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和按：今天又看了一遍女儿最初在奥斯陆演讲准备的初稿，觉得有发表的必要。她最终演讲部分的内容不足这个初稿的四分之一。初稿里，女儿用她幼年记忆来记述她的爸爸，能给关心高智晟的朋友们多一个了解他的过去的角度，感谢朋友们！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感谢你们！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奥斯陆给我一个这样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与如此多的朋友们交流是我的光荣，让我自豪！
我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对我的父亲有所了解，但是我还是想简略介绍一下我的父亲高智晟，他是一个律师，一个人权律师。依然需要在此痛苦提到的是，因着他对人类基本权利坚守的不屈，过去12年里，他经历了四次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多次的惊心动魄的暴力绑架和背离人类感情的野蛮囚禁，目前他依然被软禁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与世隔离，而这是我最不愿提及的痛所在。关于父亲，如果需要更准确的话，他是一个activist，他同样有着诸如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这些角色。他的故事大家可以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网上轻易的查询到，我今天并不想说那个多数人都知道的他，我想说说我记忆里的父亲。
提到我的父亲，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的是“离别”这个词。从我可以记事开始，我就一直在跟他说再见，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总是不在我们身边，可是好在，有他在的时候的记忆都是快乐的。
父亲曾讲述过一个关于我的故事。一次他回来楼下看到几个大人带着各自的孩子玩耍，我在一边呆看着。看见爸爸后我扑过去抱住他的腿哭得很伤心，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爸爸买了你爱吃的巧克力，结果我止住了哭声，抬起头来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想要一个工人爸爸，一个律师爸爸。工人爸爸常陪我玩，律师爸爸常给我买好吃的。”他说他拉着我上楼时心里难受极啦！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期间我们家住在郊区，每周至少会有一两次，放学后总被妈妈带着挤公交车去父亲办公室看他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部分。印象中的父亲总被许多人围着，有坐轮椅的、拄双拐的，也常有人在哭着说些那时我不大懂但很好奇的话，有时也能看见爸爸与那些人一起流泪。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办公室里总有很多人，我和妈妈赶到后总要在律师楼大厅里等待很长时间，中间父亲会匆匆出来几次，每次都会过来在我头上轻轻抚摸两下，给妈妈说些应该是歉疚的话，然后一转身又把等待留给我们。而终于结束等待后的结果几乎是一律的，父亲会带我们到楼下饭馆吃饺子。
在新疆时，我幼小心灵中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盼着爸爸腰疼病发，满足这幼稚愿望的是因为他腰疼严重时有时会在家里躺上几天，让我总能见到爸爸。今天回想起来，那该是爸爸极困难的经历，他有时翻个身要咬牙腾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像虫子一样在地毯上蠕动，这是他经年累月在办公室接待那些永远无穷尽冤民苦主的成绩。可这幼稚的盼望后来也失去了意义。每至腰疼的不堪，他的助理就会将办公室的大沙发放开，爸爸就会躺着接待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巴望他接待的人，妈妈会每天下班后带上我去给爸爸送饭，去给他按摩腰。我稍大点后，在北京我曾质疑过父亲这种舍已接待冤民的意义，父亲的回答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和敬重。他说，“爸爸从来都不是以一个法律专业人的身份接待他们，在一个法律被权力任意踩踏在脚下的国家里，律师是没有力量的。爸爸只是以一个人的感情来接触他们，因为他们是抱着尚未死灭的信念来找我的，我当然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我能倾听他们的哭诉，对他们的苦难以实在的理解、同情和尊重，与他们一同承受痛苦，他们见到我之前有着一律的苦不堪言遭遇，被殴打、被侮辱、被非法拘禁等，我认为让他们向我倾诉是有意义的。”
