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奴隶？从政治上说，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正常的社会权力，奴隶主可以自由买卖奴隶，杀戮奴隶。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奴隶（但是中国古代主人对于奴仆之类，除了皇帝，并不是完全有生杀大权）。
有奴隶存在，并不代表就是奴隶社会。什么才算是奴隶社会呢？奴隶制度更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奴隶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奴隶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整个社会的主要财富靠奴隶创造。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大多是宫廷或家庭内部从事服务的，而非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占人口的比例很少，达不到“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一特征。所以说，中国古代有奴隶，但没有奴隶社会。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堪居世界学术之首，由此造就出的名史家层出不穷，代代不乏。共产党人硬是给中国历史套上马克思的“有奴论”，扰乱了中国人思维，污蔑了中国的古代圣贤，现在中国人觉悟起来了，打倒了“有奴论”，把它扔进垃圾堆。
1. 中国史学界一直抵制中共御用史学家的有奴论
这里的“有奴论”与“无奴论”的“奴”是指“奴隶社会”而不是指“奴隶”。奴隶社会是一种经济模式，应该从经济方面去考量，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崇尚历史的民族，中国古代只有文科没有理工科，读书人从小读书就是读《四书五经》和相关的文学与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些人在世界上都有影响，马克思的那套歪理在中国难以自然而然的形态推行。中共推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当李达、郭沫若挑头创建“有奴论”时，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几个共产党自己的御用史学家外，没人相信中国有奴隶社会。对于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史学家们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对这些史学家进行迫害，马克思的这些谬论最后只能靠暴力来推行。谬论总是与暴力同在。
郭的“有奴论”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生产了史学大论战，受到学者的普遍反驳。连中共的祖师爷陈独秀，都撰文否定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学者王瑛认为：社会发展的普通道路不一定必经奴隶社会；确定奴隶制度的存在，应以大量奴隶所造成的主导奴隶经济为前提，不应以农奴及家奴的存在来确证奴隶制度。刘兴唐反覆强调：一是不能把家庭奴隶当做奴隶社会的奴隶；二是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当做大批的奴隶劳动；他认为东方的家庭奴隶众多，生产领域虽有奴隶，却不占支配地位（注14）……非历史专业的学者都能看出“有奴论”的荒谬，而传统正宗大史学家对于马克思那套“有奴论”觉得荒谬可笑，嗤之以鼻，根本不参与论战。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书，绝大多数没有“奴隶社会”这个词。
中国的历史记录很早。中国人历来是文史不分的，读书人都读历史，如果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为什么到郭沫若时才发现？最起码在汉代就会有人提出“有奴论”来了，那时对古代史研究的人也很多，而且史料更全。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着作中无根据》，可见中国有奴论是郭沫若秉承马克思理论伪造出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所有。
直到中共上台后，马克思的“有奴论”靠着权力统一天下，继而成为禁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几近无人敢持异议，唯有学术界“三剑客”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勇敢地挺身而出，唱起了反调。黄现璠于1957年6月出版的《广西僮族简史》，书中提出壮族“无奴隶社会论”。
1957年7月，雷海宗发表文章，对“奴隶社会”这一名词置疑，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 “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着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注12）。
1957年10月，李鸿哲又发表了《“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他得出结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注3）。
当然学者们不直接反对马克思，只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帜反马克思”，他们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说成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把火力对准所谓的教条主义身上，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出台，学者们藉机批判斯大林而反马克思。其实“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才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否则，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马克思者咒骂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从何开口？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共产主义从何而来？没有了伪造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拿什么忽悠人？马恩虽然没有把奴隶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这样才能理解，斯大林已经垮台多年，为什么马克思者还在维护着“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如果按照中国的史实：中国既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中央集权制。那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早垮台了。
中共为了贯彻其意识形态，最先是向史学界开刀，史学界许多人被划成右派、惨遭迫害，有良心的史学家几乎全军覆没，让我们记住这些捍卫真理的人！
1957年内定黄现璠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因他被划为右派而作罢。1962年春，刚被“摘脱右派分子帽子”不久的黄现璠，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连续推出《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土司制度在桂西》两篇长论文，他于文中从少数民族史出发，彻底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存在论”。黄教授被严重迫害，他后来回忆：“‘文革’批斗中多了一项莫须有罪名。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从而对我拳打脚踢，四次遭人毒打，两次被人一脚踢昏，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的屈辱经历自然在所难免。当时我已高龄近70，仅凭一股死不甘心的顽强毅力和自少喜欢从事运动的良好体质捡得一条性命。”
