他为“杜先生”。当时的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长曾经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杜月笙因此被称为“当代春申君”。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曾经绞尽脑汁搞“统战”，想要把当时已避走香港的原上海“五大亨”骗回大陆，其中就包括邀请杜月笙回上海，结果不但未能如愿反而损兵折将。
台湾特别擅长写历史人物传记的章君榖撰写的《杜月笙传》，揭开了那段特殊历史的神秘面纱。
1949年5月27日，国军撤出上海，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军。中共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上任以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
不过，陈毅的这篇长电发出后，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答覆。陈毅还不死心，又派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身份，专程前往香港，想要迎接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不料，徐采丞自己抵达香港以后便留在香港，不再回上海。
陈毅被杜月笙视若无睹，置之不理，但共产党又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于是，他们又施一计，派出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钊。
到香港后，章士钊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席密谈。杜、章之间的第一次长谈，对话颇为精彩。
当章士钊与杜月笙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盛赞毛泽东，杜月笙默默听一阵子后，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怔了一怔，章士钊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这个——”章士钊顿一顿，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杜月笙便问：“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唯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然后，他接着又得意起来：“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于是，杜月笙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章士钊听后，顿即面红耳热，嗫嗫嚅嚅地支吾了几句，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这最要紧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极！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讲过了这两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钊自顾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终不得一填，又怎能说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无法死心，因此他三日两头的还是要去杜公馆，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
章士钊要不断地往杜公馆跑，就无法避免和国民党的要人碰面，相逢时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场面出现。
头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任轻风拂面。
当时，章士钊有点倚老卖老，忍不住地重弹旧调，尽在为共产党说好话。他口口声声地作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吴开先在一旁听得忍无可忍，他一声冷笑，驳斥道：“章先生，你在骗什么人呢？我从民国十六清党之役算起，跟共产党交手了二十多年，共产党的真面目，难道我还不认得？老实不客气说，就讲有关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两本。”
章士钊当场窘透，勉力强词辩解说：“你这种说法，可拿得出事实、证据？”
吴开先打个哈哈，再调侃地追问：“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这一套，究竟要骗我呢，还是要骗杜先生？”
杜月笙则哈哈一笑，替章士钊暂时解了围，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绝不会轻易上当的决心。
渐渐地，在跟章士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士钊。他劝章士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保全晚节，他苦口婆心地说：“最好早早脱离，图个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钊蹲在香港，那是因为他早已获知，共产党放章士钊出来办事的同时，即已在他身边布置了监视人员，除了上杜公馆外，章士钊一直都处在中共的监视之下。
因此，他甚至于极其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如果章先生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羁绊，无论是到台湾或者到外国，行程和安全问题，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决。
章士钊听得暗中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几十年来，杜月笙对章士钊多有帮助，何况，杜月笙现在的态度诚恳，也令人不容置疑。
恰好在章士钊和杜月笙反覆辩论、不得结果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章士钊见这“六字真言”时连他也大不以为然。
一天，他到坚尼地台杜公馆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钊说民主与专政根本上是两极端之事，毛泽东焉可混为一谈？王新衡于是便正告章士钊说：“章先生，我是到过俄国的，我懂得这就是列宁的基本理论，共产党所极力提倡的正是这个。他们跟英美国家不一样，‘民主’和‘独裁’在共产党是二者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听他们口口声声地喊‘民主’，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而非‘独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顶之势，正是要唤醒章士钊的迷梦，因此杜月笙接下来便劝章士钊“倒向苏俄不如倒向英国”，何不就此脱离中共，不要再去上共产党毛泽东的当了。章士钊听后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觉得，这一次劝他悬崖勒马，可能会生效了。
可能是章士钊听过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诱后，神情举止的变异使负责监视他的人起了怀疑。一天，章士钊在他的港寓，刚派佣人出去买东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监视人员推门进来，请他即刻登车回大陆。
据章士钊家的邻居后来对杜公馆的人说：当时章士钊曾要求等佣人回来，作一交代，但是未获得允准，章士钊又说要去楼上向某人辞个行，对方还是拒绝。最终，章士钊不告而别，他等于是被共产党“架”回大陆的。
（责任编辑：唐迪）
