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68年里，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直是痛苦的见证人和承受者。这一个群体，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窒息在思想钳制的压抑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暴力和谎言的高压下，大陆的士人阶层，不幸地从整体上沦为极权专政的工具，失去了舍我其谁的自由捍卫者的精神。“犬儒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套在像牙塔外的标签，透着不堪和尴尬。在他们当中，那些敢于挑战虚伪和压迫的勇者，相继被写进黑名单里，被扣上种种的罪名、遭遇各种形式的迫害，被挤到了社会的底层、边缘。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主题是“自由是一种责任”。张教授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他还说：“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
北大校友、作家刘震云也在典礼上讲话，他强调了知识份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知识份子除了要考虑本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知识份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自由，到底有多远？未来，要如何照亮？
在“反右”和“文革”两次大灾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陆的政治氛围又一次出现松动。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份子的错误思想。”渐渐地，共产党和知识份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趋向缓和。
陈奎德在《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论述道：“邓小平时代，为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份子的后勤部长为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在这期间，许多大陆知识份子从“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们痛定思痛，反思反省，决心说真话，开辟新的世纪。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艺研究》上着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他的话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声。
然而，邓小平对知识份子的怀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变了面目，走到了尽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当局直接动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震惊中外；倒在“人民”军队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的，是争取民主、呼喊爱国口号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市民。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算账”即刻开始。中共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等21名学生领袖，首都23名知识份子及工人领袖。陈奎德评说：“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份子的‘前戏’。”
在严打之下，一批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奋战，臣服于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没了原本强劲的民主之声，也令许多人认清了中共的残暴，放弃了幻想。良知的坚守并未绝迹，但是，夜幕，确实更加沈重。
包遵信，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80年代初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他因为支持八九民运于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获假释。出狱后，包遵信在研究、写作之外，一直参与维权活动，2007年10月28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着名记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后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以及支持学生运动，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剥夺公民权利2年。1996年5月28日，鲍彤出狱，但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张显扬，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后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获释。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项小吉等发表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或者被拒绝入境，总之，“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曾经亲历“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场，目睹学生惨死和被坦克碾断双腿。吴仁华后来辗转流亡美国，28年来，他致力于追查当年的涉事者、受难者和被捕入狱者的名单和情况。
温杰是吴仁华发布的第一个“六四”受难者，信息如下：“19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后被捕，在秦城监狱罹患大肠癌，因不屈服而迟迟不让保外就医，1991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年仅26岁。英俊聪颖，1981年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任教北京服装学院。”
吴仁华认为，对于亲历当年惨剧的人来说，“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问：“‘六四’，过去了吗？”
枪声过后，中共的罪恶并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专制政权，一直将“维稳”的机器指向善良的民众，压向一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视生命，践踏才华。
2007年，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希翎历数中共的邪恶“运动”。她说：“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大陆的维权律师群体，汇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们凭着道德良知，以优秀的业务知识努力去实践司法公正，为百姓谋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对法治不公的挑战，多年来当局通过各种非法、卑鄙的手段，对这些律师进行疯狂迫害，谎言构陷、骚扰刁难、侵权折磨，并且株连他们的亲属。大批正义律师所遭遇的无理打压，引发各界关注，令人义愤难平。