一九五七年夏天，雷海宗的批斗会会场气氛严肃，情绪激昂，口号声震天，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被残酷迫害的雷海宗，心身俱伤，英年早失。雷的一个得意弟子丁则良也被划成右派，自沉北京大学未名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奴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时限划分大概有十几种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范文澜、翦伯赞认为西周以前是奴隶社会，以后是封建社会；郭沫若认为，战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点；前苏联学者认为，东汉末期是中国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界限；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魏晋开始；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一直到北朝才结束；看看，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时间点，从西周到北朝，时间点相差有1500年。
最有代表性的八种封建时间：“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这八种观点在对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认识上也相差上千年。
最可笑的是，中国历史本没有奴隶社会，中共的御用学者造出奴隶社会后，又为什么时候开始封建社会而大打出手。剪伯赞、吕振羽、郭沫若等等“有奴论”者各持己见，互不屈服，后台不够硬者招来杀身之祸。中共不但迫害无奴论者，还迫害有奴论中持有“奴隶社会结束时间”不同观点的人，吕振羽从1963年后坐牢近十年；“文革”中，李达向毛求救无效而惨死；特别是“有奴论”悍将、为“有奴论”冲锋陷阵、“西周封建说”坚持者翦伯赞被迫自杀，连累妻子一起走，共产党的马前卒也没有好下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因为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胜出，最终居于“独尊”的地位，再没人敢提出异议。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是最早提出的，如果是那么可信，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其后提出十几种“封建论”？如果是那么可信，怎么会说服不了人家？非得用暴力手段不可。用嘴巴夺不了志就用暴力夺命，这哪里是真理的辩论，真是流氓群殴，最暴力最流氓者胜出。
当然，本人如果当时能参加论战，一定能证明“毛的红朝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中国自开天辟地，直至1949年的漫长时间里都是原始社会。这一论断，估计连郭沫若也服服帖帖，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不得不认栽。
共产党用暴力来解决学术争端，所以暴力才是共产党的最高真理。列宁曾说“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一副流氓嘴脸和流氓逻辑。可见，马克思理论千条万条，暴力才是第一条。可笑的是，马克思者研究马克思，下笔洋洋洒洒，开口滔滔不绝，却看不透这一点，愚昧！
共产党用暴力代替辩论，理屈词穷就动刀子，用暴力卫护谬论，罪恶至极。
中共这一招叫做掩耳盗铃，堵住了中国人的嘴，却按不住外国人的笔。日本现代研究中国甲骨学名家岛邦男（1908～1977）于遗稿中直言不讳地否定了郭沫若的“殷代奴隶社会说”。他于遗稿《殷代非奴隶社会一证》中运用甲骨学博识，从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农业、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记事的论证中，逐一反驳了郭沫若主张殷代“众”字为“奴隶”以及殷代为奴隶社会的论点，提出了殷代非奴隶社会的可信一证。岛邦氏的这种认识，表明中国“无奴学派”的主张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国外，并获得了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无奴论”认识的共鸣，“无奴论”将浩浩荡荡走向世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殷代都不是奴隶社会，哪中国还有奴隶社会吗？
马列主义理论对史学危害巨大，应用它只能落入桎梏之中。号称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中的教授、懂得十几种语言的文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并不参与“有奴论”争论，他根本就看不起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称为“桎梏”。
1953年，中共准备成立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让陈原来的学生和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前往广州邀请，陈的妻子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
陈寅恪对汪篯说：“我在宣统三年（21岁）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如果先有马克思的成见，再去研究历史，就如堕入“跳死猢狲，终落在干坤套里”的桎梏中，最终也只能像“有奴论”派一样，不敢否定“有奴论”，只能为什么时间奴隶社会灭亡进入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最后造出十几种灭亡时间相互攻讦，致死也跳不出这个套套来。搞研究就是要先破除成见再做研究，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而中共却要学者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作研究，实际是用马克思学说去解释历史，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研究历史就如瞎子摸象，本来就没有象，马克思者却告诉瞎子们有象并强迫瞎子去摸，结果瞎子们只能是乱摸一通，抱着木头、树、墙、石头、牛马……都说是象，于是乎摸出十几种奴隶社会灭亡时间点来。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奴隶社会是存在的，那么奴隶社会结束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非学家也能看出来，找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容易而且一致的，史学家怎么可能找出十几个时间点来？还互不服气，并且竟然相差1500年之久，还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才乱猜的嘛！你可以这样猜，我也可以那样猜，不同人猜出不同结果，于是呼，有十几种！可见，马克思理论和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历史研究危害巨大。
