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最大悬案，莫过于公安部长李震的离奇死亡。
李震，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专业，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中共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调入公安部任副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故，由李震接任公安部长（那时候叫公安部革委会主任）。
1973年10月22日，在北京东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发现李震的尸体。地下管道很矮，不到一米五，死者衣履不整，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口中含有数十片未溶化的安眠药片，上衣口袋里还有剩下的一些安眠药。
关于李震之死，有多种文本，但有关现场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个自杀现场破绽百出，一望而知是伪造的。要吞药就吞药，要上吊就上吊，为什么既吞药又上吊？为什么大量的安眠药片不吞下去而要含在口中，还要剩下一些在口袋里？为什么上吊偏偏要选在一个站都站不直、吊更没法吊的地方？以李震的学识、阅历和职务，他拥有的自杀知识比一般人多得多，各种自杀工具（包括手枪、刀具、毒药等）都唾手可得。当时的李震并不曾受监控，以他的身份，他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李震如果真的要自杀，他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很专业的自杀。怎么会像现场呈现的那么乱七八糟？
起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李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大多数调查人员都认为李震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被塞进热力通道制造自杀假象。再说李震也没有自杀的动机。周恩来当时就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其后，中央成立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令人惊讶的是，历时5个月，调查组的结论竟然是自杀。接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由于一些人反对，时任中共副主席的王洪文拒绝接受和批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没做成。我们知道，在当年，自杀通常都定性为敌我矛盾，其家属通常都要受到某种牵连。华国锋提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多少表明他对自杀的结论感到不安，至少是不希望影响到李震子女的前途。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这个有关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李震自杀时林彪已死亡两年有馀，和林彪关系紧密的人都早就被审查、被打倒、被靠边站了，如果是他们供出了李震，李震早就该倒霉了，哪里还会拖两年？至于说和江青一伙的关系，就更不靠谱了，因为江青一伙在当时都红得很，起码是没人受审查被清算。就算李震追随谢富治，这在当时也不构成问题。从文革开始，谢富治一直都很红，72年3月病故，天安门还降半旗。有小道消息说谢富治临死前已经被审查，他不是病死的，而是畏罪自杀。这种说法和谢富治死后的高规格葬礼不相符。另外，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但凡当高官的老公被打倒，其老婆就立即成了“臭老婆”跟着倒霉。如果谢富治死后哪怕是在高层内部受审查或重新评价，那必然会影响到他老婆的命运。事实是，谢富治老婆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官运亨通，1973年当上卫生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的十大又当上中央委员，并且一直当下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才被撤职。既然在当时，谢富治仍被党国奉为正面人物，其追随者自然也不会在政治上被审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而“畏罪自杀”自然无从谈起。
《公安史稿》对李震之死另有解释。《公安史稿》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林彪案已处理完结，李震能在1973年8月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和陈伯达就更没有关系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李震自杀是因为文革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李震承受不了压力，故而自杀。后来刘复之在接受采访时否定了这种说法。刘复之说，公安部确实有过“算旧账”的争论，但这场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而李震是1973年10月死的，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上述种种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原因的解释明显都站不住脚，这就更加说明所谓李震自杀一说站不住脚。官方的和民间的文革史家都对李震自杀一说表示怀疑。有人想查阅公安部档案，但不批准。李震的女儿李豆豆找过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找过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但后来也没有下文。由此可见，44年过去了，李震之死仍然是个谜，应是当局刻意保密，保密的原因估计是“为尊者讳”。
近些年来，一些相关人士发表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谈李震案件，由于这些文字都发表官媒上，因而看上去都是为当局的结论背书，但细读下来发现也未必尽然。其中有些说法反而加强人们的怀疑。例如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顾准的妹夫）写到，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另外也有人提到李震接到电话这件事。按说要查明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并不难，但是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却至今没有交代。
在我读到的文字中，下面这一篇尤其意味深长。
