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戴上头，又出小麻烦。
我戴上帽，下放劳动，周国权入党陞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有天晚上，我在峡谷口钻探机上值班，和副手两人开机器，取岩芯，编号码，换钻头，忙得快下班的时候，周国权来了：
“老黄，下一班的机长病了，你辛苦点再干一班好不好？”
我想了下：“可以，但要补休，礼拜六的班我就不上了。”
“那当然！那当然！”
星期五下班，我洗完澡，换了衣服，提上背包，爬上回矿的卡车，抱着看老婆孩子的似箭归心，提前一天回家。这时，周国权把书记孙宝珠叫来了。
“今天礼拜五，你怎么回去？”
“我补休，你问他好了。”我把周一指。
“现在是大跃进，工人天天加班没休息，你加了一个班就要补休。不行！”书记说。
“你说的话算不算数？”我质问周。
“老黄，不要补休了，争取立功嘛！”周的话带有明显的调侃。
“你的嘴巴说的是人话？还是放屁？”
“下来，不能走！”书记大叫。
“我不下来！我偏要走！”我赖在卡车上不肯下来。
“不许开车！”书记下达命令。本来发动的车子熄火了。
车上站满人，都回不了家。我不能连累大家，只好下来。
我怒火中烧向周国荃冲过去，我要和他拼了。几个人把我死死拉住。
回到工地，第二天躺在床上看小说，等待周国荃光临。我作好劳改准备，这回得好好地把这个王八蛋收拾一顿。但这天，谁也没有进来。
另次，我在工地打风钻，混身粉尘。有人叫我回队部。
书记孙宝珠见到我，眉头一皱：“别进来，别进来，先在外面把身上灰拍一拍。”
我走进屋，把衣服抖了抖，抖出一地白粉。
“你小子真犟，叫你在外面拍，你偏进屋拍！”
“你的话我没听见，风钻把耳朵震聋了。”
他干瞪着眼，把我没办法。他从抽屉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一看是“右派份子登记表”，有一拦是我的主要右派言论。我看了后问道：
“我有不同的意见，能否写上？”
“可以，你签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注在后面。”
我拿起笔来，在“右派言论”栏里划了十几条横杠，写上“这都不是我说的”，然后签字。
孙宝珠把表拿起一看，大惊失色：“你怎么划得一塌糊涂，这叫我怎么交得上去。”
“我把不是我的言论划了，这才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交不上去？”
“你有意见可以写在后面，怎么能划掉组织的结论！”
“不是我说的话当然要划掉，组织结论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瞎栽，否则我这个字是不能签的。”
那天又招来一堆积极份子对我围攻，一齐逼我在一张新表格上签字，一直逼到深更半夜，这个字也没有签成。第二天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来又有第二轮的批斗。我已受过三个月早、中、晚的斗争考验，虽不敢吹百炼成钢，但也斗成了老油条。每天在食堂吃饭，从大字报下面走来走去，神态自若。我一面端碗吃饭，一面看大字报，鼻子哼着歌曲，好像没有把那些吓得死人的话当一回事。他们把我无可奈何，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以后我进了看守所，第二天保卫部门派来干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是丁正明，以后是总公司保卫处长），要我在右派登记表上签字。我如法炮制，把右派言论全划，写上“这都不是我说的”然后签字。他拿着表格，眉头紧皱，嘴唇蠕动，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踌躇一会，把表拿走了。
我的右派帽子正式戴上头。这一戴，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牢，要不是老天帮忙，必定要戴着帽子进火葬场。经过二十多年的脱胎换骨，经过唐僧九九八十一的磨难，我没有死！我活下来了！
我能活下来，是死里逃生，是万幸中的万幸！我的自勉对联“死了两块脸，横下一条心”，横披“坚决不死”，支撑我的生命。每当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每当生活把人逼得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每当万念俱灰想一了百了的时候，想起这付对联，默念“坚决不死！”我相信黑暗总有尽头,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是能够忍受苦难的。正因有了这个信念，任何人间痛苦、肉体摧残、精神折磨、胯下之辱、屈膝之羞，我都能忍受，我只有一个信念：熬下去，咬牙熬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但是许多人却没有熬到头，他们死了，怀着冤屈，怀着悲愤，怀着痛苦死了，他们是死不瞑目的。我一想起那些已死的难友，心潮鼎沸，激愤难已。我们侥幸活下来的人，都有责任把自己、把难友的不幸遭遇都写出来，让子孙后代切勿忘记这场荒唐透顶的历史教训！