知识是没有阶级的，真相也没有阶级。马列主义却把知识和真相打上阶级的标签，毛说“文艺为阶级服务”，共产党强迫人们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世界，令人误入歧途，挡住人们追寻知识与真相的欲望和勇气，马列主义祸害世间。其实马列主义者不适合搞科学研究，因为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作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能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2. 黄现璠教授彻底砸碎了有奴论
黄现璠教授对真理的追求不折不挠，无论受到多大迫害，永不言弃。他根据长达近40年的研究，于1979年发表的连载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篇文章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可见他研究之严谨。
后来他又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书名虽然是中国，但黄教授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进行研究，发现除罗马外，世界上其它民族和国家根本没有奴隶社会出现过。其中对西亚、印度、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的上古社会，也作了深入研讨，从多种语言文字源流与社会地位上查考被称为“奴隶”群体的身分，谨慎地做出鉴定，认为在整个世界的上古，都不必然经历奴隶社会。而罗马的奴隶制，仅限于罗马几百个城邦中的几个，这只能算特例，不是通例，不能证明当时罗马的社会性质就是奴隶社会。
本人认为：“只有罗马几百个城邦无一遗漏都是奴隶社会，才能证明当时的罗马就是奴隶制度。只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奴隶社会，才有可能（只是可能）说明奴隶社会必然出现，才能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可能（只是可能）是正确的。”
黄教授说“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
黄现璠教授认为，（中国有奴论者）只是拿着一个空洞无物甚至连科学概念都谈不上的“奴隶”名词往先秦史上肆意乱套，从而以三人成虎式的“层累叠加法”伪造出一个“奴隶社会”邪说，以达到“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的政治效应，以为自己的伪马克思学说坐实史事支撑而妖言惑众欺世盗名。以这种入主出奴思维和伪马克思学说为基础，它们从中宣扬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的邪教谬论所造成的教育和学术危害远远大于那点局部成果。这种伪造历史的阶级斗争邪教“史学”，完全背离了严谨的历史科学，因而以往“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大多可以归为唯心主义史学或阶级斗争邪教伪说。作者宣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其他方面已经过时，而中国的假马列主义史学及其成果大多是伪说和伪史，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熔炉，再来一次“焚书坑奴”，以免伪史学危害后学。
黄教授还声称，本书撰着的动机并非仅仅满足于恢复古史本来面目和消除以往长期流行于世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危害，而是意欲弘扬严谨的历史科学，以科学化的历史学与邪教的政治史学进行分庭抗礼，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
说的真好，“阶级斗争史学”就是邪教“史学”，马克思理论就是邪教理论，共产党党徒就是邪教徒。研究真正的史学，不仅是“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还是展开“佛性与魔性的较量”。
黄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一大批史学家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无奴隶社会论）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
更加可喜的是，一大批“有奴论”史学者勇敢地放弃原来的观点，认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如何兹全先生放弃了魏晋封建论，认为中国无奴隶社会；当年狠批右派雷海宗反动史观的胡钟达先生，20多年后毅然“弃暗投明”，加入“无奴学派”阵营，成为“无奴论”悍将；“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赞同“无奴论”（注14）；瞎子们在觉醒。假设郭还在人世，耳闻目睹“有奴论”阵营纷纷分崩离析、郭派干将全部“离经叛道”、“弃暗投明”的惨况，按照郭的一贯善变且识时务的作风，想必他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向“无奴学派”弃刀投降和顶礼膜拜。
从197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
现在，大多数中国历史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既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也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
聘请了28位国内着名史学家担任其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等史学家任总主编，编写的《中国大通史》则明确提出“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无奴论”学说，现在群星荟萃，大放光芒，并已经走向世界，越来越发展庞大、越来越深入人心，将形成巨大的洪流，彻底冲垮马克思为世界伪造的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彻底冲垮马克思理论体系，带动人类冲出马克思的枷锁，带动人类走向光明！“有奴论”是马克思的核心理论，“有奴论”的垮台将导致“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垮台，再导致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崩溃。中国的马克思之徒是洋奴主义，最终败给了中华主义，中国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有奴论”诓骗天下，终于被中国人撂下马。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贡献。抛弃马克思，人类才能回归正道。
3. 奴隶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奴隶是经常出现的，有奴隶并非就是奴隶社会。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南北美洲从非洲输入大量黑人奴隶。美国独立后，在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中，还大量使用奴隶，但没有一位史学家把当时的美国及南北美洲其他国家称之为奴隶制国家，是因为奴隶人口比例低，达不到奴隶社会的特征。
现在的中国有黑煤窑、黑砖窑、黑监狱、黑看守所、黑收容中心，里面都是奴隶，难道因此就能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奴隶社会吗？
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那么就是说社会劳动力的大多数是奴隶。既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那么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是说，有奴隶，必须也有奴妻奴子组成家庭，奴隶人口可以不断有。如果像太平天国那样，男人关男营，女人关女营，不用几十年，就由于缺乏奴隶而令奴隶社会崩溃，也就不可能是必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奴隶加上家属也是奴隶，就是说社会人口的多数是奴隶。