2005年5月31日《中国老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郝建生的文章“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1）。此文意味深长，值得细细解读。文章说，1973年10月初，担任过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红旗渠功臣杨贵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受到周恩来关注。接下来就发生了李震死亡之事，中央决定成立破案组。王洪文物色人选，周恩来亲自提名要杨贵参加。“受周总理委托，李先念副总理找杨贵谈话说：’周总理听说你不愿到公安部工作，让我找你谈谈，还是去吧。调你到公安部工作是总理的意见，这是工作的需要，你可要理解总理的意思啊！’”破案组由吴忠任组长，杨贵具体负责。起初，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以“他杀”为主，杨贵“反覆做思想工作”，把意见引导到“自杀”，再有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最后得出“自杀”的结论。
按照此文给出的脉络我们得知，周恩来亲自提名杨贵参加破案组，杨贵对“总理的意思”心领神会，由于杨贵“反覆做思想工作”，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从“他杀”转向到“自杀”。如此说来，关于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暗中一手促成的。这和他在公开场合下力主李震死于“他杀”的态度完全相反。假如我们不相信李震“自杀”说而倾向于“他杀”说，我们就不能不推测，周恩来和李震之死有密切关系，李震很可能是被周下令杀害的。
不错，上述文章还讲到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但破案组的现场观察离案发时间已经相隔了两个多月（这个破案组是1973年12月才完成组建，开始工作的），现场早已破坏，因此不足为据。早在10月22日，另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就组织技术人员到现场，做了三天调查，作出李震是“自杀”的结论。当时，刘湘屏等人不接受于桑的调查结论，并批评于桑“破坏了现场”。周恩来对于桑的态度看上去非常严厉，他在10月25日就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并且把于桑等参与调查的人统统隔离审查。然而这里的所谓隔离审查，客观上却是对于桑的保护。于桑没有关进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重要的是，在所谓隔离审查期间，“任何人不准提审于桑”（2）。于桑本来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个知情人，如果受审，扛不住压力，很可能会讲出什么。周恩来下令把于桑关在交通干校并不准任何人提审，实际上起到了封口的作用。这更表明周恩来和李震之死大有关联。
有文章说，李震因毁掉江青裸照被周恩来暗杀（3）。文章说，当年斯大林把一张江青在三十年代上海期间的裸体照片交给中共高层，周恩来要公安部长密存于公安部绝密档案。文革爆发后，江青探知此事，叫李震把照片交给她，李震不敢不从，江青把照片烧毁。周恩来得知后大怒，打电话责备李震，于是李震一去不回。
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可信。且不说是否真有这样一张裸照。问题是，江青利用权势销毁对她不利的相关物证这种事，都发生在文革前三年，那时候公检法被砸烂，公安部长谢富治又是她的亲信，做这种事比较容易，不会等到7年后由李震来做。再有，假如这事是真的，那么，周恩来获悉后很可能会生气，但是绝不会有杀掉李震的动机，相反，周恩来理当保护李震，以便为日后留下一个人证。
依我之见，李震之死和周恩来有关，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有关。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正是周恩来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沉重地打击造反派，大力恢复各级官员的权力。毛泽东虽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发动者，但是他并不想把造反派斩尽杀绝，他希望多少保留一些造反派的力量，以便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势力相抗衡。毛几次问：清查五一六是不是扩大化了？是不是没注意政策？李震是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副组长，主持大多数日常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报告。据说，李震曾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但都未采纳。1973年8月，中共举行十大，毛泽东一手提拔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并置于接班人的位置，一时间权势很大。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自然不积极，想来对周恩来一派的做法很不满，故而很可能想挖出一批材料，以证明周恩来一派妄图否定文革。李震身处清查五一六运动第一线，知道的内情最多，因此被周恩来灭口。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在讲到李震之死时，大都把它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叙事之中。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引用金春明对他讲的一段话。中共文革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五一六？为什么九大以后还要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 六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还说：“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档案 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 由此可见，大家都感到，李震之死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关。只要我们不相信李震是自杀而倾向于认为是他杀，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谁是谋杀者。在四十多年后当局仍然对这件事刻意保密，显然是为尊者讳。这个“尊者”不可能是毛，因为毛要封一个人的口用不着暗杀，毛可以直接让这个人消失，直接把他送到秦城与世隔绝。毛对王、关、戚就是这么做的。排除了毛，这个“尊者”就只可能是周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实我们的猜测，但是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我们的猜测似乎是很合理的猜测。
注释：
（1）郝建生：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中国老人报，2005年5月31日。链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31/12357213.html。
（2）李海文：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2月16日。链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16/c85037-23851428-4.html
