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按
这篇介绍德国着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极权主义研究问题上的巨擘布拉赫教授的思想的文章，是我为反省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而写的文字，大约六万五千字。文章已经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一书中发表。这本书在今年三月已经在港台上市。由于我觉得这篇文字在对于百年来的共产党问题的揭示和探究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现在决定上网。如果您觉得此文的材料和思想对于您了解认识一百年来的历史有所助益，您可以购买《致命的列宁》，以作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的讨论资料。
此文我称它为我起自六九年反叛出共产党社会，九零年后私淑布拉赫教授，前后学艺四十年，最终练就的结束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的“九转阴阳绝命枪”。单只是这篇文章中介绍的布拉赫教授的对于二十世纪及共产党专制问题的认识，我认为，就一定会让那些不愿意从根本上摒弃共产党专制的人彻底地从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中，从当代民主自由的潮流中出局。
读过此文的人我相信都会清楚地了解到，你无法绕过这一百年的历史，绕过这些经验教训。未来问题固然很多，但是对于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却一定已经是定论；共产党是一个无法自身改良，无法走入人间一般正途、在多元社会中正常存在的政党，这也一定是个定论。过去二十八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没有躲过这一百年历史的审判，未来在整个人类史中评价共产党问题就更是如此！
本文共包括四部分的内容：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介绍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
二.布拉赫教授对于当代德国历史，民主制崩溃及希特勒攫取政权史的研究，他在德国历史学领域的贡献；
三.布拉赫教授对于二十世纪及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及其贡献，对德国当代社会思想及文化变化的影响；
四.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学习及研究的收获与问题。
基本目录如下：
一．问题与方法
1.百年历史为中国带来的问题——祸及中国
2.百年历史给人类带来的历史性问题——祸起欧洲
3.为什么选择布拉赫
3.1德国在20世纪的特殊地位
3.2为何选择政治学、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3.3布拉赫在德国学界和社会的影响和地位
3.4中文世界对于德国和对布拉赫的了解
4.方法
二．布拉赫及其对极权主义思想及历史的研究
1.布拉赫简历
2.与政治学密切相连的历史研究
3.与历史学密切相连的极权主义研究
三．布拉赫对于百年极权主义世纪的研究
3.1转折时期
①第一个时期：形成时期
②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3年，具体化时期。
③第三个时期：极权主义的高峰
3.2极权主义制度发展扩张时期：观念化、族群化国家的扩张战争
④第四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征伐与奥威尔、泰尔蒙的反思
3.3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1945年后的经验历史
⑤第五个时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⑥第六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变通及扩展
⑦第七个时期：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
⑧第八个时期：现代社会恶性肿瘤的扩散
3.4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对比解析
3.5意识形态问题
四．布拉赫研究的启示及教训
4.1方法论启示——从布拉赫与德国思想传统的对抗谈起
4.2布拉赫的“极权主义的世纪”告诉了我们什么？
4.2.1极权主义与基督教文化
4.2.2极权主义世纪与后基督教社会
4.2.3极权主义世纪、后基督教社会与共产党问题研究
2017.8.14德国．埃森
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一）
一．问题与方法
1.百年历史为中国带来的问题——祸及中国
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时值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作为撰文的主题。很多人会以为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但是按照现在中文思想界的情况，谁这样以为，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没有看到这100年来，十月革命以来给中国思想文化及当代中国历史带来的畸形变化的严重性，意味着他依然陷于这100年曾经被癌变的那部分思想的禁锢之中。
我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已经和半个世纪前、百年前的中国知识界及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根本的不同。百年前，伴随强势西方带来的全球西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的宗教思想，这个世俗化宗教思想后来形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宗教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使得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一个犹如中世纪前的西方一样，但却是彻底的世俗基督教化的世俗宗教社会。
为此，对于笔者来说，重新研究思考十月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及文化思想，犹如中世纪后文艺复兴、近代的启蒙运动一样，是一个“颠覆性”的题目，尤其是对现实的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