我对父亲在新疆忙碌的记忆是深刻的，但却很不具体，更谈不上对这种忙碌意义的认识。2009年在泰国滞留期间，妈妈对此有过不少的讲述，许多具体的事例我迄今清晰记得。
许多被爸爸援助过的穷人都长期与他保持着感情联系，有些更有着像亲戚般的联系。甘肃退役军人陈建荣携家来新疆谋生计，因车祸手术时将医用纱布遗留体内两年状告无门，父亲为他提供法律援助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一日他打通父亲的电话大哭，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高律师，家里的脚蹬三轮车被人偷走了，那是借了四百多元买来的啊。”穷人出身的爸爸深知一辆价值数百元钱的三轮车对一个极贫家庭活命的意义，爸爸让他搭车来办公室给了他六百元钱，帮他渡过困难。
辽宁丹东儿童邹伟毅出生三个月时被沈阳铁路医院错误用药致双耳重度耳聋，他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外婆带着孩子上访至六岁时仍不能得一分钱的赔偿，期间经历的屈辱、迫害使人绝望。爸爸携助理自费奔突于新疆至丹东间，终于为他们赢得了赔偿后，每至逢年过节及邹伟毅的生日，他都会让妈妈寄些钱给他们，孩子的外婆像对自己的儿子般关爱着爸爸，2006年父亲被绑架，孩子的外婆连夜赶到北京我家楼下，举着父亲的照片哭着喊他的名字，其情至为感人。
1998年隆冬的一天，乌鲁木齐市大西门过街天桥上跪着一家三口人，他们就是后来爸爸援助的被部队医院致残的九岁脑瘫儿童王惠惠一家。孩子的父亲双手高举一张写着“请求帮助寻找高智晟律师”的报纸在严寒中大声呼求，路经那里的爸爸的朋友朱劲松先生电话告知了他。后来，爸爸数次赶到塔城地区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最终为孩子一家争得了赔偿。而这样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最后一次去父亲在新疆的办公室看他是在我七岁时的一个周末，妈妈带着我，我喜欢在公车里看路边修剪整齐的植物，然后在心里想像着躺在那上面游玩的美好，总想着，如果我爸爸有时间，我肯定会拉着他跟我一起躺在上面玩。可能因为知道离别是每次见面的必然结局，对于这样的见面我一直都不会兴致很高，在我小小的脑袋里一直认为，我可以把高兴都攒着，攒到有一天再也不需要跟爸爸说再见就可以全部释放出来，那个时候的高兴才是真高兴。那一次见面做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离别。离别的时候我坐在公交车里，从窗户看着站在高楼阳台里的爸爸，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很小很远，可是我知道他也看着我们，说来很好笑，六七岁的我忽然感受到了心痛，有点类似长大以后失恋的那种心痛，公共车慢慢驶远，我哭的喘不上气，就是觉得我视线看不见他的时候就再也看不见了爸爸了。真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去那个去过无数次的父亲在新疆的办公室。
当我长大了，了解并明白了父亲这种忙碌的意义后，开始知道了父亲的不易，甚至于他内心的痛苦。他有着在那个无情世界里极罕见的、极敏感、细腻的同情心，这似乎注定了他在今天中国的许多人眼里的可怕处境。我常不堪在这方面的认识及感情梳理，从对父亲私爱的角度，这种感情梳理常给我带来不堪承受之痛。于个体生命而言，人类群体中无法抗拒的苦难、不如意哪里都会发生，而人类社会组织化的第一意义即在于它对这种苦难的消解或缓释，这也是人类组建国家的最朴素的感情所在。共产极权专制正好相反，它不单是一切人祸苦难的根本起因，更是人们减少及消灭这种祸难努力的最不可理喻的障碍，这便是父亲今天困难处境的根本原因和结果。而常年围着他的那些人却是在当下中国生活最不如意的人群。远远超出外界想像能力的、更其远远超出人类黑暗政治经验的共产极权专制就盛产着这样的人群。在我的记忆里，帮助这样的人群几乎成了父亲的全部事业，占去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感情，他不仅不能得到任何有组织的帮助，相反，对他有组织的冷酷压迫却如影相随。
父亲曾告诉过我，他之所以选择去北京执业，是意在减轻那些全国各地求助者的负担。他说有权势的人不需要去新疆找他，到新疆求助者百分之百的是走投无路的穷苦冤民。去遥远的新疆，无论从经济还是心理方面，于穷苦冤民都是个不小的负担。