再看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制造了本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波及上亿人群。18年来，据明慧网统计，已有4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另有数以百万的学员被关押、判刑，受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在受迫害的修炼者当中，有大批知识份子，包括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学者。
于长新是大陆空军第一代试飞员、国家二等功臣、空军指挥学院高级教官、副军级、着名教授。他在飞行技术、空军的训练和指挥上，都十分出色。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前，中共空军的飞行手册、规则技术手册都是由他撰写的。然而，这位空军元老级人物，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重判17年，非法关押至今。于长新的名字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作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受迫害对像。
高春满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高春满在200号（当时被编号的秘密单位）从事核燃料萃取技术研究，为中共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提供原料。后来，高春满曾出版《说古道今话萃取》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放射化工过程的自动控制》、《有色冶金企业废水净化与监测》等书。
1994年，高春满开始修炼法轮功，1996年，他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法轮功炼功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高春满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2003年他获得了联合国难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泽民集团以一份40亿美元的合同利诱俄罗斯，在诱惑下，俄罗斯把高春满遣送到北京。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满于2011年3月14日去世，终年76岁。
熊辉丰，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极高声誉，多次获奖。1995年底，熊辉丰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全研究所上下，无人不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熊辉丰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2年6个月。期间，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2014年8月，时年76岁的熊辉丰老人再次被抄家、绑架，后被判重刑七年半，被非法关押至今。
航天专家熊辉丰获得的嘉奖证书（明慧网）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清华大学就有至少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劳教。总计大约近百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关押和洗脑，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多少惨绝人寰的事实，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中共江氏集团，却仍然在制造谎言，欺骗民众，企图把滔天罪恶包装成“人权最好时期”的“春风化雨”。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写道：“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仆后继、慷槪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
可是，中共的统治，将民众陷入了共产“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全民被强制接受“党文化”洗脑，只准信马列，不许谈自由。在暴力和谎言的包围下，知识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纯净的天地。
陈奎德分析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江泽民政权改变了对知识界的策略，“重点从防范打击变成拉拢收买，和80年代相当不同，除非坚持批判立场的极少数，才对之打击。于是，知识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们，不少都拥有了高职厚爵，养尊处优。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地相当部分的知识份子已经不大说话了。堂皇的解释是回归学术领域，实际上就是不愿意甚至无勇气对公共事务发言了”。
诗人黄翔在10年前撰文说：“当下，人们仍然置身在一个持续绵延‘思想禁锢、资讯封锁、精神闭塞’的社会环境中，精神视野天然受到侷限。人文意识人为受到制约，普遍难以跳出先验性的‘体制性思维’，更何谈折除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为框架？！……学术界面对诸多历史课题众说纷纭中少有独立言说，而难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学界的许多人无奈如此，海外为求‘自由出入中国’研究汉学者中，也难免有人传染‘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综合症’。”
着名史学家余英时提到，共产党现在对付知识人的另一个办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谈政治，不推翻我政权，做什么都可以。那就整个社会腐烂下去就是了。没有精神力量了。”他因此说，中国的前途要每个人担负起来才行，不能眼睛看着共产党改革，那是幻想。
2004年9月初，《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的名单。该周刊呼吁，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份子发出声音。结果，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提出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就是挑拨中国知识份子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区区50名公共知识份子就触动了中共的神经，中共不惜用文革式手法来压制更多公知的出现及更大的民间呼声。
2009年12月，北京一个网上读书会评选了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份子，其中包括蒋彦永、高瑜、杨继绳、茅于轼等着名学者、教授及维权人士。北京警方进行干扰，迫使组织者取消了发布活动。
2009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忽然发现，自己“被不上课”了。原来，校方以“介入公共事务太深”为由暂停他的教职。
2017年5月2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媒体表示，他被中共噤声。他的两个博客网站、一个微博和两个微信账号，均被关闭。贺卫方是着名的公共知识份子，一直坚持利用网路空间倡导法治，倡导中国走宪政民主之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被中共噤声，不许他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大纪元资料室）