对于笔者来说，重新总结思索这100年的历史，就是重新思索西方近代史的道路，从西方近代史构成的框架中、参照系中进一步思索中国这100年的历史。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100年的历史，对西方来说是从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经过政教分离后，替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对当代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和威胁的百年，而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全盘西化的潮流中直接进入世俗基督教化，逐渐陷入极权主义的百年。对西方来说是成功地抵制、对抗并且最后基本上战胜了两个极权主义的百年，对中国来说，则是陷入，并且继续忍受世俗的政教合一，极权主义专制的百年。
为此，对于中国社会及其知识份子来说，现实的中国要走的道路，将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是西方近代史的一个镜像——一个在所有各方面都有着更为残酷结果的变态模仿。在西方首先经历的是中世纪后的政教分离，然后是对于世俗化带来的恶果的当代反省，在中国则是直接陷入世俗化政教合一的泥淖中，没有西方人从政教分离、启蒙经验中产生的免疫力，而直接面对世俗化政教合一的一党专制，为此，在中世纪后的西方近代，人们努力的是从神学中脱出来，在中国在世俗化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反省的是世俗的政“教”合一，认识“替代神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如何从这个“替代神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所以对这个百年历史的鸟瞰，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或者说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只有打碎意识形态的禁锢，承认并且认清自己已经被世俗的教条所朦昧，进一步到西方近代和当代思想史中，到中国传统思想史中寻求思考的参照系，才能够较为准确地看到历史及自己的状况。
2.百年历史给人类带来的历史性问题——祸起欧洲
2.1百年来中国以及世界所遭遇到的巨大的灾难，不是传统东方社会带来的。这也就是说满清无论怎么落后、积弱，都不可能发展到发动挑起两次大战、内战，导致19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整肃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经济崩溃，以及当前中国的环境和社会的彻底沦丧。因为这完全是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遭受的灾难是全球化，西方迅速扩张带来的灾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加速，其后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类灾难，说到底，不过是全球化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祸及中国。为此，百年来，世界的动荡可谓是“祸起欧洲”。
总结反思百年的历史，首先要返回百年的起点。历史开始的地方在哪儿，历史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
19世纪的欧洲，是经过文艺复兴，人的所谓觉醒后，政教分离后，世俗化迅速占领各个领域的时候。政教合一的国家合法性不再，为此，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到达高峰，在欧洲第一次形成在世俗的法律下的世俗国家。世俗思想、自由思想的激荡，科学的发达以及所激发的各种人的创造性，让人相信完全可以以人的一切来代替上帝的一切。因此，过去在欧洲宗教社会所曾经有过的各种存在形式、矛盾、冲突，在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后，都迅速被替代基督教的各类世俗内容所替代。于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00年前，在欧洲，不同的人对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预期。
20世纪的初期，在欧洲，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曾经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和进步的世纪；对于左派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工人阶级节节胜利，社会主义的世纪；对于右派的意识形态分子则认为这是一个种族取得胜利的世纪；而对于保守的基督教新教信仰者来说，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发展的世纪。
然而，实际的发展，百年来，以欧洲为根源的历史为人类带来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上亿人死于非命和政治迫害。谁都不可否认，欧洲模板带来的人类百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的世纪。
对此，本文将要介绍的思想家、德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在1980年代末期的着作中认为，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世纪初的预言，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那就是都是期待在一个占据主导、支配地位的原则或者观念下进行一个强有力的巨变。这就是改变这个世界，并且创造一个新世界。
事实上，布拉赫看到的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看法，说到底都是一种基督教创世、
救世，不在宗教教义和教会基础上，而在世俗的观念、思想、族群和社团党派基础上的创世、救世。为此，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有了这100年的历史的展开。