2001年过年后，父亲接了我和妈妈搬去北京。他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就住在律师楼的楼上，我喜欢这个安排，这样我可以更多的见到我爸爸，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更多的见到他，更多的，我会看见一些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有一天，我看见一大批衣衫褴褛的中老年的民工，从他们脸上的皱纹看得出他们岁月的多艰，我从未见过这样深刻的皱纹，这样土色的皮肤，他们跪在我爸爸的办公桌前面，呜呜的哭，连流出的眼泪都是黑色的，那种委屈悲伤震撼的连我也跟着哭，就像我的父亲是他们溺水唯一抓住的稻草，泪流满面的父亲扶起了他们。后来从父亲嘴里得知这些人是来自山西方山县的民工，政府拖欠他们二十几人的工资达七十多万元，十几年不给。而因为讨要工钱，几乎被地方贪占他们工钱的官员给逼的妻离子散，完全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每遇北京有重要的权力活动，每至重要的节日，他们都不敢回家，因为地方政府把他们当成可能会上访的不稳定因素而被抓捕，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秦应泉老人有六十多岁，他一见到我的父亲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呜呜大哭，他先后被拘留十几次，我看见父亲站在他的一旁默默地垂泪。他们是在乡村的路上听人说北京的高智晟可以帮助他们，可怜一群人一路要饭来北京找到我父亲。爸爸后来去了山西，这是第一次我深刻理解与父亲分离背后的意义，因为这世界上有比我更迫切需要他的人，这样的理解让我此后都可以更坦然的面对与父亲的离别。那些民工那样急迫的绝望感后来我在逃亡困境中有过深切的体验。偷渡到泰国的时候，我跟妈妈被关了起来，四岁弟弟完全失踪，妈妈绝望的给泰国的民兵长官长跪不起，那种痛苦终生不能忘！
时间过度到我的青少年，政府频繁的绑架走父亲，处在那样一个爸爸随时会失踪，妈妈每天以泪洗面，家里住满了警察，学校的同学也被老师警告过不可以跟我说话，不然父母就会进监狱，大家都像躲瘟疫般躲着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真觉得自己也成了这麻木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离别依然给我留下了感情及人性的深痛。
2009年的1月9日，那是最普通的一天，没有下雨，没有艳阳，没有阴天，但是那却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早上起来，我觉得家里的气氛很异样的，哪里不同我也说不上，就是感觉好像谁要出远门，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收拾了任何行李，当我看到爸爸用力地抱了弟弟，抱着他亲了又亲，然后又拥抱亲吻我和妈妈时，我完全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一一这是要离别了，一次严重的、非同寻常的生离！我们都哭出了声，父亲在这哭声里转身走出了家门。
他必须离开家里，以带走楼下的绝大部分眼睛，没想到不一会他又走了进来，又一次地逐一拥抱亲吻了我和弟弟、妈妈后毅然地转身离去，我们望着他的背影绝望的低声呜咽，这是我记忆中关于爸爸的最后定格，已经第九个年头了！
在父亲的《2017年，起来中国》书里面，他用了“悲莫悲兮生离，痛莫痛兮死别。”来描述他与我们的分离之痛。从他的书里，我得知了我们离开之后，当天夜里他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把我和弟弟、妈妈的拖鞋摆放在各自卧室门口往日的位置上，幻想着我们三个人都在卧室睡觉，连连几天，他都拒绝进入卧室，他不能接受突然间没有了我们的现实。非常难以想像，在一个科技无比发达的今天，由于人为的原因，整整八年多了，甚至一家人连彼此现在长什么样子都不能见到。
从2005年年底开始，每天专门有六至八名的秘密警察全天候执行着对我的盯踪骚扰，那种如影相随的凶悍和流氓无赖式欺辱实在是超出了人的生活经验，而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夜里我常在恶梦中惊醒，我的心里怨气过爸爸。记得有一天，我很正式地找爸爸谈了一次，哭着要求他把自己交给家人，回家作一盏照亮家人的灯。他沉默了一会说请再给爸爸几年时间，他一定会回家作一盏照亮全家的灯，我看到了他脸上下涌的泪水，今天每回想那一幕，总觉得那是一次自己对父亲的罪错。
