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12月23日讯】中华民国军统局局长戴笠，字雨农，他是情报界少有的奇才，无师自通建立军统情报机关。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在敌后侦搜日军情报，并刺杀了很多日本人与卖国投敌的汉奸，对于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戴笠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他遇难后，蒋介石曾感慨的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2013年，海外中文媒体曾刊载介绍戴笠和军统的文章，文章称，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抗战中，军统特工深入沦陷区，在敌后收集日军情报。
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
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要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经、陈箓、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殷汝耕等人，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
1941年5月，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美国当局未引起重视，结果日军真的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
抗战初起，戴笠本人就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那时候戴笠精力充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
戴笠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危险异常，他却犯险如常。
戴笠对于抗日的认识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
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群英的贡献。
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
日军渐渐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戴笠遇难，举国悼念，很少流泪的蒋介石几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后来蒋公还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日本人、汉奸和中共地下党都把他视为“催命恶魔”，普通民众则说他是“抗日勇士”，朋友称他是怪物，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在中共的宣传中，军统和戴笠都被污名化。那么戴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曾在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当过女译电员的女特工王庆莲，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中对戴笠的人品可一窥究竟。（参见《文史博览》）
王庆莲回忆，1943年4月，她刚满15岁，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她一考就考上了。1944年4月，王庆莲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军统译电员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工作10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她们译，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在王庆莲印象中，戴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为人正派。戴笠很神气，说一不二，下属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每个礼拜一上午，戴笠只要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稍息”，下属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王庆莲说，有人说戴笠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谋害他的，她不认同这种说法。每年4月1日，军统局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去世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礼堂里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王庆莲说，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王庆莲还介绍，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她还没去，1943年她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中美合作所曾被中共说成是人间地狱，但王庆莲证实，中美合作所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
1945年“四一大会”王庆莲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王庆莲辞去了军统职务，回家乡和母亲生活。后来王庆莲被划为“反革命”，遭到中共的迫害。
王庆莲曾去过江山的戴笠故居，看见民主人士章士钊为戴笠写的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责任编辑：唐颖）
2013年，海外中文媒体曾刊载介绍戴笠和军统的文章，文章称，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戴笠创建军统 抗战中屡建奇功
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抗战中，军统特工深入沦陷区，在敌后收集日军情报。
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
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要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经、陈箓、季云卿、穆时英、傅筱庵、殷汝耕等人，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
1941年5月，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美国当局未引起重视，结果日军真的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
抗战初起，戴笠本人就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那时候戴笠精力充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
戴笠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危险异常，他却犯险如常。
戴笠对于抗日的认识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
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群英的贡献。
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
日军渐渐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戴笠遇难 蒋介石几次流泪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戴笠遇难，举国悼念，很少流泪的蒋介石几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后来蒋公还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日本人、汉奸和中共地下党都把他视为“催命恶魔”，普通民众则说他是“抗日勇士”，朋友称他是怪物，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军统女特工眼中的戴笠
在中共的宣传中，军统和戴笠都被污名化。那么戴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曾在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当过女译电员的女特工王庆莲，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中对戴笠的人品可一窥究竟。（参见《文史博览》）
王庆莲回忆，1943年4月，她刚满15岁，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她一考就考上了。1944年4月，王庆莲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军统译电员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工作10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她们译，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在王庆莲印象中，戴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为人正派。戴笠很神气，说一不二，下属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每个礼拜一上午，戴笠只要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稍息”，下属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王庆莲说，有人说戴笠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谋害他的，她不认同这种说法。每年4月1日，军统局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去世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礼堂里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王庆莲说，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王庆莲还介绍，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她还没去，1943年她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中美合作所曾被中共说成是人间地狱，但王庆莲证实，中美合作所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
1945年“四一大会”王庆莲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王庆莲辞去了军统职务，回家乡和母亲生活。后来王庆莲被划为“反革命”，遭到中共的迫害。
王庆莲曾去过江山的戴笠故居，看见民主人士章士钊为戴笠写的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责任编辑：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