2.2与这个创世所对应的是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另外一个固有的、对应的思想——末世思想。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习惯于二元思维的欧洲人，刚刚经历了19世纪的乐观与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立即回到了与创世、救世说并存的西方思想固有的另外一个起点，末世说。大战及其结果让他们开始感到世界面临末世，19世纪所相信的理性的文明，已经面临被淹没溺死的危险。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才会在1914年说，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使民主可以在世界安全生存”(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但是一次大战后的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可说是恰好相反，欧洲从1917年第一个声称代表尘世间真理的极权主义国家出现后，1921年在义大利出现了第二个，20年代笼罩欧洲的气氛是更强烈的怀疑及文化危机感。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危机哲学彻底动摇了西方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基础。斯宾格勒的书《西方的没落》甚至可以说是一句末世感的标语。末世更激发了他们的救世。为此，不同的救世说、救世团体、救世观念从欧洲产生，并且向世界各处蔓延。除了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和其后的纳粹的救世说，保守的、宗教的领域同样兴起各类类似的救世学说和思想。例如，笛珀利乌斯(Dibelirs)的未来的一个世纪是“教会的世纪”说，正是由此得来。他认为，正是1918年旧秩序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专制的威胁为教会时代造出大发展的空间。因为对欧洲社会来说，作为一道墙，或者说一道保护性的雨伞的基督教文化将没有了国家制度再继续保护它，因此就再次迫切地需要教会。但是所有这个情况、这个末世、这个欧洲，或者说西方的没落，西方的危机却首先是一个契机，一个竞争的出发点，它带来了极权主义的诱惑：把社会运动观念化，绝对的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实际上在它产生的初期，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毫不掩饰地“变态丑化的上帝”。为此，在1917年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欧洲经历了政教分离，19世纪对于理性和人的狂热信仰后，曾经以基督教为信仰及基础的欧洲社会陷入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过去在表面上无法阻挡的以理性科学和技术为标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及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不断地遭到了质疑。现在那种本来让人感到乐观的进步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令人震惊地中断，把人们抛入危机的深渊。曾经基于宗教基础——二元的基督教基础的欧洲社会的这个危机，政教分离后的精神危机，虽然文化上的批评者，如尼采早就预言到了，可人们真正经历到的时候，还是强烈地感到是不曾预期的。它一下子摧毁了很多过去在理性上感到确实肯定的东西，所以欧洲打开了非理性思想的大门。观念化、意识形态化及进步的危机促发了狂热幻想的冲动并且导致恶梦。
为此，在欧洲的历史中，在政治上1917年后出现了比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多的非理性主义，上帝化、宗教化政治观念、以及政治运动及领袖。
2.3上述所有的矛盾和危机如果人们仔细观察欧洲的历史，实际上都是似曾相识，只不过末世、救世和创世，以及千年盛世都不再是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而替代成了国家与社会，族群、政党与观念。在更远的距离，人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实际上是在基督教发展及现代化的危机中，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社会彻底世俗化的结果。政治宗教代替了教会、教义的更新，国家和社会的自治取代了教派、教会领地，以及过去西方社会所有的宗教关系，同样形式的曾经在宗教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关系急速地被各种世俗化关系所替代，为此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对于更新所有的关系的希望。
所有这些世俗化，地区化和族群化、世俗党派化，都如这个社会所曾经固有的基督教框架一样紧密地联系着观念，所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产生了和神学教义相对应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一说。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替代了基督教曾经有过的教义、教派间的斗争，从而能够颠覆长期以来存在的价值和道德秩序。因此，如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它必然进一步带来这种曾经产生它的，它的原始地曾经有过的政教合一的要求。诞生于二百年前，政教分离时期的欧洲的观念论、意识形态必然为欧洲社会带来新的、明确的、广泛的极权主义的要求。这个要求在国家和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中又都带来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化的变化。为此它就带来了20世纪初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独裁统治的急剧传播和扩展。承担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族群和政党声称他们代表了绝对合乎规律的思想，毫不留情、没有任何宽容地以一种极端强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实现这种要求。
为此，从宗教专制社会、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会经过短暂的几十年的民主诞生以后，带有基督教思想固有特点的现代专制思想接踵而来。从1917年之后，欧洲社会经过20年代、30年代，到1941年，只剩下了7个民主国家。而这个带有欧洲中世纪教团社会特点的现代专制和诞生于政教分离后的民主社会的对立，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后的冷战，直到今天，1989年共产党集团崩溃后，世界依然没有安定，反而对立和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2.4在没有经历八九年共产党集团崩溃之前，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着作中认为，20世纪，也就是过去的一百年，如果用一种统一的、贯穿历史的特点来描述它的话，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
1988年的布拉赫睿智地认为，“在希特勒倒台和斯大林去世后它依然以独裁的继续及其进一步扩张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且继续在全世界传播。极权主义百年来的诱惑依然存在，以及改变形式的潜在的极权主义”。