2016年，一位朋友转来一段他与爸爸聊天的文字，看的我和妈妈大哭，心痛的不能自持，我珍藏了这段迄今人生中见到的最具力量的文字。他说：“我的确经历了些困难过程，于生理而言，最大的苦楚还不算是那几次在旁人看来毛骨悚然的酷刑经历，这些年给我生理上制造了最刻骨铭心苦楚的是在军队冬天不给暖气的地下室囚禁。我的此生从未像那几个冬天那样严重地在乎过冬天，那种寒冷的附着力、穿透力，以及它永不得摆脱的绵延之苦威力在任何酷刑以上。而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任何苦楚，悉不在我对耿和她们娘仨的思念及歉疚苦楚以上。她们娘仨所经历的坎坷和苦难是我人生中最不堪承受之重，我总不忍闻她们的承受。不幸孩子们生在这国，更其不幸的摊上了我这个父亲，使姐弟俩小小的心灵上总承受着思亲远盼之痛，而这痛于我永不可弥复，而又总觉着中国又不能少了我这种父亲，常为这种不得摆脱的纠葛之苦辖制着！”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可悲剧的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前几天我看到中国着名人权律师谢阳夫人不堪当局的野蛮迫害而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偷渡至泰国的消息，心里感到一种刺痛。作为曾经的偷渡逃亡人，我明白这样的家庭会经历怎样的人间悲惨经验，时间又往逝了八年，中国的情形更其使人揪心，新近父亲的《2016年中国的人权报告》序言中的几段文字有现成描述，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这种描述，以期使大家对今天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现实及父亲们的处境能有个大概了解，更将这几段文字作为本次演讲的结束语。其中一段是：
“2016年，是中共国继毛泽东超出人类黑暗政治经验统治结束后的、继‘六．四’屠杀及法轮功镇压以来政治压迫最为严酷及暴虐的一年。其有目共睹的特点及规律正是对毛暴虐恐怖管制政治的全面而快速回归。共产党对社会组织、对人私属权利的强势及蛮横控制再显38年来最恶劣记录。在过的一年里，在这片国上，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当局与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展现的全面抗战。党的安全力量无处不至而意志坚定，与人类天然的宗教信仰感情抗战；与人类的天性自由感情抗战；与人类的同情心、爱及正义感情抗战；与人类的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自由迁徙权抗战；与律师、记者、女权人士、环保公益者、劳工权益维护者、访民抗战；与民主宪政、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抗战；与凡有意义的人类文明成绩抗战，其情至疯狂地步。这种倒行逆施现象之荒谬及其意义完全超出人类已有的经验和记录，让人目瞪口呆，本报告惟能述其概貌。”
另一文字中爸爸慨叹道：“在人类群体中讨论是否该拒斥人类权利本是个极荒谬绝伦的命题，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年复一年面对的黑暗现实！而于人类群体里讨论人类权利成了公开的禁忌，被一个政府当作极恐怖的危险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压，任何倘有人类正常感情者都能晓明，这国存在着反人类的政府。不难想像这种政府的野蛮及对人类文明前景和声誉的反动和危害至怎样严酷的程度，这正是铁的事实。”父亲的报告中对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写道：“极端仇视人权的残酷现实决定着，书写中国的人权现实是这世界最危险的事业之一。前阶段德国一位副总理就中国人权律师被失踪事件的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其声援的个人身份色彩之现实表明，他对他的副总理身份所代表了的西方政治主流价值与人权、人类道义及人类基本正义价值不相见容现状的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的勇气，仍作了庞大西方政客群体的偶然的鲜例。这种荒谬现状表明，共产党以漫天边际贫穷人民的血、泪及苦劳生成的经济利益作后盾的恐怖威慑在全世界得了惊人的成绩。全世界都学会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国内人民基本人权现实面前的装聋作哑，以换得中共给予的带血的利益回报。野蛮的人权压迫者、被压迫者，同样野蛮的全世界分脏者，大家对这种毁灭人类名誉的现状没有不心知肚明的。这现实的另一面则更证实并更强化着中国反抗者身陷的超出想像的孤助及危险处境。而我们，作为中国人权好将来的负轭前驱者，是最无条件躲避的，尽管我们对自己处境的孤助及危险同样的心知肚明。”
我想，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读了这些文字，不难得出我的父亲内心的对世界文明力量有着怎样的期待，谢谢大家，再次感谢你们！