（3）公安部长死之谜：毁江青裸照引周恩来暗杀。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2/3943203_print.html
──转自《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李震，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专业，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中共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调入公安部任副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故，由李震接任公安部长（那时候叫公安部革委会主任）。
1973年10月22日，在北京东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发现李震的尸体。地下管道很矮，不到一米五，死者衣履不整，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口中含有数十片未溶化的安眠药片，上衣口袋里还有剩下的一些安眠药。
关于李震之死，有多种文本，但有关现场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个自杀现场破绽百出，一望而知是伪造的。要吞药就吞药，要上吊就上吊，为什么既吞药又上吊？为什么大量的安眠药片不吞下去而要含在口中，还要剩下一些在口袋里？为什么上吊偏偏要选在一个站都站不直、吊更没法吊的地方？以李震的学识、阅历和职务，他拥有的自杀知识比一般人多得多，各种自杀工具（包括手枪、刀具、毒药等）都唾手可得。当时的李震并不曾受监控，以他的身份，他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李震如果真的要自杀，他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很专业的自杀。怎么会像现场呈现的那么乱七八糟？
起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李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大多数调查人员都认为李震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被塞进热力通道制造自杀假象。再说李震也没有自杀的动机。周恩来当时就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其后，中央成立了阵容强大的调查组。令人惊讶的是，历时5个月，调查组的结论竟然是自杀。接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由于一些人反对，时任中共副主席的王洪文拒绝接受和批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没做成。我们知道，在当年，自杀通常都定性为敌我矛盾，其家属通常都要受到某种牵连。华国锋提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多少表明他对自杀的结论感到不安，至少是不希望影响到李震子女的前途。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这个有关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李震自杀时林彪已死亡两年有馀，和林彪关系紧密的人都早就被审查、被打倒、被靠边站了，如果是他们供出了李震，李震早就该倒霉了，哪里还会拖两年？至于说和江青一伙的关系，就更不靠谱了，因为江青一伙在当时都红得很，起码是没人受审查被清算。就算李震追随谢富治，这在当时也不构成问题。从文革开始，谢富治一直都很红，72年3月病故，天安门还降半旗。有小道消息说谢富治临死前已经被审查，他不是病死的，而是畏罪自杀。这种说法和谢富治死后的高规格葬礼不相符。另外，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但凡当高官的老公被打倒，其老婆就立即成了“臭老婆”跟着倒霉。如果谢富治死后哪怕是在高层内部受审查或重新评价，那必然会影响到他老婆的命运。事实是，谢富治老婆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官运亨通，1973年当上卫生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的十大又当上中央委员，并且一直当下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才被撤职。既然在当时，谢富治仍被党国奉为正面人物，其追随者自然也不会在政治上被审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而“畏罪自杀”自然无从谈起。
《公安史稿》对李震之死另有解释。《公安史稿》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林彪案已处理完结，李震能在1973年8月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和陈伯达就更没有关系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李震自杀是因为文革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李震承受不了压力，故而自杀。后来刘复之在接受采访时否定了这种说法。刘复之说，公安部确实有过“算旧账”的争论，但这场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而李震是1973年10月死的，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上述种种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原因的解释明显都站不住脚，这就更加说明所谓李震自杀一说站不住脚。官方的和民间的文革史家都对李震自杀一说表示怀疑。有人想查阅公安部档案，但不批准。李震的女儿李豆豆找过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找过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但后来也没有下文。由此可见，44年过去了，李震之死仍然是个谜，应是当局刻意保密，保密的原因估计是“为尊者讳”。
近些年来，一些相关人士发表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谈李震案件，由于这些文字都发表官媒上，因而看上去都是为当局的结论背书，但细读下来发现也未必尽然。其中有些说法反而加强人们的怀疑。例如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顾准的妹夫）写到，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另外也有人提到李震接到电话这件事。按说要查明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并不难，但是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却至今没有交代。
在我读到的文字中，下面这一篇尤其意味深长。