一场反右运动，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创伤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几十万知识份子的大好光阴，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劣化了民族的品质，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任何罪恶都没有比劣化民族品质的罪恶更加严重！在几千年儒家伦理学说的薰陶下，中华民族虽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但在几千年的集权统治下，也造成了卑劣、狡猾、懦弱、麻木、愚蠢、自大和奴性。《阿Q正传》写的谁？写农民吗？不，写的是我，写的是你，写的是他，写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阿Q精神”是几千年集权政治打在我们民族身上的烙印，集中了我们民族可悲的奴性，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几乎都可找到，只是程度的差别罢了。
集权社会制造奴才，制造万劫不复的奴才。“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要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提高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中心一点，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狗，不能当权势的奴。还人以平等，还民以民主，才能摆脱奴性。不幸的是，我们所推行的是古老专制王朝所望尘莫及的更加摧毁人性的一党专政极权制度，暴虐的政治运动是这一罪恶制度最好的例证。
一个社会逼着每个人都不得不说鬼话，自欺欺人，自甘为畜。（网络图片）
如果把五七年的旧报纸翻出来，看看都写的什么？说的什么？批的什么？骂的什么？人们会莫名其妙、目瞪口呆。能把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强词夺理的文字，堂而皇之登在报纸上，连篇累牍，振振有词，说明良知和理性已不复存在！那些胡言乱语，我敢担保，即使这些写文章的人都不会相信自己是在说人话。运动中不能说人话，说了人话就遭殃，都是在说鬼话。一个社会逼着每个人都不得不说鬼话，自欺欺人，自甘为畜，就是堕落。一个全民说谎的社会，等于全民吸食海洛英！
现在回忆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恍然如隔世。后人读到这段历史，如读《天方夜谭》。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很难相信，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透顶的事！然而事实已经发生，并写进了历史，既不容抹杀，也无法忘却。五十五万右派份子及其亲属的悲惨遭遇，以其斑斑血泪和屈死亡魂，证明我们国家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愧对共和国神圣定语“人民”。人民，这是我们国家使用得最频繁的两个字，也恰恰是最受忽视、最多糟蹋、最具反义的两个字。我们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把民当人，或不把人当人。反右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沈重的、学费是高昂的，企图淡化它、忘记它、曲解它，都是对痛苦的麻木、对历史的亵渎。
我的往事回忆全部采用真实姓名，为的是希望更多的人来补充和完善这页历史。因为我们这些人，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让我们给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讲一点真诚的实话，再不要用谎言欺骗自己，欺骗后人；再不要用“老子打儿子”“母亲骂女儿”这类不负责任的话，将严肃的历史课题淡化弱化最后化为乌有。
欺骗历史必为历史所惩罚，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智的民族，我们要对后人说实话、说真话。让后人比我们聪明些、幸福些、也幸运些，决不能让后人再重受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痛苦，因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时间已经化解了心中的块垒，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心境比当年要开阔得多、平静得多，对那些斗过我、害过我、整过我的人，对那些曾经被我恨得咬牙切齿、恨得要食其肉而寝其皮的人，也能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我的这一心态，不是因为快要翘辫子，不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而是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愚弄的可怜虫。经过了全民疯狂，人们开始有了反思的细胞，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反思运动以及处于运动中身不由己的人。在运动中，几乎每个人；斗人的，被斗的，全都是受愚者和受害者。