实际上，这个判断，翻译成笔者的语言就是，强势的西方带来的现代化把一种基督教世俗化的文化和政治推向了全世界，而这个曾经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在政教分离后，所有侵占原来基督教占有的价值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关系的领地的世俗思想及团体，亦步亦趋地重演世俗的政教关系，即国家和意识形态、族群、党派的关系。所有欧洲社会以前的矛盾，以前的历史，都一定会重演。除非找到新的形而上学前提下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国家及社会秩序。
祸起欧洲、祸及中国都还在继续，百年来的问题还在继续，人类还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3.为什么选择布拉赫
3.1德国在20世纪的特殊地位
位于欧洲腹地的德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发展历史上在上个世纪成为了欧洲灾难、世界灾难的中心。祸起欧洲实在说又可谓祸起德国。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两个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地都起自德国。而它的发展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即从19世纪初期开始，它步入了欧洲另外一种典型的道路，几乎展现了了所有欧洲社会为人类带来的灾难的特点。这些典型特点具体表现在：
1)政教分离后，在19世纪形成了地域性、种族性国家——德意志帝国；
2)这是一种教会国家的世俗转化，因此固有的教派纷争变成地域、国家性纷争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3)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结束了帝制，建立了以民主制为基础的魏玛民主共和国；
4)由于对民主制的认识不同，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民主制国家如何解体、灭亡的过程；
5)此后继续的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希特勒纳粹专制及其二次世界大战，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东德共产党专制及冷战；
6)战后，西德在不仅经历了制度的重建，而且经历了文化和思想的转型；
7)经过一百年的演进，最近二十年德国成为世界上民主的旗帜。为此在如何面对过去，以及如何认识民主问题的对抗中，德国又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部教科书式的历史；
8)在文化问题上，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开始，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再到海德格尔返回前苏格拉底，这些德国思想家极具代表性地、同样都为我们展现了在政教分离后的西方社会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反思。而他们的出现事实上又是既影响了最近二百年德国社会的变化，也是这个变化的产物。
为此，德国无论在欧洲历史上政教分离后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还是在基督教宗教文化的遗产和民主制的关系上，亦或在近代启蒙和自由主义的产生对历史的重新理解与诠释，启蒙和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都留下了一部可谓是教科书式的经验历史。研究西方，研究欧洲，研究当代问题，全球化、现代化问题，也就是研究1917年以后100年的问题，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它充分地展示了宗教与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与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3.2为何选择政治学、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在对德国的政治文化及当代史的研究中，波恩大学的历史学、政治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的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思想、对百年来历史的认识，及充满个人生动体会的经验历史。
在2002年，庆贺他80寿辰的时候，赫尔曼•鲁道夫(Hermann Rudolph)教授在《每日镜报》上撰文称他为德国历史学、政治学专业领域中的栋梁，是联邦德国当代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因为他以他的书籍、论文和社会影响，以及过去30年来在波恩大学的教学让他成为几乎可说是理想型的政治教授。如果说他影响了公众社会的意识那是完全不为过的。因为十分清楚，在联邦德国第一个十年中，在那些基本原则问题上，他富有成效地刻上了他那令人信服的文字。”
在波恩当地的报纸，及波恩大学举办的活动中他被众口一词地称为“当代德国史的开拓者”、“德国最重要的政治学者”。
50年代初期步入战后西德学术界、知识界的布拉赫，他的研究及贡献贯穿我们要研究的最近100年。他的研究及贡献分为三方面：第一，也是他取得博士后进入历史学界时的工作，关于一次大战后德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解体和崩溃，其二是在这一研究中所展开的对于极权主义问题及思想的研究，第三是在这两个研究，历史和政治学研究基础上对于20世纪历史，以及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最后就是，布拉赫对于当代德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对于民主制的确立和稳定，对于各类极权主义倾向的危害民主、危害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的直接对抗及其贡献。
3.3布拉赫在德国学界和社会的影响和地位
布拉赫不仅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即不仅他的研究工作对于当代德国和世界学术史、文化史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而且他对于战后德国社会的及文化精神的转型，冷战时期整个民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2012年庆祝他90寿辰的时候，德国媒体及学界评价他的最初的那本关于魏玛共和国消亡的着述时说，“他是德国在处于历史性的痉挛，民主觉醒时代的孩子。他的升等论文，关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着作产生于当时充满生气的柏林自由大学，可谓是奠定那个时代开始的对于过去德国历史重新思索研究，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但是这个着述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它立即受到那些对此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的反击。现在人们重读这一时期围绕布拉赫着述的争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传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知识界和新的、对过去历史的重新思索和评价的年轻一代知识份子的激烈对抗。”