2017年5月23日
──转自《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感谢你们！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奥斯陆给我一个这样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与如此多的朋友们交流是我的光荣，让我自豪！
我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对我的父亲有所了解，但是我还是想简略介绍一下我的父亲高智晟，他是一个律师，一个人权律师。依然需要在此痛苦提到的是，因着他对人类基本权利坚守的不屈，过去12年里，他经历了四次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多次的惊心动魄的暴力绑架和背离人类感情的野蛮囚禁，目前他依然被软禁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与世隔离，而这是我最不愿提及的痛所在。关于父亲，如果需要更准确的话，他是一个activist，他同样有着诸如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这些角色。他的故事大家可以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网上轻易的查询到，我今天并不想说那个多数人都知道的他，我想说说我记忆里的父亲。
提到我的父亲，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的是“离别”这个词。从我可以记事开始，我就一直在跟他说再见，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总是不在我们身边，可是好在，有他在的时候的记忆都是快乐的。
父亲曾讲述过一个关于我的故事。一次他回来楼下看到几个大人带着各自的孩子玩耍，我在一边呆看着。看见爸爸后我扑过去抱住他的腿哭得很伤心，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爸爸买了你爱吃的巧克力，结果我止住了哭声，抬起头来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想要一个工人爸爸，一个律师爸爸。工人爸爸常陪我玩，律师爸爸常给我买好吃的。”他说他拉着我上楼时心里难受极啦！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期间我们家住在郊区，每周至少会有一两次，放学后总被妈妈带着挤公交车去父亲办公室看他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部分。印象中的父亲总被许多人围着，有坐轮椅的、拄双拐的，也常有人在哭着说些那时我不大懂但很好奇的话，有时也能看见爸爸与那些人一起流泪。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办公室里总有很多人，我和妈妈赶到后总要在律师楼大厅里等待很长时间，中间父亲会匆匆出来几次，每次都会过来在我头上轻轻抚摸两下，给妈妈说些应该是歉疚的话，然后一转身又把等待留给我们。而终于结束等待后的结果几乎是一律的，父亲会带我们到楼下饭馆吃饺子。
在新疆时，我幼小心灵中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盼着爸爸腰疼病发，满足这幼稚愿望的是因为他腰疼严重时有时会在家里躺上几天，让我总能见到爸爸。今天回想起来，那该是爸爸极困难的经历，他有时翻个身要咬牙腾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像虫子一样在地毯上蠕动，这是他经年累月在办公室接待那些永远无穷尽冤民苦主的成绩。可这幼稚的盼望后来也失去了意义。每至腰疼的不堪，他的助理就会将办公室的大沙发放开，爸爸就会躺着接待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巴望他接待的人，妈妈会每天下班后带上我去给爸爸送饭，去给他按摩腰。我稍大点后，在北京我曾质疑过父亲这种舍已接待冤民的意义，父亲的回答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和敬重。他说，“爸爸从来都不是以一个法律专业人的身份接待他们，在一个法律被权力任意踩踏在脚下的国家里，律师是没有力量的。爸爸只是以一个人的感情来接触他们，因为他们是抱着尚未死灭的信念来找我的，我当然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我能倾听他们的哭诉，对他们的苦难以实在的理解、同情和尊重，与他们一同承受痛苦，他们见到我之前有着一律的苦不堪言遭遇，被殴打、被侮辱、被非法拘禁等，我认为让他们向我倾诉是有意义的。”