该谴责的是那逼良为娼的政治运动，和指导这运动的可怕理论，以及玩弄这邪恶理论的人。每场运动到来，都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心，人性，就是在这千巴高压下一次又一次被扭曲而面目全非。形势咄咄逼人，逼人做违心的事，逼人说违心的话。我总相信：被政治运动扭曲得人性丧尽者，终归是极少数（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比例虽小，绝对数字亦很惊人），天良未泯灭者应占大多数。我希望本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人，都健在人间，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和我一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晚年，能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回忆并写下五七年反右的经过，让这场中国知识份子的浩劫成为启迪民族心智的明镜，从而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有理性的民族。坐在赵善斋对面的小青年，如今也是七十开外的老人，希望他能补充我尚不知道的空白；那“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的关系”是怎么样产生的？我始终不明白：念一篇报纸怎么能冒出这样的问题来，这到底是哪位屠龙高手的“大作”？
对于周国荃，我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他像弹簧跳出来，蹦得老高，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挂上了“勤务员”的牌子，在揪斗走资派、活捉王恩茂、造老干部的反、夺当权派的权、赤膊上阵拿着手榴弹搞武斗，其“革命”热情胜过当年。毛批右派的几句话：“以为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真的应验了，但不是应在右派身上，而是应在揪斗右派的打手身上。
运动对于这些人，每天都是节日狂欢，前有反右“斗而优则党”的老经验在鼓舞，后有造反“闹而优则仕”的新样板在推动，改朝换代新贵登台的时机来到了，“天子做媒，美人入抱”的好事儿又撩得人神魂颠倒如痴如狂。遥望姗姗来迟的锦绣前程整天有做不完的白日梦，周国荃的“革命干劲”再次直冲斗牛。正当如意算盘打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可惜天公不美；毛死，四人帮倒台，他的好梦未能成真。黄粱梦醒，站在地上的还是原来那个跳梁小丑。在历次运动中他坏事做绝，新疆呆不下去了，灰溜溜滚回湖南。
小丑
壁虎沿墙往上爬，沐猴小丑戴乌纱。身无一滴鱼温血，口有两排蛇毒牙。
即使亲爹也出卖，紧跟犹大当人渣。日沉西海风平静，鼠落粪池臭回家。
不过更多的“周国荃”之辈，通过历次运动的择劣汰优，晋身体制之内，钻入要害部门。他们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傍红旗而立讲坛，巍巍乎若干城之器；指群众而解迷津，恍恍乎若栋梁之材，虽未佩虎符坐皋比，也住别墅乘奔驰。他们凶恶面目虽换，鼠窃秉性难移，这一批批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棍棒精英，是国家肌体内的癌细胞。他们大权紧握，有钱就捞，见色就包、狂嫖滥赌，败坏了世风、涣散了民心、降低了国格。
目前社会上以贪污盗窃、钱权交易、行贿受贿、欺瞒哄诈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以欺压人民、抢夺民财、横征土地，制造冤案为特征的残民暴行，都可由此上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找到为祸的根源。这些道貌岸然的官老爷，实为无恶不作的害人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打人棍子的嫡传后裔。
他们和平时期为非作歹，残害忠良，战争时期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制造事端，搞枪杆子出政权，重回无法无天的毛时代，以保不义之财不追查、满身血债不清算。这些人，虽然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清洗一批，法办一批，但远未彻底消灭，其馀毒既广且深，并不断在新陈代谢，在裂变，在扩散，在氾滥。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来个“化疗加放疗”，把这些从历次运动中滋生的“癌细胞”，以及由它们那里分裂出来的以贪污、腐败、无耻、堕落为病灶的“新癌细胞”；以邪恶、狠毒、残忍、酷刑为特征的“新新癌细胞”，统统清除干净！不把这些人来个大扫除式的清洗，这个国家迟早要被他们糟蹋成臭不可闻的蛆缸，这个作恶多端的赤党迟早要死在他们自己的党棍手里！