大陆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当今的中国知识份子介入公共事务不是太深，而是太浅。滕彪说：“中国真正的知识份子，他实际上是关心这些公共事务，由其是一些国内的媒体封杀的，不能报导的公共事件，像萧瀚、贺卫方，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代表。绝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他们是不会、不愿意参与，也不敢去在一些公共事件上发声音，只是搞自己的研究，多数是刨学术的垃圾。”
腾彪表示，中国人不敢讲真话，是整个体制的悲剧所在。一个不允许自由信仰、言论的国家，将导致虚假讯息充斥，形成道德败坏，因为洗脑宣传，造成是非不分；若按照过去的道德信仰、内心的想法说真话会带来麻烦，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僵化、欺骗、犬儒主义等风气，为的就是要明哲保身。在严峻的形势下，“知识份子的骨头也都软了”。他说：“后来法轮功有这么多人受迫害，是巨大的人权灾难。普通的人包括知识份子，包括媒体有影响力的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纵观当下的大陆社会，教育腐败，学术舞弊，乱象丛生，邪气盛行。那些秉持道义原则、坚守良知的中流砥柱者，饱受打压，在狭窄的空间里，在恶劣的条件下，艰难的前行着。要想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须得扛的住磨难，肯为“真”字付出所有。
虽然中共暴政打弯了许多人的脊梁，但是，在严苛的环境中，希望的火种总会燃烧，勇敢的心永远跳动。
1960年，林昭被捕入狱。她用鲜血写下了控诉：“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1992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受访时说：“共产党这个组织，却是一种邪教，一种巫教式的邪教。这种邪教把领袖作为神，它的信徒在被领袖整死的时候，还要求平反，要求恢复党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这个邪教造成的灾难变成了全国性的。”
着名民主人士王若望早年投奔延安，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经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王若望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在71岁时又因“六四”入狱，一年多后获释。
1993年，王若望说：“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2014年6月4日，腾彪律师不顾国保的警告，出席了香港维园的“六四”悼念会，并作了发言。他说：“对遗忘的反抗没有停止，对压迫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公民维权运动发展起来了。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作家、街头活动家，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着名良心律师高智晟不仅公开声明退出中共，而且坚持对抗暴政，揭露中共罪恶。他反覆强调，未来的中国社会定要永绝共产思想。
延安圈套、“反右”文字狱、思想改造运动、“文革”的文攻武卫、“六四”的坦克冲锋枪，惨烈事实似已成过往。而这些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却难以平复。中共的愚民洗脑、资讯封锁、暴力压迫从未停止。68年来，中共不断地吹嘘对知识份子的重视、保护，也曾一次次许诺民主与自由，而现实却是由鲜血和恐怖构成。回顾与反思，于苦痛中探究真相，拒绝遗忘，冲破谎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前，范仲淹的抱负与嗟叹，穿越千年。今日，大陆知识份子因着不同的选择而站到了不同的队列：有的附庸“喉舌”，见利忘义；有的埋头学术，不问世事，有的坚守原则，与当局“死磕”……他们以各自的言行完成历史对个体的检验，写下人生的答卷。
追求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构建梦想、创造文明的果实，关注社会人生，实践“士”民的使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操守与境界。这一份境界的纯净和光明，不仅能丰富人生，也必将照耀世界。希望的灯，由智慧点亮，因勇气而长明。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主题是“自由是一种责任”。张教授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他还说：“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
北大校友、作家刘震云也在典礼上讲话，他强调了知识份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知识份子除了要考虑本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知识份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自由，到底有多远？未来，要如何照亮？
血的教训
在“反右”和“文革”两次大灾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陆的政治氛围又一次出现松动。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份子的错误思想。”渐渐地，共产党和知识份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趋向缓和。
陈奎德在《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论述道：“邓小平时代，为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份子的后勤部长为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在这期间，许多大陆知识份子从“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们痛定思痛，反思反省，决心说真话，开辟新的世纪。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艺研究》上着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他的话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声。
然而，邓小平对知识份子的怀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变了面目，走到了尽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当局直接动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震惊中外；倒在“人民”军队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的，是争取民主、呼喊爱国口号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市民。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算账”即刻开始。中共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等21名学生领袖，首都23名知识份子及工人领袖。陈奎德评说：“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份子的‘前戏’。”
在严打之下，一批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奋战，臣服于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没了原本强劲的民主之声，也令许多人认清了中共的残暴，放弃了幻想。良知的坚守并未绝迹，但是，夜幕，确实更加沈重。
