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华民国，必然提到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争议它的合法性。中共当局和亲共势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辩护，一个主要的论点是，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显着提升，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似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那么，就说经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从1928年一执政开始，就创造了“黄金十年”。从1928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高达9.3%，领先于世界各国。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全面入侵，二战爆发，国民经济无可避免地遭受重创。更不用说，共产党作乱于内，带给国家的巨大消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重振经济，国民经济迅速复甦。仅举偿还外债一项，仅仅两年时间，至1947年，国民政府就偿还了抗战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大部分，即六笔美债中的四笔。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另外两笔美债才拖欠下来。
而在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更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经济成就。历经清末大动荡，首任大总统袁世凯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就稳定了国家财政。从1912年至1928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保持两位数，其中，有多个年份，年增长率达16.5%，领先世界各国，傲视全球，被称为“辉煌的十七年”。仅举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展品获奖1218项，居各国获奖之冠。由此可见，北洋时期非凡的工业成就。
事实上，中华民族，素有重商文化，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更兼勤苦耐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温饱，富裕，小康，盛世，这些词汇，对中华民族而言，并不陌生，也不稀罕，而是常态。
况且，经济，并非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多元化。选举，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论政治文明，中国跃居世界前列。仅举党会，在民政部立案的，有85个之多。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
而那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呈现空前的蓬勃与繁荣，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徐志摩、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都出自那个时代。而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只有两个时代：春秋战国和北洋时代。
1928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比之北洋政府，政治上有所倒退。比之成立于北京的国民党，再起于广州的国民党，有所倒退；比之宋教仁，孙中山有所倒退。或受苏联的影响，或基于戡乱共产党作乱的需要，或出于传统专制意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
但国民政府对民主宪政却有所承诺，称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原本可以在1947年就可以落实的宪政，因毛泽东野心夺权、共产党再度暴乱，而竟拖延了40年！至中华民国的第三阶段，即国民政府迁移台湾之后，1987年，才开始还政于民，终于在台湾兑现了宪政与民主。当然，这一过程，更多的，来自于台湾人民的抗争与奋斗。
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经68年，依然深陷专制与独裁的泥潭而无以自拔。与之对应的，言论控制、网络封锁、文化专制、司法垄断、迫害异己、残杀忠良，以及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国营企业姓党，官场腐败透顶，等等，无一不刷写史上最黑暗的记录。所有这些，竟然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叙事。
近代中国史，原是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不幸的近代史！不幸的中国！
中华民国从1911年算起，并非从1928年算起，这才有今年的106年，也就是说，尽管，国民政府也曾对北洋政府进行污名化宣传，扭曲或隐瞒史实，但它还是承认，自己承继自北洋政府，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起点。这，还算有一点历史观。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1949年算起，对之前的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竭尽抹黑和污名化，污名为“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暗无天日”。为了装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玩尽历史虚无主义。
北洋政府时期，仍有内战；国民政府时期，内有悍匪内战、外有强敌入侵。但这两个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除了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传出局部饥荒，中华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人民的温饱并不成问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内无内战、外无入侵的和平年代，居然发生史无前例的大饥荒，4300万中国民众被活活饿死，创下人类历史的惊人记录。
再说，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重庆经验或可说明问题。
最近十来年，重庆的经济发展，GDP增长，领先全国。然而，最近十年，经中纪委查处曝光，重庆的两任市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都是贪官，他们是薄熙来和孙政才；两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都是贪官，他们是王立军和何挺；其实，连续三任公安局长都是贪官，包括之前的朱明国。也就是说，最近十年，重庆市被一帮坏人所把持，但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孙政才的六大罪名里，有一条是“官僚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也就是说，孙政才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
重庆的经验证明，在党和政府的错误领导下，经济发展得很好；或者说，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经济发展得更好。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全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绝非党和政府领导的成果，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成果。
邓小平把这个过程定义为“松绑”。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人民松绑。邓小平和中共承认，中共捆绑了中国人民，不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那是毛泽东时代，声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死后，邓掌权，愿意在经济上对人民松绑，但在政治上依然捆绑人民，继续剥夺中国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甚至于，连中华都没有，有的只是中共的一党之私，中共领导人的一己之私，红色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正如另一个国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民，没有民主，没有共和，甚至于，连朝鲜都没有，有的只是金家的私人领地。