希望不要把我这个老右派的肺腑之言，又当“放毒”！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我戴上帽，下放劳动，周国权入党陞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有天晚上，我在峡谷口钻探机上值班，和副手两人开机器，取岩芯，编号码，换钻头，忙得快下班的时候，周国权来了：
“老黄，下一班的机长病了，你辛苦点再干一班好不好？”
我想了下：“可以，但要补休，礼拜六的班我就不上了。”
“那当然！那当然！”
星期五下班，我洗完澡，换了衣服，提上背包，爬上回矿的卡车，抱着看老婆孩子的似箭归心，提前一天回家。这时，周国权把书记孙宝珠叫来了。
“今天礼拜五，你怎么回去？”
“我补休，你问他好了。”我把周一指。
“现在是大跃进，工人天天加班没休息，你加了一个班就要补休。不行！”书记说。
“你说的话算不算数？”我质问周。
“老黄，不要补休了，争取立功嘛！”周的话带有明显的调侃。
“你的嘴巴说的是人话？还是放屁？”
“下来，不能走！”书记大叫。
“我不下来！我偏要走！”我赖在卡车上不肯下来。
“不许开车！”书记下达命令。本来发动的车子熄火了。
车上站满人，都回不了家。我不能连累大家，只好下来。
我怒火中烧向周国荃冲过去，我要和他拼了。几个人把我死死拉住。
回到工地，第二天躺在床上看小说，等待周国荃光临。我作好劳改准备，这回得好好地把这个王八蛋收拾一顿。但这天，谁也没有进来。
另次，我在工地打风钻，混身粉尘。有人叫我回队部。
书记孙宝珠见到我，眉头一皱：“别进来，别进来，先在外面把身上灰拍一拍。”
我走进屋，把衣服抖了抖，抖出一地白粉。
“你小子真犟，叫你在外面拍，你偏进屋拍！”
“你的话我没听见，风钻把耳朵震聋了。”
他干瞪着眼，把我没办法。他从抽屉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一看是“右派份子登记表”，有一拦是我的主要右派言论。我看了后问道：
“我有不同的意见，能否写上？”
“可以，你签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注在后面。”
我拿起笔来，在“右派言论”栏里划了十几条横杠，写上“这都不是我说的”，然后签字。
孙宝珠把表拿起一看，大惊失色：“你怎么划得一塌糊涂，这叫我怎么交得上去。”
“我把不是我的言论划了，这才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交不上去？”
“你有意见可以写在后面，怎么能划掉组织的结论！”
“不是我说的话当然要划掉，组织结论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瞎栽，否则我这个字是不能签的。”
那天又招来一堆积极份子对我围攻，一齐逼我在一张新表格上签字，一直逼到深更半夜，这个字也没有签成。第二天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来又有第二轮的批斗。我已受过三个月早、中、晚的斗争考验，虽不敢吹百炼成钢，但也斗成了老油条。每天在食堂吃饭，从大字报下面走来走去，神态自若。我一面端碗吃饭，一面看大字报，鼻子哼着歌曲，好像没有把那些吓得死人的话当一回事。他们把我无可奈何，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以后我进了看守所，第二天保卫部门派来干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是丁正明，以后是总公司保卫处长），要我在右派登记表上签字。我如法炮制，把右派言论全划，写上“这都不是我说的”然后签字。他拿着表格，眉头紧皱，嘴唇蠕动，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踌躇一会，把表拿走了。
我的右派帽子正式戴上头。这一戴，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牢，要不是老天帮忙，必定要戴着帽子进火葬场。经过二十多年的脱胎换骨，经过唐僧九九八十一的磨难，我没有死！我活下来了！
我能活下来，是死里逃生，是万幸中的万幸！我的自勉对联“死了两块脸，横下一条心”，横披“坚决不死”，支撑我的生命。每当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每当生活把人逼得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每当万念俱灰想一了百了的时候，想起这付对联，默念“坚决不死！”我相信黑暗总有尽头,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是能够忍受苦难的。正因有了这个信念，任何人间痛苦、肉体摧残、精神折磨、胯下之辱、屈膝之羞，我都能忍受，我只有一个信念：熬下去，咬牙熬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但是许多人却没有熬到头，他们死了，怀着冤屈，怀着悲愤，怀着痛苦死了，他们是死不瞑目的。我一想起那些已死的难友，心潮鼎沸，激愤难已。我们侥幸活下来的人，都有责任把自己、把难友的不幸遭遇都写出来，让子孙后代切勿忘记这场荒唐透顶的历史教训！