包遵信，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80年代初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他因为支持八九民运于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获假释。出狱后，包遵信在研究、写作之外，一直参与维权活动，2007年10月28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着名记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后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以及支持学生运动，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剥夺公民权利2年。1996年5月28日，鲍彤出狱，但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张显扬，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后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获释。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项小吉等发表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或者被拒绝入境，总之，“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曾经亲历“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场，目睹学生惨死和被坦克碾断双腿。吴仁华后来辗转流亡美国，28年来，他致力于追查当年的涉事者、受难者和被捕入狱者的名单和情况。
温杰是吴仁华发布的第一个“六四”受难者，信息如下：“19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后被捕，在秦城监狱罹患大肠癌，因不屈服而迟迟不让保外就医，1991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年仅26岁。英俊聪颖，1981年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任教北京服装学院。”
吴仁华认为，对于亲历当年惨剧的人来说，“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问：“‘六四’，过去了吗？”
新的罪恶
枪声过后，中共的罪恶并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专制政权，一直将“维稳”的机器指向善良的民众，压向一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视生命，践踏才华。
2007年，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希翎历数中共的邪恶“运动”。她说：“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大陆的维权律师群体，汇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们凭着道德良知，以优秀的业务知识努力去实践司法公正，为百姓谋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对法治不公的挑战，多年来当局通过各种非法、卑鄙的手段，对这些律师进行疯狂迫害，谎言构陷、骚扰刁难、侵权折磨，并且株连他们的亲属。大批正义律师所遭遇的无理打压，引发各界关注，令人义愤难平。
再看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制造了本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波及上亿人群。18年来，据明慧网统计，已有4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另有数以百万的学员被关押、判刑，受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在受迫害的修炼者当中，有大批知识份子，包括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学者。
于长新是大陆空军第一代试飞员、国家二等功臣、空军指挥学院高级教官、副军级、着名教授。他在飞行技术、空军的训练和指挥上，都十分出色。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前，中共空军的飞行手册、规则技术手册都是由他撰写的。然而，这位空军元老级人物，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重判17年，非法关押至今。于长新的名字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作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受迫害对像。
高春满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高春满在200号（当时被编号的秘密单位）从事核燃料萃取技术研究，为中共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提供原料。后来，高春满曾出版《说古道今话萃取》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放射化工过程的自动控制》、《有色冶金企业废水净化与监测》等书。
1994年，高春满开始修炼法轮功，1996年，他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法轮功炼功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高春满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2003年他获得了联合国难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泽民集团以一份40亿美元的合同利诱俄罗斯，在诱惑下，俄罗斯把高春满遣送到北京。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满于2011年3月14日去世，终年76岁。
熊辉丰，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极高声誉，多次获奖。1995年底，熊辉丰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全研究所上下，无人不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熊辉丰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2年6个月。期间，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2014年8月，时年76岁的熊辉丰老人再次被抄家、绑架，后被判重刑七年半，被非法关押至今。
航天专家熊辉丰获得的嘉奖证书（明慧网）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清华大学就有至少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劳教。总计大约近百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关押和洗脑，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多少惨绝人寰的事实，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中共江氏集团，却仍然在制造谎言，欺骗民众，企图把滔天罪恶包装成“人权最好时期”的“春风化雨”。
封锁之下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写道：“中国史上有一种突出现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愤而挺身过问世事，甚至世道越为黑暗，成仁取义之士越发汹涌，不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仆后继、慷槪赴难。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从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为教育保留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一块以孔圣人为尊的天地。”