杜月笙虽然出身江湖，却生就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因此江湖上都尊称他为“杜先生”。当时的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长曾经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杜月笙因此被称为“当代春申君”。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曾经绞尽脑汁搞“统战”，想要把当时已避走香港的原上海“五大亨”骗回大陆，其中就包括邀请杜月笙回上海，结果不但未能如愿反而损兵折将。
台湾特别擅长写历史人物传记的章君榖撰写的《杜月笙传》，揭开了那段特殊历史的神秘面纱。
陈毅骗五大亨回大陆未果 章士钊衔命赴港
1949年5月27日，国军撤出上海，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军。中共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上任以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
不过，陈毅的这篇长电发出后，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答覆。陈毅还不死心，又派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身份，专程前往香港，想要迎接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不料，徐采丞自己抵达香港以后便留在香港，不再回上海。
陈毅被杜月笙视若无睹，置之不理，但共产党又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于是，他们又施一计，派出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钊。
章士钊与杜月笙的第一次密谈
到香港后，章士钊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席密谈。杜、章之间的第一次长谈，对话颇为精彩。
当章士钊与杜月笙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盛赞毛泽东，杜月笙默默听一阵子后，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怔了一怔，章士钊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这个——”章士钊顿一顿，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杜月笙便问：“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唯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然后，他接着又得意起来：“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于是，杜月笙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章士钊听后，顿即面红耳热，嗫嗫嚅嚅地支吾了几句，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这最要紧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极！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讲过了这两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钊自顾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终不得一填，又怎能说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无法死心，因此他三日两头的还是要去杜公馆，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
杜月笙反劝章士钊脱离中共
章士钊要不断地往杜公馆跑，就无法避免和国民党的要人碰面，相逢时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场面出现。
头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任轻风拂面。
当时，章士钊有点倚老卖老，忍不住地重弹旧调，尽在为共产党说好话。他口口声声地作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吴开先在一旁听得忍无可忍，他一声冷笑，驳斥道：“章先生，你在骗什么人呢？我从民国十六清党之役算起，跟共产党交手了二十多年，共产党的真面目，难道我还不认得？老实不客气说，就讲有关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两本。”
章士钊当场窘透，勉力强词辩解说：“你这种说法，可拿得出事实、证据？”
吴开先打个哈哈，再调侃地追问：“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这一套，究竟要骗我呢，还是要骗杜先生？”
杜月笙则哈哈一笑，替章士钊暂时解了围，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绝不会轻易上当的决心。
渐渐地，在跟章士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士钊。他劝章士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保全晚节，他苦口婆心地说：“最好早早脱离，图个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钊蹲在香港，那是因为他早已获知，共产党放章士钊出来办事的同时，即已在他身边布置了监视人员，除了上杜公馆外，章士钊一直都处在中共的监视之下。
因此，他甚至于极其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如果章先生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羁绊，无论是到台湾或者到外国，行程和安全问题，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决。
章士钊听得暗中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几十年来，杜月笙对章士钊多有帮助，何况，杜月笙现在的态度诚恳，也令人不容置疑。
章士钊遭中共强行“架回”大陆
恰好在章士钊和杜月笙反覆辩论、不得结果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章士钊见这“六字真言”时连他也大不以为然。
一天，他到坚尼地台杜公馆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钊说民主与专政根本上是两极端之事，毛泽东焉可混为一谈？王新衡于是便正告章士钊说：“章先生，我是到过俄国的，我懂得这就是列宁的基本理论，共产党所极力提倡的正是这个。他们跟英美国家不一样，‘民主’和‘独裁’在共产党是二者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听他们口口声声地喊‘民主’，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而非‘独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顶之势，正是要唤醒章士钊的迷梦，因此杜月笙接下来便劝章士钊“倒向苏俄不如倒向英国”，何不就此脱离中共，不要再去上共产党毛泽东的当了。章士钊听后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觉得，这一次劝他悬崖勒马，可能会生效了。
可能是章士钊听过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诱后，神情举止的变异使负责监视他的人起了怀疑。一天，章士钊在他的港寓，刚派佣人出去买东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监视人员推门进来，请他即刻登车回大陆。
据章士钊家的邻居后来对杜公馆的人说：当时章士钊曾要求等佣人回来，作一交代，但是未获得允准，章士钊又说要去楼上向某人辞个行，对方还是拒绝。最终，章士钊不告而别，他等于是被共产党“架”回大陆的。
（责任编辑：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