2005年5月31日《中国老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郝建生的文章“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1）。此文意味深长，值得细细解读。文章说，1973年10月初，担任过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红旗渠功臣杨贵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受到周恩来关注。接下来就发生了李震死亡之事，中央决定成立破案组。王洪文物色人选，周恩来亲自提名要杨贵参加。“受周总理委托，李先念副总理找杨贵谈话说：’周总理听说你不愿到公安部工作，让我找你谈谈，还是去吧。调你到公安部工作是总理的意见，这是工作的需要，你可要理解总理的意思啊！’”破案组由吴忠任组长，杨贵具体负责。起初，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以“他杀”为主，杨贵“反覆做思想工作”，把意见引导到“自杀”，再有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最后得出“自杀”的结论。
按照此文给出的脉络我们得知，周恩来亲自提名杨贵参加破案组，杨贵对“总理的意思”心领神会，由于杨贵“反覆做思想工作”，破案组多数人的意见从“他杀”转向到“自杀”。如此说来，关于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暗中一手促成的。这和他在公开场合下力主李震死于“他杀”的态度完全相反。假如我们不相信李震“自杀”说而倾向于“他杀”说，我们就不能不推测，周恩来和李震之死有密切关系，李震很可能是被周下令杀害的。
不错，上述文章还讲到专家现场观察和案情分析，但破案组的现场观察离案发时间已经相隔了两个多月（这个破案组是1973年12月才完成组建，开始工作的），现场早已破坏，因此不足为据。早在10月22日，另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就组织技术人员到现场，做了三天调查，作出李震是“自杀”的结论。当时，刘湘屏等人不接受于桑的调查结论，并批评于桑“破坏了现场”。周恩来对于桑的态度看上去非常严厉，他在10月25日就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并且把于桑等参与调查的人统统隔离审查。然而这里的所谓隔离审查，客观上却是对于桑的保护。于桑没有关进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重要的是，在所谓隔离审查期间，“任何人不准提审于桑”（2）。于桑本来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个知情人，如果受审，扛不住压力，很可能会讲出什么。周恩来下令把于桑关在交通干校并不准任何人提审，实际上起到了封口的作用。这更表明周恩来和李震之死大有关联。
有文章说，李震因毁掉江青裸照被周恩来暗杀（3）。文章说，当年斯大林把一张江青在三十年代上海期间的裸体照片交给中共高层，周恩来要公安部长密存于公安部绝密档案。文革爆发后，江青探知此事，叫李震把照片交给她，李震不敢不从，江青把照片烧毁。周恩来得知后大怒，打电话责备李震，于是李震一去不回。
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可信。且不说是否真有这样一张裸照。问题是，江青利用权势销毁对她不利的相关物证这种事，都发生在文革前三年，那时候公检法被砸烂，公安部长谢富治又是她的亲信，做这种事比较容易，不会等到7年后由李震来做。再有，假如这事是真的，那么，周恩来获悉后很可能会生气，但是绝不会有杀掉李震的动机，相反，周恩来理当保护李震，以便为日后留下一个人证。
依我之见，李震之死和周恩来有关，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有关。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正是周恩来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沉重地打击造反派，大力恢复各级官员的权力。毛泽东虽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发动者，但是他并不想把造反派斩尽杀绝，他希望多少保留一些造反派的力量，以便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势力相抗衡。毛几次问：清查五一六是不是扩大化了？是不是没注意政策？李震是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副组长，主持大多数日常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报告。据说，李震曾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但都未采纳。1973年8月，中共举行十大，毛泽东一手提拔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并置于接班人的位置，一时间权势很大。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自然不积极，想来对周恩来一派的做法很不满，故而很可能想挖出一批材料，以证明周恩来一派妄图否定文革。李震身处清查五一六运动第一线，知道的内情最多，因此被周恩来灭口。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在讲到李震之死时，大都把它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叙事之中。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引用金春明对他讲的一段话。中共文革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五一六？为什么九大以后还要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 六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还说：“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档案 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 由此可见，大家都感到，李震之死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关。只要我们不相信李震是自杀而倾向于认为是他杀，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谁是谋杀者。在四十多年后当局仍然对这件事刻意保密，显然是为尊者讳。这个“尊者”不可能是毛，因为毛要封一个人的口用不着暗杀，毛可以直接让这个人消失，直接把他送到秦城与世隔绝。毛对王、关、戚就是这么做的。排除了毛，这个“尊者”就只可能是周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实我们的猜测，但是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我们的猜测似乎是很合理的猜测。
注释：
（1）郝建生：周恩来提名杨贵调公安部，使李震死因大白天下，中国老人报，2005年5月31日。链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31/12357213.html。
（2）李海文：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2月16日。链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16/c85037-23851428-4.html
（3）公安部长死之谜：毁江青裸照引周恩来暗杀。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2/3943203_print.html
──转自《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