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作孚一生跨越学界、商界、政界，才华横溢，功勋卓着，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1949年10月，他本可以选择去台湾，去美国，但是，最后，他选择投奔中共。然而，仅仅两年零3个月之后，他对中共彻底绝望，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2年2月8日晚，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仅两年零3个月，现代中国着名的实业家、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曾经对“新中国”寄予无限希望、准备在中共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大显身手的一代英才卢作孚，因为对中共彻底绝望，在重庆民国路20号的住所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卢作孚，1893年生于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自学成才。他当过教师、记者、编辑、主笔、报社社长、总编辑、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等。曾加入过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当过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华民国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
1925年，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公司刚成立时，只有一艘小客轮。但他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运营公司。他为公司订立的宗旨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在管理上，他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民生的原则是“运费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同时提出了“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的口号，以赢得社会的信誉。三是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由于经营理念好，且切合实际，民生公司很快走上正轨。
在民生公司只有三艘小船时，卢作孚便提出了一统长江航运的大胆设想，并将这个“天方夜谭”变成现实：先是以公道的价格兼并长江中上游的华商航运公司，然后凭着与军阀的交情，兼并四川军阀的轮船公司，最后兼并在长江上游的外国航运公司。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已拥有了46艘轮船，总吨位达19,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掌握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抗战爆发后，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在湖北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昼夜兼程抢运，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的枪林弹雨，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类人员150多万人、物资100多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多人。在此过程中，民生公司又收购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商公司的70多艘轮船。轮船数量最高时达 137艘，总吨位达36000多吨、职工总数达17000多人。抗战胜利时，中华民国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卢作孚将民生公司的企业精神提炼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在兴办实业方面，卢作孚还主持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创建了抗日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民生机器厂，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大量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向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元，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民生公司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年。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精英阶层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抉择：选择中共，还是选择国民党？当时的中共正在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并大肆宣传“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从表面看，中共代表了“希望”、“光明”、“未来”。
1949年10月，卢作孚还逗留在香港。国民党派张群等多次游说他去台湾，老朋友晏阳初多次劝他去美国。但是，卢作孚都拒绝了。1950年1月，在周恩来的特派员不断的“联络”下，卢作孚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他因此成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接见，一时间，也风风光光，到处被当成座上宾。
卢作孚之所以选择中共，是因为他以为中共建国后会一心一意搞建设。但是，据中共大将黄克诚回忆，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1950年冬至1951年，毛泽东发动了大开杀戒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2月7日，又发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仅仅过了一个月，1952年1月26日，又发动“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毛泽东明确指出：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毛泽东发动的“镇反”、“三反”、“五反”，就像一记记重拳，将卢作孚打的晕头转向。在“镇反”中，民生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杀，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拘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等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民生总公司主任秘书、元老级人物郑璧成，一度被拘押，后被开除。民生公司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是卢作孚非常敬重的高级管理人才，1951年3月28日，居然以“年老体弱”为由被遣散。卢作孚死后，民生公司的基层组织在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卢作孚）很不满意的讲：‘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
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民生公司正常的业务秩序，导致管理松弛，安全事故高发。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公司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比战争时期的损失还要大。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卢作孚身边潜伏着十几个特务组织，公司上下人心惶惶，气氛高度紧张。据卢作孚的夫人蒙淑仪回忆，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机，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情绪极为焦躁不安。
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据说，1952年1月下旬，中央“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请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转告卢作孚。2月6日，北京又发电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童少生先得到这份电报。但是，直到2月8日卢作孚自杀前，童少生一直没有将中央贷巨款以解燃眉之急的事告诉卢作孚，理由竟然是：“忘记了”！而在1952年1月28日，大年初二，卢作孚紧急飞赴北京“商讨要务”，30日飞回重庆。在北京期间，没有人告诉他中央决定贷款1000万元给民生公司；2月7日，卢作孚前往西南军政委员会，见到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与之共进午餐。邓小平也没有告诉他中央决定贷款1000万元给民生公司！
2月2日，重庆的“三反”、“五反”进入高潮。2月6日上午，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被迫第一次当众做检讨。他一再申诉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以致“饮泣少顷”，中间又有两次落泪，其中一次“泣不成声”。下午，他去了丰都。回到公司后，他立即请有关人员核算公司当月的收支情况。民生公司1951年全年亏损339.7万元，1952年1月的情况大概也不会太好。计算结束，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三反”动员大会，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会上，公股代表兼民生公司党委书记张祥麟带头作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之后是自由发言。突然，卢作孚的服务员关怀跳出来大声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他人请吃饭、洗澡、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此言一出，会场情绪骤变，有人多次带头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虽然没直接点卢作孚的名，但所指是谁，全场人都清楚，这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难堪，脸色非常不好。
据有关文章披露，张祥麟回忆，关怀在大会上揭发的“公股代表受贿”一事，实际上是指在北京期间，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附近一座楼里，张祥麟和他谈工作，到了吃饭时间，两人一起吃了顿便饭，吃了烧饼，喝了豆腐脑。关怀当场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但严厉批判“这就是浪费”！
关怀原本是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到卢作孚身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卢作孚待他很好，让他住在家里，还抽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19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卢家，在开会时又发言“揭发”张祥麟，作卢作孚发难。据认识关怀的人说，如果不受人背后挑唆，关怀是决不敢信口开河的！
当天晚上，卢作孚就自杀了。这位一生跨越商界、政界、学界，才华横溢，功勋卓着，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最后竟然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离世。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明轩）