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又红又黑的时代，纪念中华民国，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对大陆人民而言，尤其具有意义，且五味杂陈。因为，随着海峡两岸政局、民心的演变，比之台湾人民，大陆人民更怀念中华民国，大陆人民更需要中华民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那么，就说经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从1928年一执政开始，就创造了“黄金十年”。从1928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高达9.3%，领先于世界各国。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全面入侵，二战爆发，国民经济无可避免地遭受重创。更不用说，共产党作乱于内，带给国家的巨大消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重振经济，国民经济迅速复甦。仅举偿还外债一项，仅仅两年时间，至1947年，国民政府就偿还了抗战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大部分，即六笔美债中的四笔。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另外两笔美债才拖欠下来。
而在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更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经济成就。历经清末大动荡，首任大总统袁世凯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就稳定了国家财政。从1912年至1928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保持两位数，其中，有多个年份，年增长率达16.5%，领先世界各国，傲视全球，被称为“辉煌的十七年”。仅举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展品获奖1218项，居各国获奖之冠。由此可见，北洋时期非凡的工业成就。
事实上，中华民族，素有重商文化，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更兼勤苦耐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温饱，富裕，小康，盛世，这些词汇，对中华民族而言，并不陌生，也不稀罕，而是常态。
况且，经济，并非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多元化。选举，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论政治文明，中国跃居世界前列。仅举党会，在民政部立案的，有85个之多。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
而那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呈现空前的蓬勃与繁荣，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徐志摩、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都出自那个时代。而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只有两个时代：春秋战国和北洋时代。
1928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比之北洋政府，政治上有所倒退。比之成立于北京的国民党，再起于广州的国民党，有所倒退；比之宋教仁，孙中山有所倒退。或受苏联的影响，或基于戡乱共产党作乱的需要，或出于传统专制意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
但国民政府对民主宪政却有所承诺，称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原本可以在1947年就可以落实的宪政，因毛泽东野心夺权、共产党再度暴乱，而竟拖延了40年！至中华民国的第三阶段，即国民政府迁移台湾之后，1987年，才开始还政于民，终于在台湾兑现了宪政与民主。当然，这一过程，更多的，来自于台湾人民的抗争与奋斗。
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经68年，依然深陷专制与独裁的泥潭而无以自拔。与之对应的，言论控制、网络封锁、文化专制、司法垄断、迫害异己、残杀忠良，以及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国营企业姓党，官场腐败透顶，等等，无一不刷写史上最黑暗的记录。所有这些，竟然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叙事。
近代中国史，原是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不幸的近代史！不幸的中国！
中华民国从1911年算起，并非从1928年算起，这才有今年的106年，也就是说，尽管，国民政府也曾对北洋政府进行污名化宣传，扭曲或隐瞒史实，但它还是承认，自己承继自北洋政府，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起点。这，还算有一点历史观。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1949年算起，对之前的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竭尽抹黑和污名化，污名为“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暗无天日”。为了装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玩尽历史虚无主义。
北洋政府时期，仍有内战；国民政府时期，内有悍匪内战、外有强敌入侵。但这两个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除了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传出局部饥荒，中华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人民的温饱并不成问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内无内战、外无入侵的和平年代，居然发生史无前例的大饥荒，4300万中国民众被活活饿死，创下人类历史的惊人记录。
再说，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重庆经验或可说明问题。
最近十来年，重庆的经济发展，GDP增长，领先全国。然而，最近十年，经中纪委查处曝光，重庆的两任市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都是贪官，他们是薄熙来和孙政才；两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都是贪官，他们是王立军和何挺；其实，连续三任公安局长都是贪官，包括之前的朱明国。也就是说，最近十年，重庆市被一帮坏人所把持，但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孙政才的六大罪名里，有一条是“官僚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也就是说，孙政才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
重庆的经验证明，在党和政府的错误领导下，经济发展得很好；或者说，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经济发展得更好。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全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绝非党和政府领导的成果，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成果。
邓小平把这个过程定义为“松绑”。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人民松绑。邓小平和中共承认，中共捆绑了中国人民，不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那是毛泽东时代，声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死后，邓掌权，愿意在经济上对人民松绑，但在政治上依然捆绑人民，继续剥夺中国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甚至于，连中华都没有，有的只是中共的一党之私，中共领导人的一己之私，红色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正如另一个国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民，没有民主，没有共和，甚至于，连朝鲜都没有，有的只是金家的私人领地。
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又红又黑的时代，纪念中华民国，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对大陆人民而言，尤其具有意义，且五味杂陈。因为，随着海峡两岸政局、民心的演变，比之台湾人民，大陆人民更怀念中华民国，大陆人民更需要中华民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