怎么能弄得来如此之多的奴隶？如果靠战争掳掠，没那么多的人口供掳掠。如何才能掳掠到人口比自己的国民还多？如果是战俘，一是只男性无后代，无法维持奴隶社会的延续；二是数量少，不足以达到人口比率。
在冷兵器时代，奴隶的劳动工具与士兵的武器差别不太大，奴隶又集中劳动（集中容易造反和造反成功），少数人口的奴隶主及其阶级，如何才能看管及镇压得了多数人的怠工及造反？就算社会所有自由人的工作都围绕着看管和镇压奴隶，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自由人少于奴隶，奴隶又集中。整个社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看管别人，不参与直接生产，不创造劳动价值，奴隶们又时刻想着怠工和造反，社会的效率会非常低下，肯定比原始社会还不如。整个社会都在激烈的对抗、争斗，必然造成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形态不会是必然出现的，偶尔出现了只是特例，也维持不了多久，绝对不可能像马克思者所说的全人类无一例外地出现。
现在有一些学者指出，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大量使用奴隶，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例，原因就是商业的剥削性质。商业就是在交换过程中获得盈利，因此，成本的概念非常突出，奴隶的存在是最大限度压低成本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古代，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己消费，而非交换，因此，没有强烈的成本概念，没有大规模的商品经济，也就没有真正的奴隶社会。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中国的文明持续五千年，中国的文字记录了很早的历史。遍查中国古人留下的典籍，根本就没有一点儿有关奴隶制社会的信息和记载，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着作中无根据》。看看《诗经》、《楚辞》，哪一句是奴隶的呻吟？没有，里面都是野人（自由的农民）的歌唱。《四书五经》及更多更早的书，有多少涉及奴隶社会的？有多少涉及奴隶？连奴隶都很少涉及，更何况奴隶社会！把当时的典章拿来看看。有人把秦朝以前的社会当作奴隶社会，那简直是胡闹，奴隶的比例不够多。
其实，人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看出：中国古人单纯朴实，对天地神明心存敬畏，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古代都是信神的，对善恶报应是相信的，对自我行为是约束的，越往上追溯，人们越信神，怎么可能有普遍性的惨无人道压迫奴隶的社会现象呢？那么教科书中的“夏、商、周”朝是奴隶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是郭沫若等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编造出来的。
史籍上对“夏、商、周”朝的农业生产情况有诸多记载，例如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 – 滕文公上》）。意思是将方圆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犹如“井”字型，四周八块田为人们自己的私田，中心的一块田是人们共同耕种的公田，大伙干活时先合力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了才能干私田里的活。农民也不用另交什么税，收成时，将公田里的谷物上交就行了（可以参见网上搜索“井田制”）。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奴隶出苦力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的情况。如果有奴隶，还要大家共同耕种公田干吗？就算公田由奴隶耕种，奴隶的人口只占耕种人口的九分之一，达不到“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一奴隶社会特征，也不是奴隶社会。只有九块田有五块以上是奴隶耕种，才可能（只是可能）是奴隶社会。
近年来，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西周井田制中的耕种者算不算奴隶。其实，在井田制下“公田”里劳作的人是以劳役的方式缴税，到后来实物缴税取代了劳役缴税，井田制便结束了。因此，井田制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恰恰是没有奴隶社会的证明。
其实，对于奴隶社会的错误理解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国外也一样。以前，西方学者在解释埃及金字塔的时候，都说那是奴隶社会的结果，就是说，古代埃及也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种论断。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的一个古代遗址，被认为是金字塔建造者的集体宿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文字记载的材料，上面记着每个劳动者的出勤情况。其中明明白白写着，某日，某人生病请假，某日，某人结婚请假，某日，某人喝醉了不能上班等等。这个出勤记录证明，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只是自由的平民，而非奴隶。奴隶可以喝酒吗？奴隶喝醉了可以不用上班吗？
这说明奴隶社会不会必然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至于中国人被灌输“教育”的，奴隶社会的佐证：古罗马时期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起义”，那也只能证明大量使用奴隶，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只是特例，不是当时人类社会的整体情况。斯巴达克起义军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0万人，里面还有许多农民和其他自由民，甚至有罗马军团的逃亡士兵。如果起义的时候，整个社会是奴隶制，那么起义军的规模将远远远远地超过10万人这个数，试想，哪个奴隶不想自由，有机会了还不干它一下子，到处都是火种。人数将多得无法镇压，最终罗马立即崩溃。
古罗马几百个城邦中也仅限于几个有大量奴隶，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只把征服来的别国的人当作奴隶，本国的所有民众都是自由民，奴隶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够多，所以古罗马也不是奴隶社会。
芬利（Finley）等西方古代史专家关于当时奴隶数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公元300年之前的罗马世界，大多数劳动力是自由农民和独立的工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西欧历史上也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
可见，人类古代根本没有奴隶社会。
中共把谬论当成真理来推广，它又控制了媒体，消灭了不同声音，学者写文章批驳了“有奴隶”，可是媒体不敢发表，这些声音在学术交流也受限制，使谬论得以通行无阻、继续害人，消灭不同声音的做法罪恶巨大。#
注3：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s1opxMt2EH_9aQ0oFf_18LOVASIGMVVFR40gmd3RarzhVFRwjsr-Yz0MvqXdvfgq7LqSpiyNsu8sdVmdBWWY_
注12：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47-5.html
注14：陈吉生（桂林陆军学院教授）：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