可是，中共的统治，将民众陷入了共产“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全民被强制接受“党文化”洗脑，只准信马列，不许谈自由。在暴力和谎言的包围下，知识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纯净的天地。
陈奎德分析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江泽民政权改变了对知识界的策略，“重点从防范打击变成拉拢收买，和80年代相当不同，除非坚持批判立场的极少数，才对之打击。于是，知识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们，不少都拥有了高职厚爵，养尊处优。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地相当部分的知识份子已经不大说话了。堂皇的解释是回归学术领域，实际上就是不愿意甚至无勇气对公共事务发言了”。
诗人黄翔在10年前撰文说：“当下，人们仍然置身在一个持续绵延‘思想禁锢、资讯封锁、精神闭塞’的社会环境中，精神视野天然受到侷限。人文意识人为受到制约，普遍难以跳出先验性的‘体制性思维’，更何谈折除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为框架？！……学术界面对诸多历史课题众说纷纭中少有独立言说，而难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学界的许多人无奈如此，海外为求‘自由出入中国’研究汉学者中，也难免有人传染‘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综合症’。”
着名史学家余英时提到，共产党现在对付知识人的另一个办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谈政治，不推翻我政权，做什么都可以。那就整个社会腐烂下去就是了。没有精神力量了。”他因此说，中国的前途要每个人担负起来才行，不能眼睛看着共产党改革，那是幻想。
2004年9月初，《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的名单。该周刊呼吁，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份子发出声音。结果，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提出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就是挑拨中国知识份子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区区50名公共知识份子就触动了中共的神经，中共不惜用文革式手法来压制更多公知的出现及更大的民间呼声。
2009年12月，北京一个网上读书会评选了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份子，其中包括蒋彦永、高瑜、杨继绳、茅于轼等着名学者、教授及维权人士。北京警方进行干扰，迫使组织者取消了发布活动。
2009年的最后一天，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忽然发现，自己“被不上课”了。原来，校方以“介入公共事务太深”为由暂停他的教职。
2017年5月2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媒体表示，他被中共噤声。他的两个博客网站、一个微博和两个微信账号，均被关闭。贺卫方是着名的公共知识份子，一直坚持利用网路空间倡导法治，倡导中国走宪政民主之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被中共噤声，不许他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大纪元资料室）
大陆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当今的中国知识份子介入公共事务不是太深，而是太浅。滕彪说：“中国真正的知识份子，他实际上是关心这些公共事务，由其是一些国内的媒体封杀的，不能报导的公共事件，像萧瀚、贺卫方，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代表。绝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他们是不会、不愿意参与，也不敢去在一些公共事件上发声音，只是搞自己的研究，多数是刨学术的垃圾。”
腾彪表示，中国人不敢讲真话，是整个体制的悲剧所在。一个不允许自由信仰、言论的国家，将导致虚假讯息充斥，形成道德败坏，因为洗脑宣传，造成是非不分；若按照过去的道德信仰、内心的想法说真话会带来麻烦，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僵化、欺骗、犬儒主义等风气，为的就是要明哲保身。在严峻的形势下，“知识份子的骨头也都软了”。他说：“后来法轮功有这么多人受迫害，是巨大的人权灾难。普通的人包括知识份子，包括媒体有影响力的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纵观当下的大陆社会，教育腐败，学术舞弊，乱象丛生，邪气盛行。那些秉持道义原则、坚守良知的中流砥柱者，饱受打压，在狭窄的空间里，在恶劣的条件下，艰难的前行着。要想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须得扛的住磨难，肯为“真”字付出所有。
觉醒的心
虽然中共暴政打弯了许多人的脊梁，但是，在严苛的环境中，希望的火种总会燃烧，勇敢的心永远跳动。
1960年，林昭被捕入狱。她用鲜血写下了控诉：“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1992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受访时说：“共产党这个组织，却是一种邪教，一种巫教式的邪教。这种邪教把领袖作为神，它的信徒在被领袖整死的时候，还要求平反，要求恢复党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这个邪教造成的灾难变成了全国性的。”
着名民主人士王若望早年投奔延安，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经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王若望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在71岁时又因“六四”入狱，一年多后获释。
1993年，王若望说：“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2014年6月4日，腾彪律师不顾国保的警告，出席了香港维园的“六四”悼念会，并作了发言。他说：“对遗忘的反抗没有停止，对压迫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公民维权运动发展起来了。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作家、街头活动家，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着名良心律师高智晟不仅公开声明退出中共，而且坚持对抗暴政，揭露中共罪恶。他反覆强调，未来的中国社会定要永绝共产思想。
希望之灯
延安圈套、“反右”文字狱、思想改造运动、“文革”的文攻武卫、“六四”的坦克冲锋枪，惨烈事实似已成过往。而这些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却难以平复。中共的愚民洗脑、资讯封锁、暴力压迫从未停止。68年来，中共不断地吹嘘对知识份子的重视、保护，也曾一次次许诺民主与自由，而现实却是由鲜血和恐怖构成。回顾与反思，于苦痛中探究真相，拒绝遗忘，冲破谎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前，范仲淹的抱负与嗟叹，穿越千年。今日，大陆知识份子因着不同的选择而站到了不同的队列：有的附庸“喉舌”，见利忘义；有的埋头学术，不问世事，有的坚守原则，与当局“死磕”……他们以各自的言行完成历史对个体的检验，写下人生的答卷。
追求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构建梦想、创造文明的果实，关注社会人生，实践“士”民的使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操守与境界。这一份境界的纯净和光明，不仅能丰富人生，也必将照耀世界。希望的灯，由智慧点亮，因勇气而长明。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