我对父亲在新疆忙碌的记忆是深刻的，但却很不具体，更谈不上对这种忙碌意义的认识。2009年在泰国滞留期间，妈妈对此有过不少的讲述，许多具体的事例我迄今清晰记得。
许多被爸爸援助过的穷人都长期与他保持着感情联系，有些更有着像亲戚般的联系。甘肃退役军人陈建荣携家来新疆谋生计，因车祸手术时将医用纱布遗留体内两年状告无门，父亲为他提供法律援助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一日他打通父亲的电话大哭，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高律师，家里的脚蹬三轮车被人偷走了，那是借了四百多元买来的啊。”穷人出身的爸爸深知一辆价值数百元钱的三轮车对一个极贫家庭活命的意义，爸爸让他搭车来办公室给了他六百元钱，帮他渡过困难。
辽宁丹东儿童邹伟毅出生三个月时被沈阳铁路医院错误用药致双耳重度耳聋，他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外婆带着孩子上访至六岁时仍不能得一分钱的赔偿，期间经历的屈辱、迫害使人绝望。爸爸携助理自费奔突于新疆至丹东间，终于为他们赢得了赔偿后，每至逢年过节及邹伟毅的生日，他都会让妈妈寄些钱给他们，孩子的外婆像对自己的儿子般关爱着爸爸，2006年父亲被绑架，孩子的外婆连夜赶到北京我家楼下，举着父亲的照片哭着喊他的名字，其情至为感人。
1998年隆冬的一天，乌鲁木齐市大西门过街天桥上跪着一家三口人，他们就是后来爸爸援助的被部队医院致残的九岁脑瘫儿童王惠惠一家。孩子的父亲双手高举一张写着“请求帮助寻找高智晟律师”的报纸在严寒中大声呼求，路经那里的爸爸的朋友朱劲松先生电话告知了他。后来，爸爸数次赶到塔城地区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最终为孩子一家争得了赔偿。而这样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最后一次去父亲在新疆的办公室看他是在我七岁时的一个周末，妈妈带着我，我喜欢在公车里看路边修剪整齐的植物，然后在心里想像着躺在那上面游玩的美好，总想着，如果我爸爸有时间，我肯定会拉着他跟我一起躺在上面玩。可能因为知道离别是每次见面的必然结局，对于这样的见面我一直都不会兴致很高，在我小小的脑袋里一直认为，我可以把高兴都攒着，攒到有一天再也不需要跟爸爸说再见就可以全部释放出来，那个时候的高兴才是真高兴。那一次见面做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离别。离别的时候我坐在公交车里，从窗户看着站在高楼阳台里的爸爸，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很小很远，可是我知道他也看着我们，说来很好笑，六七岁的我忽然感受到了心痛，有点类似长大以后失恋的那种心痛，公共车慢慢驶远，我哭的喘不上气，就是觉得我视线看不见他的时候就再也看不见了爸爸了。真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去那个去过无数次的父亲在新疆的办公室。
当我长大了，了解并明白了父亲这种忙碌的意义后，开始知道了父亲的不易，甚至于他内心的痛苦。他有着在那个无情世界里极罕见的、极敏感、细腻的同情心，这似乎注定了他在今天中国的许多人眼里的可怕处境。我常不堪在这方面的认识及感情梳理，从对父亲私爱的角度，这种感情梳理常给我带来不堪承受之痛。于个体生命而言，人类群体中无法抗拒的苦难、不如意哪里都会发生，而人类社会组织化的第一意义即在于它对这种苦难的消解或缓释，这也是人类组建国家的最朴素的感情所在。共产极权专制正好相反，它不单是一切人祸苦难的根本起因，更是人们减少及消灭这种祸难努力的最不可理喻的障碍，这便是父亲今天困难处境的根本原因和结果。而常年围着他的那些人却是在当下中国生活最不如意的人群。远远超出外界想像能力的、更其远远超出人类黑暗政治经验的共产极权专制就盛产着这样的人群。在我的记忆里，帮助这样的人群几乎成了父亲的全部事业，占去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感情，他不仅不能得到任何有组织的帮助，相反，对他有组织的冷酷压迫却如影相随。
父亲曾告诉过我，他之所以选择去北京执业，是意在减轻那些全国各地求助者的负担。他说有权势的人不需要去新疆找他，到新疆求助者百分之百的是走投无路的穷苦冤民。去遥远的新疆，无论从经济还是心理方面，于穷苦冤民都是个不小的负担。
