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8月12日讯】中国古代帝王奉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天灾的发生，是自己德行不足导致的。遇有天灾，古代君王不但赈济百姓，还反省不足，修身改过，施行德政。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1585年大旱无雨，连井里都没水了。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到天坛祈雨，他发布训辞，天时亢旱，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冒犯天和的结果。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恶人，推行仁政。《神宗实录》记载，未到一个月，骤雨带着冰雹，连降了两天。
在清朝的《世宗实录》记载：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雍正帝多次批示，从来天人感应治理影响快捷。凡是地方旱涝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渎职，或者太守知县不称职。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风俗不够厚道。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和，而招致灾殃。
地方招灾，官员奏报，雍正皇帝就批示：像你们这样的巡抚，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天降冰雹，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真是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你们作官十分不妥，要小心。何等督府就有何等年岁。天道随人，快得很，实在令人生畏。在直省督府中，器量狭小、浑浑噩噩，没有像你们二位的。刚到湖南，水患到；调到江西，旱灾来，去了甘肃又下冰雹。如此响应，奇哉、奇哉！
可见天灾与统治者的德行是息息相关的。遇到天灾，必定要祈祷，这是三干年间中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采用的禳灾方式。
清代将祈祷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我朝凡遇水旱，或亲诣祈祷，或遣官将事。皆本诚意以相感格，不事虚文。初立神祇坛，以祷水旱，雩祀既举，礼仪修备。间或遣祷山川，悉准古典。”
《清圣祖实录》中有一段康熙的论述，大意是：“我已经当政56年了，大约有50年都在祈雨。每到秋收，都是丰收。过去旱灾，我就在宫中祈祷，长跪三昼夜，只吃点清淡的菜。连油和酱都不敢用，以表达我斋戒的诚心。第四天徒步到天坛再祈祷。忽然间云雨大作，步行回来，地上的水漫过了鞋。后来各省的人来京讲述，才知道，那一天，全国各省都下了雨。所以我说，精诚所至，天地一定会有所感应。”
《阅世编》载：康熙十七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俱早，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为祈祷上苍，普降甘霖，康熙皇帝于6月18日“步天坛祈雨”。
次年，旱灾更为严重。在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干隆《青城县志》)。在江西，“南昌等五十九州县旱”(光绪《江西通志》)。这年4月15日，康熙皇帝再次“步天坛祈雨”。
这种祈祷，是“天人感应”观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续。不仅如此，清代皇帝还常常将天灾看成“天象示警”，从而找出“召灾之由”。
康熙年间，共发生三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其中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因危及京师，清廷十分重视。干隆《三河县志》详细记载了地震情形：“7月28日已时地震，从西北至东南，如小舟遇风浪，人不能起立。城垣房屋存者无多。四面地裂，黑水涌出，月馀方止。所屑境内压毙人民甚众。”
这次地震，权震区在三河、平谷一带，严重破坏区包括通县、蓟县、武清、顺义、香河、北京、固安、遵化、密云、滦县、丰润、宝坻、怀柔、涿县、霸县，波及北至内蒙、南达皖北豫东的广大地区。
地处京畿的平谷，“地震极重，城乡房屋塔庙荡然一空，遥望茫茫，了无降隔”(民国《平谷县志》)。
这次大地震，对于正忙于平定三藩叛乱的康熙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警策。他赶紧“诏发内币十万赈恤”，接着又告预群臣：“联躬不携，政治末协，致兹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荀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
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
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馀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有海外爱国人士指出，现如今，中国大陆也是灾祸频频，旱涝、阴霾、地震频发，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中共的警示吗？相反，中共不但不知收敛对百姓的高压政策，还利用天灾大肆鼓吹宣传其执政合法性，愚弄和欺骗百姓。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凯欣)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1585年大旱无雨，连井里都没水了。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到天坛祈雨，他发布训辞，天时亢旱，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冒犯天和的结果。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恶人，推行仁政。《神宗实录》记载，未到一个月，骤雨带着冰雹，连降了两天。
在清朝的《世宗实录》记载：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雍正帝多次批示，从来天人感应治理影响快捷。凡是地方旱涝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渎职，或者太守知县不称职。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风俗不够厚道。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和，而招致灾殃。
地方招灾，官员奏报，雍正皇帝就批示：像你们这样的巡抚，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天降冰雹，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真是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你们作官十分不妥，要小心。何等督府就有何等年岁。天道随人，快得很，实在令人生畏。在直省督府中，器量狭小、浑浑噩噩，没有像你们二位的。刚到湖南，水患到；调到江西，旱灾来，去了甘肃又下冰雹。如此响应，奇哉、奇哉！
可见天灾与统治者的德行是息息相关的。遇到天灾，必定要祈祷，这是三干年间中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采用的禳灾方式。
清代将祈祷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我朝凡遇水旱，或亲诣祈祷，或遣官将事。皆本诚意以相感格，不事虚文。初立神祇坛，以祷水旱，雩祀既举，礼仪修备。间或遣祷山川，悉准古典。”
《清圣祖实录》中有一段康熙的论述，大意是：“我已经当政56年了，大约有50年都在祈雨。每到秋收，都是丰收。过去旱灾，我就在宫中祈祷，长跪三昼夜，只吃点清淡的菜。连油和酱都不敢用，以表达我斋戒的诚心。第四天徒步到天坛再祈祷。忽然间云雨大作，步行回来，地上的水漫过了鞋。后来各省的人来京讲述，才知道，那一天，全国各省都下了雨。所以我说，精诚所至，天地一定会有所感应。”
《阅世编》载：康熙十七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俱早，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为祈祷上苍，普降甘霖，康熙皇帝于6月18日“步天坛祈雨”。
次年，旱灾更为严重。在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干隆《青城县志》)。在江西，“南昌等五十九州县旱”(光绪《江西通志》)。这年4月15日，康熙皇帝再次“步天坛祈雨”。
这种祈祷，是“天人感应”观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续。不仅如此，清代皇帝还常常将天灾看成“天象示警”，从而找出“召灾之由”。
康熙年间，共发生三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其中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因危及京师，清廷十分重视。干隆《三河县志》详细记载了地震情形：“7月28日已时地震，从西北至东南，如小舟遇风浪，人不能起立。城垣房屋存者无多。四面地裂，黑水涌出，月馀方止。所屑境内压毙人民甚众。”
这次地震，权震区在三河、平谷一带，严重破坏区包括通县、蓟县、武清、顺义、香河、北京、固安、遵化、密云、滦县、丰润、宝坻、怀柔、涿县、霸县，波及北至内蒙、南达皖北豫东的广大地区。
地处京畿的平谷，“地震极重，城乡房屋塔庙荡然一空，遥望茫茫，了无降隔”(民国《平谷县志》)。
这次大地震，对于正忙于平定三藩叛乱的康熙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警策。他赶紧“诏发内币十万赈恤”，接着又告预群臣：“联躬不携，政治末协，致兹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荀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
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
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馀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有海外爱国人士指出，现如今，中国大陆也是灾祸频频，旱涝、阴霾、地震频发，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中共的警示吗？相反，中共不但不知收敛对百姓的高压政策，还利用天灾大肆鼓吹宣传其执政合法性，愚弄和欺骗百姓。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