http://bbs.tianya.cn/m/post-no05-165963-0.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83ac90102wtoy.html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玉）
有奴隶存在，并不代表就是奴隶社会。什么才算是奴隶社会呢？奴隶制度更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奴隶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奴隶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整个社会的主要财富靠奴隶创造。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大多是宫廷或家庭内部从事服务的，而非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占人口的比例很少，达不到“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一特征。所以说，中国古代有奴隶，但没有奴隶社会。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堪居世界学术之首，由此造就出的名史家层出不穷，代代不乏。共产党人硬是给中国历史套上马克思的“有奴论”，扰乱了中国人思维，污蔑了中国的古代圣贤，现在中国人觉悟起来了，打倒了“有奴论”，把它扔进垃圾堆。
1. 中国史学界一直抵制中共御用史学家的有奴论
这里的“有奴论”与“无奴论”的“奴”是指“奴隶社会”而不是指“奴隶”。奴隶社会是一种经济模式，应该从经济方面去考量，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崇尚历史的民族，中国古代只有文科没有理工科，读书人从小读书就是读《四书五经》和相关的文学与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些人在世界上都有影响，马克思的那套歪理在中国难以自然而然的形态推行。中共推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当李达、郭沫若挑头创建“有奴论”时，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几个共产党自己的御用史学家外，没人相信中国有奴隶社会。对于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史学家们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对这些史学家进行迫害，马克思的这些谬论最后只能靠暴力来推行。谬论总是与暴力同在。
郭的“有奴论”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生产了史学大论战，受到学者的普遍反驳。连中共的祖师爷陈独秀，都撰文否定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学者王瑛认为：社会发展的普通道路不一定必经奴隶社会；确定奴隶制度的存在，应以大量奴隶所造成的主导奴隶经济为前提，不应以农奴及家奴的存在来确证奴隶制度。刘兴唐反覆强调：一是不能把家庭奴隶当做奴隶社会的奴隶；二是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当做大批的奴隶劳动；他认为东方的家庭奴隶众多，生产领域虽有奴隶，却不占支配地位（注14）……非历史专业的学者都能看出“有奴论”的荒谬，而传统正宗大史学家对于马克思那套“有奴论”觉得荒谬可笑，嗤之以鼻，根本不参与论战。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书，绝大多数没有“奴隶社会”这个词。
中国的历史记录很早。中国人历来是文史不分的，读书人都读历史，如果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为什么到郭沫若时才发现？最起码在汉代就会有人提出“有奴论”来了，那时对古代史研究的人也很多，而且史料更全。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着作中无根据》，可见中国有奴论是郭沫若秉承马克思理论伪造出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所有。
直到中共上台后，马克思的“有奴论”靠着权力统一天下，继而成为禁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几近无人敢持异议，唯有学术界“三剑客”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勇敢地挺身而出，唱起了反调。黄现璠于1957年6月出版的《广西僮族简史》，书中提出壮族“无奴隶社会论”。
1957年7月，雷海宗发表文章，对“奴隶社会”这一名词置疑，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 “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着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注12）。
1957年10月，李鸿哲又发表了《“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他得出结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注3）。
当然学者们不直接反对马克思，只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帜反马克思”，他们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说成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把火力对准所谓的教条主义身上，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出台，学者们藉机批判斯大林而反马克思。其实“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才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否则，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马克思者咒骂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从何开口？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共产主义从何而来？没有了伪造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拿什么忽悠人？马恩虽然没有把奴隶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这样才能理解，斯大林已经垮台多年，为什么马克思者还在维护着“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如果按照中国的史实：中国既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中央集权制。那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早垮台了。
中共为了贯彻其意识形态，最先是向史学界开刀，史学界许多人被划成右派、惨遭迫害，有良心的史学家几乎全军覆没，让我们记住这些捍卫真理的人！
1957年内定黄现璠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因他被划为右派而作罢。1962年春，刚被“摘脱右派分子帽子”不久的黄现璠，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连续推出《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土司制度在桂西》两篇长论文，他于文中从少数民族史出发，彻底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存在论”。黄教授被严重迫害，他后来回忆：“‘文革’批斗中多了一项莫须有罪名。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从而对我拳打脚踢，四次遭人毒打，两次被人一脚踢昏，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的屈辱经历自然在所难免。当时我已高龄近70，仅凭一股死不甘心的顽强毅力和自少喜欢从事运动的良好体质捡得一条性命。”
