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作梦的经历，人人都会有梦醒的感受。如果是好梦醒来，你也许会感到遗憾、惆怅；如果是恶梦醒来你大概会暗自庆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上个世纪1957年以后的二十三年里，我的一位友人叫陈培万，却做了一个难醒的长长的恶梦，直到梦醒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心有馀悸、惊魂难定，不堪回首。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陈培万先生当时正在四川宜宾市东街某诊所担任医生，而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市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它下属的一批人集中在该市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指使几个积极份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陈培万和胡继民、卫竹仁等六人因“出身成分不好”一齐被“抓”了出来，于是胜利地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这些人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当时这几个人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也未见过他们一面，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然而专制之下，无理可讲，于是”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它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像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它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实际上的囚犯；第二，由于它这种耍把戏变戏法一样的“行政处分”，于是绕开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陈培万被送到了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购买。所以“囚粮”还不成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一辆汽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农场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这时乐山中川铁厂的赵“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便给大家作“报告”。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带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汽车便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当天来到了乐山中山铁厂。陈培万因为会点医术被分配在卫生所。其实所谓的卫生所，酷似乞丐的住所，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是干部，其它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材，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铁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峨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堿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也要分清“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劳改。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招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活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浪”，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一万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晕有肉有新鲜蔬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就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以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饿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有31天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辨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是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不仁。最高“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在那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陈培万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作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已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到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极坏。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究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先生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修改伪造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
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对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呢？幸好我人民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了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还在一九六零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上XXX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馀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了!
走笔至此，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可以作“红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陈培万先生从1958年被送劳教，时年23岁，到1981年“改正”回家，历时23年。他的全部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伟大的”的政治运动，还有那据说是也很“伟大”的劳教事业，前人吊苏武的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对秋波哭逝川”陈先生则是丁年遭难，皓首而归。他当然从来没奢望过什么“封侯印”，也不想当什么官，可你这样像“开玩笑”似的把人家整了二十几年，却又以“嗟，来之食”的姿态，给人家一纸所谓“改正通知书”。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旧太平，从没人出来认过一声错，道过一声歉，叫人家恐怕也只能是“空对秋波哭逝川”了！世间有如此伟大的真理吗？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荒唐的尾声，只能留给后人思考，留给历史裁决！
2017年7月28日完稿
──转自《公民议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不达“指标”，他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陈培万先生当时正在四川宜宾市东街某诊所担任医生，而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市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它下属的一批人集中在该市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指使几个积极份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陈培万和胡继民、卫竹仁等六人因“出身成分不好”一齐被“抓”了出来，于是胜利地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这些人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当时这几个人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也未见过他们一面，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然而专制之下，无理可讲，于是”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它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像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它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实际上的囚犯；第二，由于它这种耍把戏变戏法一样的“行政处分”，于是绕开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陈培万被送到了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购买。所以“囚粮”还不成问题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一辆汽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农场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这时乐山中川铁厂的赵“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便给大家作“报告”。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带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汽车便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当天来到了乐山中山铁厂。陈培万因为会点医术被分配在卫生所。其实所谓的卫生所，酷似乞丐的住所，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是干部，其它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材，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铁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峨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堿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也要分清“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劳改。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招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活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浪”，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一万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晕有肉有新鲜蔬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就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以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饿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有31天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辨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是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不仁。最高“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在那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陈培万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作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已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到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极坏。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究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先生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修改伪造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
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对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呢？幸好我人民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了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还在一九六零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上XXX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馀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了!
走笔至此，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可以作“红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没有结束的尾声
陈培万先生从1958年被送劳教，时年23岁，到1981年“改正”回家，历时23年。他的全部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伟大的”的政治运动，还有那据说是也很“伟大”的劳教事业，前人吊苏武的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对秋波哭逝川”陈先生则是丁年遭难，皓首而归。他当然从来没奢望过什么“封侯印”，也不想当什么官，可你这样像“开玩笑”似的把人家整了二十几年，却又以“嗟，来之食”的姿态，给人家一纸所谓“改正通知书”。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旧太平，从没人出来认过一声错，道过一声歉，叫人家恐怕也只能是“空对秋波哭逝川”了！世间有如此伟大的真理吗？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荒唐的尾声，只能留给后人思考，留给历史裁决！
2017年7月28日完稿
──转自《公民议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