2001年过年后，父亲接了我和妈妈搬去北京。他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就住在律师楼的楼上，我喜欢这个安排，这样我可以更多的见到我爸爸，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更多的见到他，更多的，我会看见一些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有一天，我看见一大批衣衫褴褛的中老年的民工，从他们脸上的皱纹看得出他们岁月的多艰，我从未见过这样深刻的皱纹，这样土色的皮肤，他们跪在我爸爸的办公桌前面，呜呜的哭，连流出的眼泪都是黑色的，那种委屈悲伤震撼的连我也跟着哭，就像我的父亲是他们溺水唯一抓住的稻草，泪流满面的父亲扶起了他们。后来从父亲嘴里得知这些人是来自山西方山县的民工，政府拖欠他们二十几人的工资达七十多万元，十几年不给。而因为讨要工钱，几乎被地方贪占他们工钱的官员给逼的妻离子散，完全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每遇北京有重要的权力活动，每至重要的节日，他们都不敢回家，因为地方政府把他们当成可能会上访的不稳定因素而被抓捕，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秦应泉老人有六十多岁，他一见到我的父亲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呜呜大哭，他先后被拘留十几次，我看见父亲站在他的一旁默默地垂泪。他们是在乡村的路上听人说北京的高智晟可以帮助他们，可怜一群人一路要饭来北京找到我父亲。爸爸后来去了山西，这是第一次我深刻理解与父亲分离背后的意义，因为这世界上有比我更迫切需要他的人，这样的理解让我此后都可以更坦然的面对与父亲的离别。那些民工那样急迫的绝望感后来我在逃亡困境中有过深切的体验。偷渡到泰国的时候，我跟妈妈被关了起来，四岁弟弟完全失踪，妈妈绝望的给泰国的民兵长官长跪不起，那种痛苦终生不能忘！
时间过度到我的青少年，政府频繁的绑架走父亲，处在那样一个爸爸随时会失踪，妈妈每天以泪洗面，家里住满了警察，学校的同学也被老师警告过不可以跟我说话，不然父母就会进监狱，大家都像躲瘟疫般躲着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真觉得自己也成了这麻木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离别依然给我留下了感情及人性的深痛。
2009年的1月9日，那是最普通的一天，没有下雨，没有艳阳，没有阴天，但是那却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早上起来，我觉得家里的气氛很异样的，哪里不同我也说不上，就是感觉好像谁要出远门，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收拾了任何行李，当我看到爸爸用力地抱了弟弟，抱着他亲了又亲，然后又拥抱亲吻我和妈妈时，我完全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一一这是要离别了，一次严重的、非同寻常的生离！我们都哭出了声，父亲在这哭声里转身走出了家门。
他必须离开家里，以带走楼下的绝大部分眼睛，没想到不一会他又走了进来，又一次地逐一拥抱亲吻了我和弟弟、妈妈后毅然地转身离去，我们望着他的背影绝望的低声呜咽，这是我记忆中关于爸爸的最后定格，已经第九个年头了！
在父亲的《2017年，起来中国》书里面，他用了“悲莫悲兮生离，痛莫痛兮死别。”来描述他与我们的分离之痛。从他的书里，我得知了我们离开之后，当天夜里他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把我和弟弟、妈妈的拖鞋摆放在各自卧室门口往日的位置上，幻想着我们三个人都在卧室睡觉，连连几天，他都拒绝进入卧室，他不能接受突然间没有了我们的现实。非常难以想像，在一个科技无比发达的今天，由于人为的原因，整整八年多了，甚至一家人连彼此现在长什么样子都不能见到。
从2005年年底开始，每天专门有六至八名的秘密警察全天候执行着对我的盯踪骚扰，那种如影相随的凶悍和流氓无赖式欺辱实在是超出了人的生活经验，而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夜里我常在恶梦中惊醒，我的心里怨气过爸爸。记得有一天，我很正式地找爸爸谈了一次，哭着要求他把自己交给家人，回家作一盏照亮家人的灯。他沉默了一会说请再给爸爸几年时间，他一定会回家作一盏照亮全家的灯，我看到了他脸上下涌的泪水，今天每回想那一幕，总觉得那是一次自己对父亲的罪错。