一九五七年夏天，雷海宗的批斗会会场气氛严肃，情绪激昂，口号声震天，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被残酷迫害的雷海宗，心身俱伤，英年早失。雷的一个得意弟子丁则良也被划成右派，自沉北京大学未名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奴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时限划分大概有十几种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范文澜、翦伯赞认为西周以前是奴隶社会，以后是封建社会；郭沫若认为，战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点；前苏联学者认为，东汉末期是中国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界限；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魏晋开始；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一直到北朝才结束；看看，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时间点，从西周到北朝，时间点相差有1500年。
最有代表性的八种封建时间：“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这八种观点在对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认识上也相差上千年。
最可笑的是，中国历史本没有奴隶社会，中共的御用学者造出奴隶社会后，又为什么时候开始封建社会而大打出手。剪伯赞、吕振羽、郭沫若等等“有奴论”者各持己见，互不屈服，后台不够硬者招来杀身之祸。中共不但迫害无奴论者，还迫害有奴论中持有“奴隶社会结束时间”不同观点的人，吕振羽从1963年后坐牢近十年；“文革”中，李达向毛求救无效而惨死；特别是“有奴论”悍将、为“有奴论”冲锋陷阵、“西周封建说”坚持者翦伯赞被迫自杀，连累妻子一起走，共产党的马前卒也没有好下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因为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胜出，最终居于“独尊”的地位，再没人敢提出异议。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是最早提出的，如果是那么可信，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其后提出十几种“封建论”？如果是那么可信，怎么会说服不了人家？非得用暴力手段不可。用嘴巴夺不了志就用暴力夺命，这哪里是真理的辩论，真是流氓群殴，最暴力最流氓者胜出。
当然，本人如果当时能参加论战，一定能证明“毛的红朝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中国自开天辟地，直至1949年的漫长时间里都是原始社会。这一论断，估计连郭沫若也服服帖帖，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不得不认栽。
共产党用暴力来解决学术争端，所以暴力才是共产党的最高真理。列宁曾说“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一副流氓嘴脸和流氓逻辑。可见，马克思理论千条万条，暴力才是第一条。可笑的是，马克思者研究马克思，下笔洋洋洒洒，开口滔滔不绝，却看不透这一点，愚昧！
共产党用暴力代替辩论，理屈词穷就动刀子，用暴力卫护谬论，罪恶至极。
中共这一招叫做掩耳盗铃，堵住了中国人的嘴，却按不住外国人的笔。日本现代研究中国甲骨学名家岛邦男（1908～1977）于遗稿中直言不讳地否定了郭沫若的“殷代奴隶社会说”。他于遗稿《殷代非奴隶社会一证》中运用甲骨学博识，从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农业、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记事的论证中，逐一反驳了郭沫若主张殷代“众”字为“奴隶”以及殷代为奴隶社会的论点，提出了殷代非奴隶社会的可信一证。岛邦氏的这种认识，表明中国“无奴学派”的主张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国外，并获得了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无奴论”认识的共鸣，“无奴论”将浩浩荡荡走向世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殷代都不是奴隶社会，哪中国还有奴隶社会吗？
马列主义理论对史学危害巨大，应用它只能落入桎梏之中。号称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中的教授、懂得十几种语言的文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并不参与“有奴论”争论，他根本就看不起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称为“桎梏”。
1953年，中共准备成立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让陈原来的学生和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前往广州邀请，陈的妻子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
陈寅恪对汪篯说：“我在宣统三年（21岁）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如果先有马克思的成见，再去研究历史，就如堕入“跳死猢狲，终落在干坤套里”的桎梏中，最终也只能像“有奴论”派一样，不敢否定“有奴论”，只能为什么时间奴隶社会灭亡进入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最后造出十几种灭亡时间相互攻讦，致死也跳不出这个套套来。搞研究就是要先破除成见再做研究，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而中共却要学者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作研究，实际是用马克思学说去解释历史，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研究历史就如瞎子摸象，本来就没有象，马克思者却告诉瞎子们有象并强迫瞎子去摸，结果瞎子们只能是乱摸一通，抱着木头、树、墙、石头、牛马……都说是象，于是乎摸出十几种奴隶社会灭亡时间点来。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奴隶社会是存在的，那么奴隶社会结束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非学家也能看出来，找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容易而且一致的，史学家怎么可能找出十几个时间点来？还互不服气，并且竟然相差1500年之久，还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才乱猜的嘛！你可以这样猜，我也可以那样猜，不同人猜出不同结果，于是呼，有十几种！可见，马克思理论和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历史研究危害巨大。
知识是没有阶级的，真相也没有阶级。马列主义却把知识和真相打上阶级的标签，毛说“文艺为阶级服务”，共产党强迫人们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世界，令人误入歧途，挡住人们追寻知识与真相的欲望和勇气，马列主义祸害世间。其实马列主义者不适合搞科学研究，因为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作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能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2. 黄现璠教授彻底砸碎了有奴论