2016年9月19日，94岁的布拉赫教授辞世，在柏林报纸的讣告中，曾在布拉赫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斯蒂芬•艾瑟尔(Stephan Eisel)说，“布拉赫的在对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威胁中保卫了自由民主制，对此，作为当代史家和政治学家的布拉赫的工作堪称为是结晶性的工作。”“布拉赫公开出版的升等论文，《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对民主制丧失权力问题的研究》直到今天依然是一部标准着述。它是战后德国在政治学和当代史领域中第一个升等研究。他从对于魏玛民主制失败的分析出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遵循利用的都只能够是在基本法基础上的民主制所具有的成效。为此，他为德国的社会学设立了很多决定性的标准，并且以此影响了很多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
布拉赫在关于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着述中，所运用的方法、政治学基本的概念，以及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使得他在其后直接与德国传统的文化及学术思想对立，为此，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工作中，即在冷战中，布拉赫在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中，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西德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艾瑟尔在讣告中说，“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波恩共和国的老师。他永远不断地盯着各种危害自由民主制的危险，尤其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危害。在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领域中，布拉赫堪称是决定性的动力。他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根本的核心是他洞察到，必须同样程度地对抗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带来的威胁，开放的社会才能得到保护。民主制必须反对任何一种自认为自己占有真理的意识形态要求。他坚决地为任何一种强化和捍卫民主制的做法辩护。为此，在政治教育中他同样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波恩的报纸上刊登的讣告中说，“他的名字和对于魏玛共和国、纳粹以及20世纪欧洲的历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当代史家、极权主义研究专家和民主问题科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给战后德国公众社会的（自我）意识打上了他的烙印并且挑起对它的讨论。作为波恩大学的教授，他影响了西德首都波恩30年。”“作为大学教师布拉赫培养出了一代带有批评精神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所培养出130位博士。如果没有他德国的历史学就不可能如此决断地从它的过去解放出来。”
对此，艾瑟尔等几乎所有对他的悼念的讣告及文章中都再次强调，布拉赫不仅是战后德国当代史领域中的开拓者，而且是战后德国政治学的开创先锋。艾瑟尔认为，“失去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使得德国失去了一位在历史学界硕果累累的领军人物。对于我们这些为自由民主制而奋斗的人，他的精神遗产成为一种充满希望的鼓励。因为他在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永远呼唤我们记住：没有积极投入的民主人士，民主制不可能生存下去。”
2009年，夸德贝克女士(Ulrike Quadbeck)出版了一本400多页的介绍布拉赫的专着《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学的起源》，详尽地介绍了布拉赫和他在波恩创立的政治学及其学派。这本书及其书评都一致地称布拉赫为对抗那个时代统治社会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不仅对于德国当代史，魏玛共和国民主之路的失败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给予了自己的解答，而且对于德国的第二个民主共和国，战后以波恩为首都的西德民主制，他所开创的政治学及其研究所，不仅在很多问题上起到启蒙、釐清的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当代德国意识的形成，当代德国民主生活形式的奠立发展。德国的第二次民主没有如魏玛时代走向灭亡，并且导致灾难，和布拉赫这一批知识份子的努力密不可分。
赫尔曼•鲁道夫教授在《每日镜报》上的文章称布拉赫是“理想型的政治学教授，一位同时具有坚定的相信人的生存和理智能力的德国大师。他参与了所有的在波恩、在德国的讨论，而且就在德国的政治权力的周围，但是他却与权力始终保持着距离。他从来非常注意，并且强调，作为知识份子不能够把政治和政治学错位混淆。”
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穆勒(Horst Möller)说，“很多历史学者他们虽然没有能到布拉赫那儿学习，但是通过对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的接受，成为他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生。”穆勒认为，布拉赫不仅遵循了严格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而且充满责任心，始终恪守了作为人和学者的伦理和价值底线。他认为，“毫无疑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是这个专业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