一场反右运动，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创伤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几十万知识份子的大好光阴，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劣化了民族的品质，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任何罪恶都没有比劣化民族品质的罪恶更加严重！在几千年儒家伦理学说的薰陶下，中华民族虽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但在几千年的集权统治下，也造成了卑劣、狡猾、懦弱、麻木、愚蠢、自大和奴性。《阿Q正传》写的谁？写农民吗？不，写的是我，写的是你，写的是他，写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阿Q精神”是几千年集权政治打在我们民族身上的烙印，集中了我们民族可悲的奴性，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几乎都可找到，只是程度的差别罢了。
集权社会制造奴才，制造万劫不复的奴才。“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要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提高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中心一点，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狗，不能当权势的奴。还人以平等，还民以民主，才能摆脱奴性。不幸的是，我们所推行的是古老专制王朝所望尘莫及的更加摧毁人性的一党专政极权制度，暴虐的政治运动是这一罪恶制度最好的例证。
一个社会逼着每个人都不得不说鬼话，自欺欺人，自甘为畜。（网络图片）
如果把五七年的旧报纸翻出来，看看都写的什么？说的什么？批的什么？骂的什么？人们会莫名其妙、目瞪口呆。能把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强词夺理的文字，堂而皇之登在报纸上，连篇累牍，振振有词，说明良知和理性已不复存在！那些胡言乱语，我敢担保，即使这些写文章的人都不会相信自己是在说人话。运动中不能说人话，说了人话就遭殃，都是在说鬼话。一个社会逼着每个人都不得不说鬼话，自欺欺人，自甘为畜，就是堕落。一个全民说谎的社会，等于全民吸食海洛英！
现在回忆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恍然如隔世。后人读到这段历史，如读《天方夜谭》。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很难相信，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透顶的事！然而事实已经发生，并写进了历史，既不容抹杀，也无法忘却。五十五万右派份子及其亲属的悲惨遭遇，以其斑斑血泪和屈死亡魂，证明我们国家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愧对共和国神圣定语“人民”。人民，这是我们国家使用得最频繁的两个字，也恰恰是最受忽视、最多糟蹋、最具反义的两个字。我们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把民当人，或不把人当人。反右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沈重的、学费是高昂的，企图淡化它、忘记它、曲解它，都是对痛苦的麻木、对历史的亵渎。
我的往事回忆全部采用真实姓名，为的是希望更多的人来补充和完善这页历史。因为我们这些人，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让我们给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讲一点真诚的实话，再不要用谎言欺骗自己，欺骗后人；再不要用“老子打儿子”“母亲骂女儿”这类不负责任的话，将严肃的历史课题淡化弱化最后化为乌有。
欺骗历史必为历史所惩罚，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智的民族，我们要对后人说实话、说真话。让后人比我们聪明些、幸福些、也幸运些，决不能让后人再重受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痛苦，因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时间已经化解了心中的块垒，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心境比当年要开阔得多、平静得多，对那些斗过我、害过我、整过我的人，对那些曾经被我恨得咬牙切齿、恨得要食其肉而寝其皮的人，也能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我的这一心态，不是因为快要翘辫子，不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而是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愚弄的可怜虫。经过了全民疯狂，人们开始有了反思的细胞，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反思运动以及处于运动中身不由己的人。在运动中，几乎每个人；斗人的，被斗的，全都是受愚者和受害者。