黄现璠教授对真理的追求不折不挠，无论受到多大迫害，永不言弃。他根据长达近40年的研究，于1979年发表的连载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篇文章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可见他研究之严谨。
后来他又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书名虽然是中国，但黄教授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进行研究，发现除罗马外，世界上其它民族和国家根本没有奴隶社会出现过。其中对西亚、印度、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的上古社会，也作了深入研讨，从多种语言文字源流与社会地位上查考被称为“奴隶”群体的身分，谨慎地做出鉴定，认为在整个世界的上古，都不必然经历奴隶社会。而罗马的奴隶制，仅限于罗马几百个城邦中的几个，这只能算特例，不是通例，不能证明当时罗马的社会性质就是奴隶社会。
本人认为：“只有罗马几百个城邦无一遗漏都是奴隶社会，才能证明当时的罗马就是奴隶制度。只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奴隶社会，才有可能（只是可能）说明奴隶社会必然出现，才能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可能（只是可能）是正确的。”
黄教授说“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
黄现璠教授认为，（中国有奴论者）只是拿着一个空洞无物甚至连科学概念都谈不上的“奴隶”名词往先秦史上肆意乱套，从而以三人成虎式的“层累叠加法”伪造出一个“奴隶社会”邪说，以达到“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的政治效应，以为自己的伪马克思学说坐实史事支撑而妖言惑众欺世盗名。以这种入主出奴思维和伪马克思学说为基础，它们从中宣扬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的邪教谬论所造成的教育和学术危害远远大于那点局部成果。这种伪造历史的阶级斗争邪教“史学”，完全背离了严谨的历史科学，因而以往“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大多可以归为唯心主义史学或阶级斗争邪教伪说。作者宣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其他方面已经过时，而中国的假马列主义史学及其成果大多是伪说和伪史，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熔炉，再来一次“焚书坑奴”，以免伪史学危害后学。
黄教授还声称，本书撰着的动机并非仅仅满足于恢复古史本来面目和消除以往长期流行于世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危害，而是意欲弘扬严谨的历史科学，以科学化的历史学与邪教的政治史学进行分庭抗礼，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
说的真好，“阶级斗争史学”就是邪教“史学”，马克思理论就是邪教理论，共产党党徒就是邪教徒。研究真正的史学，不仅是“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还是展开“佛性与魔性的较量”。
黄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一大批史学家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无奴隶社会论）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
更加可喜的是，一大批“有奴论”史学者勇敢地放弃原来的观点，认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如何兹全先生放弃了魏晋封建论，认为中国无奴隶社会；当年狠批右派雷海宗反动史观的胡钟达先生，20多年后毅然“弃暗投明”，加入“无奴学派”阵营，成为“无奴论”悍将；“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赞同“无奴论”（注14）；瞎子们在觉醒。假设郭还在人世，耳闻目睹“有奴论”阵营纷纷分崩离析、郭派干将全部“离经叛道”、“弃暗投明”的惨况，按照郭的一贯善变且识时务的作风，想必他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向“无奴学派”弃刀投降和顶礼膜拜。
从197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
现在，大多数中国历史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既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也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
聘请了28位国内着名史学家担任其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等史学家任总主编，编写的《中国大通史》则明确提出“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无奴论”学说，现在群星荟萃，大放光芒，并已经走向世界，越来越发展庞大、越来越深入人心，将形成巨大的洪流，彻底冲垮马克思为世界伪造的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彻底冲垮马克思理论体系，带动人类冲出马克思的枷锁，带动人类走向光明！“有奴论”是马克思的核心理论，“有奴论”的垮台将导致“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垮台，再导致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崩溃。中国的马克思之徒是洋奴主义，最终败给了中华主义，中国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有奴论”诓骗天下，终于被中国人撂下马。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贡献。抛弃马克思，人类才能回归正道。
3. 奴隶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奴隶是经常出现的，有奴隶并非就是奴隶社会。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南北美洲从非洲输入大量黑人奴隶。美国独立后，在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中，还大量使用奴隶，但没有一位史学家把当时的美国及南北美洲其他国家称之为奴隶制国家，是因为奴隶人口比例低，达不到奴隶社会的特征。
现在的中国有黑煤窑、黑砖窑、黑监狱、黑看守所、黑收容中心，里面都是奴隶，难道因此就能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奴隶社会吗？
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那么就是说社会劳动力的大多数是奴隶。既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那么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是说，有奴隶，必须也有奴妻奴子组成家庭，奴隶人口可以不断有。如果像太平天国那样，男人关男营，女人关女营，不用几十年，就由于缺乏奴隶而令奴隶社会崩溃，也就不可能是必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奴隶加上家属也是奴隶，就是说社会人口的多数是奴隶。
怎么能弄得来如此之多的奴隶？如果靠战争掳掠，没那么多的人口供掳掠。如何才能掳掠到人口比自己的国民还多？如果是战俘，一是只男性无后代，无法维持奴隶社会的延续；二是数量少，不足以达到人口比率。