3.4中文世界对于德国和对布拉赫的了解
我之所以在上一节中，异乎寻常，不厌其烦地大量引述德国知识界、媒体对于布拉赫教授的工作的评价，是因为这样一个被德国及国际学界公认的、重要的思想家、学者，他横跨了半个世纪、几个学科，并且他的工作及影响又是在中文世界所信誓旦旦地关注的民主问题，以及德国对自己的历史反省问题、及共产党问题上，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中文世界却几乎没有人公开研究介绍过他。这真的是一个无法让人相信的现象！而它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个现象不仅是在中国大陆，而且在港台及欧美华人知识界居然也同样是如此。
为此我认为，不仅本文介绍的布拉赫教授研究过的问题，而且中文界对他的漠视与无知都是一个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华人知识界、思想界绝对不能够回避的案例。它不单说明华人知识界对于20世纪的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进入领域，而且说明迄今为止华人知识精英们回馈给华人世界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图景，从根本上是值得怀疑的。而这就更进一步让人提出：时下中文知识界是否缺乏基本的对于思想问题，文化问题，或者说学术问题的感觉？因为对比反思中文知识界，从布拉赫开始在德国学界及社会产生影响的1955年到他2016年9月去世为止，这60多年中，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留学德国的学人，以及双边或多边的其他交流可谓无数，但是，对布拉赫的探索及影响在中文世界中却居然如此的冷漠、无知。而和如此对待这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为自由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在德国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的学术大“家”的情况对照，那位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却固守着德国保守的思想传统的阿伦特，在中文世界却被离奇地称为“自由主义者”，称为最早的、最权威的极权主义专家，单只是这个对比，就足以让我们怀疑和否定自己了。
这个现象说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感觉是最重要的问题，缺乏这一点，就是最可贵的东西在你身边你也会视而不见。
而这也就是总结、反思百年来的教训的又一个重要教训，也就是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不只是历史，而且还有我们被扭曲了的知识和思想感觉，我们的知识基础、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这是比单纯如何认识100年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果还要严重，还要根本的问题。为此，布拉赫的贡献从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启发：除了总结反思德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历史教训外，寻找德国知识界反省自己历史，对抗极权主义传统，对抗以往的流行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精神，重新建立新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精神及思想文化的努力，以及寻找那些真正的在不断地从事这一工作的知识份子，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不仅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在德国知识界及社会的遭遇及对抗这一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4.方法
鉴于布拉赫及其工作对于中文世界的陌生，因此本文采取的方法也是极为基本的方法。在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是对布拉赫的基本介绍，包括生平、以及他的两方面的重要工作，历史和政治学。而这两部分形成了布拉赫工作及贡献的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布拉赫教授对于20世纪，即起自1917年前后的100年的认识及看法。第四部分是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受到的启发和得到的教益，包括笔者对于这100年历史的看法。
在第二部分，关于布拉赫的生平，到写作这篇文章时为止，并非是笔者研究的重点，因此笔者采取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引述了一些辞书以及所能看到的媒体及书籍中的介绍。对布拉赫所受到的具体影响，思想来源在这里都是暂无阙如。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及政治学思想，以及第三部分，布拉赫和他的20世纪研究中，由于无论布拉赫教授自己的阐述，还是同时代德国学者对他的研究都已经非常清楚，因此笔者所作的基本上只是对于布拉赫德文着作的转述和解释，以及与此同时蒐集并且参照了一些对布拉赫这些思想及着述的讨论和纪念文章进一步诠释布拉赫的思想。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则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转述布拉赫教授的思想。在这两节中，笔者所希望的只是，在这些基本的努力中，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并且用中文把布拉赫教授的思想和论述再现出来。
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是笔者的心得。笔者从1990年刚刚能够阅读德语，第一次在旧书店看到布拉赫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开始，可谓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在这20多年中逐渐收集了他的绝大多数着述。笔者从关心如何认识共产党社会的所谓学术，找到意识形态及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的钥匙开始，到对于极权主义的把握和研究，再返回到对于德国思想史上发生过的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的重新梳理与反思，一路走来，从布拉赫教授的着述中受益无穷，在这一部分中汇集了笔者近年来阅读布拉赫着作时的一些心得。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