该谴责的是那逼良为娼的政治运动，和指导这运动的可怕理论，以及玩弄这邪恶理论的人。每场运动到来，都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心，人性，就是在这千巴高压下一次又一次被扭曲而面目全非。形势咄咄逼人，逼人做违心的事，逼人说违心的话。我总相信：被政治运动扭曲得人性丧尽者，终归是极少数（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比例虽小，绝对数字亦很惊人），天良未泯灭者应占大多数。我希望本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人，都健在人间，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和我一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晚年，能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回忆并写下五七年反右的经过，让这场中国知识份子的浩劫成为启迪民族心智的明镜，从而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有理性的民族。坐在赵善斋对面的小青年，如今也是七十开外的老人，希望他能补充我尚不知道的空白；那“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的关系”是怎么样产生的？我始终不明白：念一篇报纸怎么能冒出这样的问题来，这到底是哪位屠龙高手的“大作”？
对于周国荃，我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他像弹簧跳出来，蹦得老高，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挂上了“勤务员”的牌子，在揪斗走资派、活捉王恩茂、造老干部的反、夺当权派的权、赤膊上阵拿着手榴弹搞武斗，其“革命”热情胜过当年。毛批右派的几句话：“以为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真的应验了，但不是应在右派身上，而是应在揪斗右派的打手身上。
运动对于这些人，每天都是节日狂欢，前有反右“斗而优则党”的老经验在鼓舞，后有造反“闹而优则仕”的新样板在推动，改朝换代新贵登台的时机来到了，“天子做媒，美人入抱”的好事儿又撩得人神魂颠倒如痴如狂。遥望姗姗来迟的锦绣前程整天有做不完的白日梦，周国荃的“革命干劲”再次直冲斗牛。正当如意算盘打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可惜天公不美；毛死，四人帮倒台，他的好梦未能成真。黄粱梦醒，站在地上的还是原来那个跳梁小丑。在历次运动中他坏事做绝，新疆呆不下去了，灰溜溜滚回湖南。
小丑
壁虎沿墙往上爬，沐猴小丑戴乌纱。身无一滴鱼温血，口有两排蛇毒牙。
即使亲爹也出卖，紧跟犹大当人渣。日沉西海风平静，鼠落粪池臭回家。
不过更多的“周国荃”之辈，通过历次运动的择劣汰优，晋身体制之内，钻入要害部门。他们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傍红旗而立讲坛，巍巍乎若干城之器；指群众而解迷津，恍恍乎若栋梁之材，虽未佩虎符坐皋比，也住别墅乘奔驰。他们凶恶面目虽换，鼠窃秉性难移，这一批批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棍棒精英，是国家肌体内的癌细胞。他们大权紧握，有钱就捞，见色就包、狂嫖滥赌，败坏了世风、涣散了民心、降低了国格。
目前社会上以贪污盗窃、钱权交易、行贿受贿、欺瞒哄诈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以欺压人民、抢夺民财、横征土地，制造冤案为特征的残民暴行，都可由此上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找到为祸的根源。这些道貌岸然的官老爷，实为无恶不作的害人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打人棍子的嫡传后裔。
他们和平时期为非作歹，残害忠良，战争时期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制造事端，搞枪杆子出政权，重回无法无天的毛时代，以保不义之财不追查、满身血债不清算。这些人，虽然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清洗一批，法办一批，但远未彻底消灭，其馀毒既广且深，并不断在新陈代谢，在裂变，在扩散，在氾滥。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来个“化疗加放疗”，把这些从历次运动中滋生的“癌细胞”，以及由它们那里分裂出来的以贪污、腐败、无耻、堕落为病灶的“新癌细胞”；以邪恶、狠毒、残忍、酷刑为特征的“新新癌细胞”，统统清除干净！不把这些人来个大扫除式的清洗，这个国家迟早要被他们糟蹋成臭不可闻的蛆缸，这个作恶多端的赤党迟早要死在他们自己的党棍手里！
希望不要把我这个老右派的肺腑之言，又当“放毒”！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