在冷兵器时代，奴隶的劳动工具与士兵的武器差别不太大，奴隶又集中劳动（集中容易造反和造反成功），少数人口的奴隶主及其阶级，如何才能看管及镇压得了多数人的怠工及造反？就算社会所有自由人的工作都围绕着看管和镇压奴隶，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自由人少于奴隶，奴隶又集中。整个社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看管别人，不参与直接生产，不创造劳动价值，奴隶们又时刻想着怠工和造反，社会的效率会非常低下，肯定比原始社会还不如。整个社会都在激烈的对抗、争斗，必然造成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形态不会是必然出现的，偶尔出现了只是特例，也维持不了多久，绝对不可能像马克思者所说的全人类无一例外地出现。
现在有一些学者指出，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大量使用奴隶，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例，原因就是商业的剥削性质。商业就是在交换过程中获得盈利，因此，成本的概念非常突出，奴隶的存在是最大限度压低成本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古代，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己消费，而非交换，因此，没有强烈的成本概念，没有大规模的商品经济，也就没有真正的奴隶社会。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中国的文明持续五千年，中国的文字记录了很早的历史。遍查中国古人留下的典籍，根本就没有一点儿有关奴隶制社会的信息和记载，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着作中无根据》。看看《诗经》、《楚辞》，哪一句是奴隶的呻吟？没有，里面都是野人（自由的农民）的歌唱。《四书五经》及更多更早的书，有多少涉及奴隶社会的？有多少涉及奴隶？连奴隶都很少涉及，更何况奴隶社会！把当时的典章拿来看看。有人把秦朝以前的社会当作奴隶社会，那简直是胡闹，奴隶的比例不够多。
其实，人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看出：中国古人单纯朴实，对天地神明心存敬畏，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古代都是信神的，对善恶报应是相信的，对自我行为是约束的，越往上追溯，人们越信神，怎么可能有普遍性的惨无人道压迫奴隶的社会现象呢？那么教科书中的“夏、商、周”朝是奴隶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是郭沫若等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编造出来的。
史籍上对“夏、商、周”朝的农业生产情况有诸多记载，例如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 – 滕文公上》）。意思是将方圆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犹如“井”字型，四周八块田为人们自己的私田，中心的一块田是人们共同耕种的公田，大伙干活时先合力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了才能干私田里的活。农民也不用另交什么税，收成时，将公田里的谷物上交就行了（可以参见网上搜索“井田制”）。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奴隶出苦力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的情况。如果有奴隶，还要大家共同耕种公田干吗？就算公田由奴隶耕种，奴隶的人口只占耕种人口的九分之一，达不到“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一奴隶社会特征，也不是奴隶社会。只有九块田有五块以上是奴隶耕种，才可能（只是可能）是奴隶社会。
近年来，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西周井田制中的耕种者算不算奴隶。其实，在井田制下“公田”里劳作的人是以劳役的方式缴税，到后来实物缴税取代了劳役缴税，井田制便结束了。因此，井田制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恰恰是没有奴隶社会的证明。
其实，对于奴隶社会的错误理解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国外也一样。以前，西方学者在解释埃及金字塔的时候，都说那是奴隶社会的结果，就是说，古代埃及也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种论断。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的一个古代遗址，被认为是金字塔建造者的集体宿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文字记载的材料，上面记着每个劳动者的出勤情况。其中明明白白写着，某日，某人生病请假，某日，某人结婚请假，某日，某人喝醉了不能上班等等。这个出勤记录证明，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只是自由的平民，而非奴隶。奴隶可以喝酒吗？奴隶喝醉了可以不用上班吗？
这说明奴隶社会不会必然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至于中国人被灌输“教育”的，奴隶社会的佐证：古罗马时期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起义”，那也只能证明大量使用奴隶，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只是特例，不是当时人类社会的整体情况。斯巴达克起义军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0万人，里面还有许多农民和其他自由民，甚至有罗马军团的逃亡士兵。如果起义的时候，整个社会是奴隶制，那么起义军的规模将远远远远地超过10万人这个数，试想，哪个奴隶不想自由，有机会了还不干它一下子，到处都是火种。人数将多得无法镇压，最终罗马立即崩溃。
古罗马几百个城邦中也仅限于几个有大量奴隶，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只把征服来的别国的人当作奴隶，本国的所有民众都是自由民，奴隶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够多，所以古罗马也不是奴隶社会。
芬利（Finley）等西方古代史专家关于当时奴隶数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公元300年之前的罗马世界，大多数劳动力是自由农民和独立的工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西欧历史上也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
可见，人类古代根本没有奴隶社会。
中共把谬论当成真理来推广，它又控制了媒体，消灭了不同声音，学者写文章批驳了“有奴隶”，可是媒体不敢发表，这些声音在学术交流也受限制，使谬论得以通行无阻、继续害人，消灭不同声音的做法罪恶巨大。#
注3：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s1opxMt2EH_9aQ0oFf_18LOVASIGMVVFR40gmd3RarzhVFRwjsr-Yz0MvqXdvfgq7LqSpiyNsu8sdVmdBWWY_
注12：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47-5.html
注14：陈吉生（桂林陆军学院教授）：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
http://bbs.tianya.cn/m/post-no05-165963-0.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83ac90102wtoy.html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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