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从日军留下的尸体搜到的日记里，日寇官兵都惊叹：‘没想到中国兵会这样顽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一直没见到有一个中国兵投降。’‘大本营的将军们灭亡中国的设想，只能是可笑的幻梦。’‘中国这个民族绝对不可能征服。’‘我们回国的希望十分渺茫。’”（《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P121）
（编按：田家镇要塞之战）武汉的第三道防线的标志点是黄石和九江之间的田家镇。……日军以海陆空向其猛攻，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五百馀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苦攻田家镇二十八个昼夜，死伤近万人。打到9月28日，日军拼上了性命，海、陆、空主力全出，飞机投重磅炸弹数千枚，国民党军的海军工事和炮兵阵地全毁。日军仍空炸不停，弹如雨下。日军多路进攻，国民党军无论官兵无一退却，直至全部战死。其壮烈情景，连日军战报也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二十世纪中国纪实》）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他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78）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2）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3）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9）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46）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79）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以上皆为网路图片）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82）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日军日记和战报中的国军将士
“从日军留下的尸体搜到的日记里，日寇官兵都惊叹：‘没想到中国兵会这样顽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一直没见到有一个中国兵投降。’‘大本营的将军们灭亡中国的设想，只能是可笑的幻梦。’‘中国这个民族绝对不可能征服。’‘我们回国的希望十分渺茫。’”（《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P121）
（编按：田家镇要塞之战）武汉的第三道防线的标志点是黄石和九江之间的田家镇。……日军以海陆空向其猛攻，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五百馀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苦攻田家镇二十八个昼夜，死伤近万人。打到9月28日，日军拼上了性命，海、陆、空主力全出，飞机投重磅炸弹数千枚，国民党军的海军工事和炮兵阵地全毁。日军仍空炸不停，弹如雨下。日军多路进攻，国民党军无论官兵无一退却，直至全部战死。其壮烈情景，连日军战报也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二十世纪中国纪实》）
无法忘却的徐蚌会战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他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78）
草席裹尸酹壮志黄埔毕业生的遗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2）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整编七十四师孟良崮之殇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3）
绞心的疑问：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9）
拦车边流泪边骂的国军军官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46）
叫化子军？从血河里爬出的七十军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79）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以上皆为网路图片）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82）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