2016年，一位朋友转来一段他与爸爸聊天的文字，看的我和妈妈大哭，心痛的不能自持，我珍藏了这段迄今人生中见到的最具力量的文字。他说：“我的确经历了些困难过程，于生理而言，最大的苦楚还不算是那几次在旁人看来毛骨悚然的酷刑经历，这些年给我生理上制造了最刻骨铭心苦楚的是在军队冬天不给暖气的地下室囚禁。我的此生从未像那几个冬天那样严重地在乎过冬天，那种寒冷的附着力、穿透力，以及它永不得摆脱的绵延之苦威力在任何酷刑以上。而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任何苦楚，悉不在我对耿和她们娘仨的思念及歉疚苦楚以上。她们娘仨所经历的坎坷和苦难是我人生中最不堪承受之重，我总不忍闻她们的承受。不幸孩子们生在这国，更其不幸的摊上了我这个父亲，使姐弟俩小小的心灵上总承受着思亲远盼之痛，而这痛于我永不可弥复，而又总觉着中国又不能少了我这种父亲，常为这种不得摆脱的纠葛之苦辖制着！”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可悲剧的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前几天我看到中国着名人权律师谢阳夫人不堪当局的野蛮迫害而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偷渡至泰国的消息，心里感到一种刺痛。作为曾经的偷渡逃亡人，我明白这样的家庭会经历怎样的人间悲惨经验，时间又往逝了八年，中国的情形更其使人揪心，新近父亲的《2016年中国的人权报告》序言中的几段文字有现成描述，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这种描述，以期使大家对今天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现实及父亲们的处境能有个大概了解，更将这几段文字作为本次演讲的结束语。其中一段是：
“2016年，是中共国继毛泽东超出人类黑暗政治经验统治结束后的、继‘六．四’屠杀及法轮功镇压以来政治压迫最为严酷及暴虐的一年。其有目共睹的特点及规律正是对毛暴虐恐怖管制政治的全面而快速回归。共产党对社会组织、对人私属权利的强势及蛮横控制再显38年来最恶劣记录。在过的一年里，在这片国上，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当局与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展现的全面抗战。党的安全力量无处不至而意志坚定，与人类天然的宗教信仰感情抗战；与人类的天性自由感情抗战；与人类的同情心、爱及正义感情抗战；与人类的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自由迁徙权抗战；与律师、记者、女权人士、环保公益者、劳工权益维护者、访民抗战；与民主宪政、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抗战；与凡有意义的人类文明成绩抗战，其情至疯狂地步。这种倒行逆施现象之荒谬及其意义完全超出人类已有的经验和记录，让人目瞪口呆，本报告惟能述其概貌。”
另一文字中爸爸慨叹道：“在人类群体中讨论是否该拒斥人类权利本是个极荒谬绝伦的命题，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年复一年面对的黑暗现实！而于人类群体里讨论人类权利成了公开的禁忌，被一个政府当作极恐怖的危险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压，任何倘有人类正常感情者都能晓明，这国存在着反人类的政府。不难想像这种政府的野蛮及对人类文明前景和声誉的反动和危害至怎样严酷的程度，这正是铁的事实。”父亲的报告中对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写道：“极端仇视人权的残酷现实决定着，书写中国的人权现实是这世界最危险的事业之一。前阶段德国一位副总理就中国人权律师被失踪事件的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其声援的个人身份色彩之现实表明，他对他的副总理身份所代表了的西方政治主流价值与人权、人类道义及人类基本正义价值不相见容现状的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的勇气，仍作了庞大西方政客群体的偶然的鲜例。这种荒谬现状表明，共产党以漫天边际贫穷人民的血、泪及苦劳生成的经济利益作后盾的恐怖威慑在全世界得了惊人的成绩。全世界都学会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国内人民基本人权现实面前的装聋作哑，以换得中共给予的带血的利益回报。野蛮的人权压迫者、被压迫者，同样野蛮的全世界分脏者，大家对这种毁灭人类名誉的现状没有不心知肚明的。这现实的另一面则更证实并更强化着中国反抗者身陷的超出想像的孤助及危险处境。而我们，作为中国人权好将来的负轭前驱者，是最无条件躲避的，尽管我们对自己处境的孤助及危险同样的心知肚明。”
我想，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读了这些文字，不难得出我的父亲内心的对世界文明力量有着怎样的期待，谢谢大家，再次感谢你们！
2017年5月23日
──转自《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