1952年2月8日晚，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仅两年零3个月，现代中国着名的实业家、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曾经对“新中国”寄予无限希望、准备在中共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大显身手的一代英才卢作孚，因为对中共彻底绝望，在重庆民国路20号的住所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一、立志救国创大业
卢作孚，1893年生于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自学成才。他当过教师、记者、编辑、主笔、报社社长、总编辑、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等。曾加入过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当过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华民国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
1925年，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公司刚成立时，只有一艘小客轮。但他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运营公司。他为公司订立的宗旨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在管理上，他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民生的原则是“运费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同时提出了“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的口号，以赢得社会的信誉。三是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由于经营理念好，且切合实际，民生公司很快走上正轨。
在民生公司只有三艘小船时，卢作孚便提出了一统长江航运的大胆设想，并将这个“天方夜谭”变成现实：先是以公道的价格兼并长江中上游的华商航运公司，然后凭着与军阀的交情，兼并四川军阀的轮船公司，最后兼并在长江上游的外国航运公司。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已拥有了46艘轮船，总吨位达19,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掌握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抗战爆发后，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在湖北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昼夜兼程抢运，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的枪林弹雨，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类人员150多万人、物资100多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多人。在此过程中，民生公司又收购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商公司的70多艘轮船。轮船数量最高时达 137艘，总吨位达36000多吨、职工总数达17000多人。抗战胜利时，中华民国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卢作孚将民生公司的企业精神提炼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在兴办实业方面，卢作孚还主持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创建了抗日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民生机器厂，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大量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向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元，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民生公司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二、投奔中共铸大错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年。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精英阶层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抉择：选择中共，还是选择国民党？当时的中共正在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并大肆宣传“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从表面看，中共代表了“希望”、“光明”、“未来”。
1949年10月，卢作孚还逗留在香港。国民党派张群等多次游说他去台湾，老朋友晏阳初多次劝他去美国。但是，卢作孚都拒绝了。1950年1月，在周恩来的特派员不断的“联络”下，卢作孚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他因此成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接见，一时间，也风风光光，到处被当成座上宾。
卢作孚之所以选择中共，是因为他以为中共建国后会一心一意搞建设。但是，据中共大将黄克诚回忆，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1950年冬至1951年，毛泽东发动了大开杀戒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2月7日，又发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仅仅过了一个月，1952年1月26日，又发动“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毛泽东明确指出：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毛泽东发动的“镇反”、“三反”、“五反”，就像一记记重拳，将卢作孚打的晕头转向。在“镇反”中，民生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杀，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拘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等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民生总公司主任秘书、元老级人物郑璧成，一度被拘押，后被开除。民生公司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是卢作孚非常敬重的高级管理人才，1951年3月28日，居然以“年老体弱”为由被遣散。卢作孚死后，民生公司的基层组织在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卢作孚）很不满意的讲：‘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
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民生公司正常的业务秩序，导致管理松弛，安全事故高发。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公司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比战争时期的损失还要大。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卢作孚身边潜伏着十几个特务组织，公司上下人心惶惶，气氛高度紧张。据卢作孚的夫人蒙淑仪回忆，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机，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情绪极为焦躁不安。
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据说，1952年1月下旬，中央“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请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转告卢作孚。2月6日，北京又发电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童少生先得到这份电报。但是，直到2月8日卢作孚自杀前，童少生一直没有将中央贷巨款以解燃眉之急的事告诉卢作孚，理由竟然是：“忘记了”！而在1952年1月28日，大年初二，卢作孚紧急飞赴北京“商讨要务”，30日飞回重庆。在北京期间，没有人告诉他中央决定贷款1000万元给民生公司；2月7日，卢作孚前往西南军政委员会，见到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与之共进午餐。邓小平也没有告诉他中央决定贷款1000万元给民生公司！
2月2日，重庆的“三反”、“五反”进入高潮。2月6日上午，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被迫第一次当众做检讨。他一再申诉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以致“饮泣少顷”，中间又有两次落泪，其中一次“泣不成声”。下午，他去了丰都。回到公司后，他立即请有关人员核算公司当月的收支情况。民生公司1951年全年亏损339.7万元，1952年1月的情况大概也不会太好。计算结束，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三反”动员大会，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会上，公股代表兼民生公司党委书记张祥麟带头作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之后是自由发言。突然，卢作孚的服务员关怀跳出来大声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他人请吃饭、洗澡、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此言一出，会场情绪骤变，有人多次带头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虽然没直接点卢作孚的名，但所指是谁，全场人都清楚，这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难堪，脸色非常不好。
据有关文章披露，张祥麟回忆，关怀在大会上揭发的“公股代表受贿”一事，实际上是指在北京期间，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附近一座楼里，张祥麟和他谈工作，到了吃饭时间，两人一起吃了顿便饭，吃了烧饼，喝了豆腐脑。关怀当场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但严厉批判“这就是浪费”！
关怀原本是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到卢作孚身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卢作孚待他很好，让他住在家里，还抽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19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卢家，在开会时又发言“揭发”张祥麟，作卢作孚发难。据认识关怀的人说，如果不受人背后挑唆，关怀是决不敢信口开河的！
当天晚上，卢作孚就自杀了。这位一生跨越商界、政界、学界，才华横溢，功勋卓着，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最后竟然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离世。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