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1067：五星连珠强国梦，变法逆天悔成空（下）
十几天后将出现一个重要的天象：木火同（相犯极近、几至重合，称为“同”），还共同犯入代表天子之宫的氐宿。在《天象预告的朝鲜战争》中给出过这张天象图，也做过初步解读。一般说来，这是一个福凶参半但偏凶的天象，但是天人合一，由于人间形势偏离天道的发展，使得这个天象成了大凶之象。
可能有读者会有疑问了：火星是灾星，而木星不是福星吗？福星进入天子之宫，怎么成了罚星凶兆？
可能大家忘记了，在《第十二章 五星连珠，错争千古看祸福》中我们讲过，《史记‧天官书》中明确说：如果人间背离正义，逆天背道，本是福星的木星，会变成罚星，天罚自木星出。[1]。
没有历史的演义奠定，今人总会疑惑重重。下面，我们还是继续宋朝铺成的逆天的历史，看看木星如何变福为祸，执掌天罚的。
（接前文 逆天而为痛悔迟39：1067年──五星连珠强国梦，变法逆天悔成空（中） （点击这里） ）
图40-2：1067年10月凌晨，五星聚东方，福星照宰相，因为王安石变法逆天，木星由福星变为罚星。
上一章我们讲到：五星连珠聚东方、福星高照东上相，上天在给北宋赐福，本来注定了首席宰相王安石的大福份，让北宋变法强国，可是王安石不遵历史规律，胡乱变法，逆天害民，受到天谴而不悟，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口号，继续逆天而为。大逆不道的结局，必然是天谴。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唐太宗精辟地道出了历史的规律，被后世遵为至理名言。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很推崇唐太宗。早在变法之前，20岁的神宗把美誉满朝野的王安石请来，问：“咱效法唐太宗如何？”
没想到，王安石不屑一顾道：“陛下当效法千古圣君尧舜，唐太宗算什么呀？尧、舜之道，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2]
可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新法繁杂，百姓很烦，人们怀疑：难道尧舜时有这么繁杂、烦乱的变法么？王安石又诡辩说：效法尧舜不是照搬尧舜，而是效法尧舜的心意……
但是王安石怎么能证明他的心意就是尧舜的心意呢？反对变法的声音一度遍及朝野，除了靠变法先富起来的贪官，没有赞同的，民间更是怨声载道。怎么办？王安石再出“奇策”。
王安石一面在朝中大力贬谪反对派，组建自己的势力，一面在科举中选出支持变法的“人才”：蔡京、蔡卞，就是王安石选出的青年精英，喜爱之极，王安石招蔡卞为东床快婿。二蔡成了支持变法的中坚，当然，后来也成了北宋亡国的巨奸。
王安石改变科举考试内容，来统一思想，一改以诗赋取士的传统，改考经义策论。诚然，靠诗赋漂亮考取进士，是古代科举的一大弊病，写漂亮诗词文章的人，未必都是治国的良材。王安石摒除诗赋取士，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他改考经义策论、增加法科等，是专门为他变法服务的。
古代经义，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派别多，见解多，无法统一到变法中来。王安石后来组建了经义局，颁布《三经新义》，由王安石的人对经义制定了官方标准答案，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大力推进变法思想。
前两章我们以历史的真相结合天象，展现了王安石变法的推行处处逆天而为，屡遭天谴，最后神宗在荧惑守心的典型天谴下毙命。那么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旨在为他逆天的变法服务，是不是逆天？是不是歪曲经义？是不是钳制思想？不言自明。
后来王安石推出《字说》，又作为必修课本，以政府强力推行全国，把钳制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因为《字说》中有太多的穿凿附会，已成天下笑柄，后来变法被废，《字说》也被清除出教科书行列。
《字说》今已失传，从个别引文来看，王安石把标新立异发展到极端。
王安石的学生、宋神宗的尚书左丞陆佃，曾引用《字说》卷三《释兽》中的说法：“豺”字为什么从“才”？因为豺这种动物比他的同类强，还知道祭祀，有“才”！水獭的“獭”字为什么从“赖”？因为水獭比它的同类都差劲，在根本上背离了他们的原始的习性（改在水中生活了），难道不是个无赖么？[3]
宋人记载王安石解“蔗”字不得其义，有一天走到苗圃，看到田畦边横埋着一株甘蔗，恍然大悟道：“蔗”从“草”从“庶”，原来是草的“庶出”啊！[4]（正妻生的孩子，为嫡出；非正妻生子，为庶出。）
有人问：王安石有这么迂腐么？诚然，后面的这则记载比起上一个王安石学生陆佃的记述，真实性可能差一些，可能是对王安石的恶搞，但是从这个记述本身，足见王安石的《字说》，整体上不得人心。
不过，也未必不是真，因为王安石这个人非常怪异执拗。他为人过于不修边幅，习惯不洗衣服不洗澡、虱子满身跑[5]。宋仁宗时，年轻的王安石在皇家钓鱼宴上，不知道沉迷在思考什么，把一盘子鱼饵吃了个精光，宋仁宗大惊，跟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假如是误食钓饵，吃一粒就不会再吃了，哪有都吃光了的？完全不合人情。”[6] 苏洵的《辨奸论》直接以王安石不合人情，认定他是祸国的大奸臣。
看了上面作为官方教科书的《字说》内容，有人可能捧腹大笑，认为这么荒诞附会的“豺獭”之说，怎么可能有人信？
其实，这是现代人不懂得洗脑的危害。《字说》在当时就是有人信服，上面的“豺獭”之说，是王安石的学生、朝中大臣的着作中记载下来的，文中没有任何不恭敬和嘲弄，体现了当时人真信。
现代人嘲笑古人洗脑后如此愚昧之时，回头看看自己的“被洗脑”后，没注意自己也被套进去了。
红朝的教科书，打造王安石，以这样的定论给一代代人洗脑：“王安石正确的改革，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被保守派极力反扑，所以失败了。”你当时学习的时候不信么？肯定信！而且，至今红朝课本的标准答案就是那样，大陆的老师、学生都当真。
静心反思：红朝不是一贯认定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么？那么王安石变法给皇帝积攒了那么大的财富，王安石才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红朝完全颠倒了是非。王安石变法盘剥百姓，受害的都是最穷困的人，触动最大的是黎民百姓的切身利益，被红朝扭曲为“触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红朝官方学者辩白说：变法后，官员也要交税，有钱人也要交税，他们本来是不交税的，所以他们也反对新法……
大家想想：历来变革都会有人反对，但是，朝廷大臣们，他们交的那点税，和皇上的赏赐、俸禄比起来，太少太少了。北宋官员的俸禄工资是历史上最高的，宰相每年的薪酬按购买力，大约折合500万人民币以上，每年得到的赏赐也相当高。如果不变法，国库穷困，这些官员拿不到赏赐，所以变法，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钱。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富弼、苏颂、范纯仁、唐介……这些官员，他们为什么极力反对新法呢？明知道反对新法要被贬官，宁愿失去官职、利禄，甚至要被迫害，也要反对王安石，为什么？他们在为黎民百姓说话！
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第一功臣、名相富弼，因反对变法被排挤到外地为官，竟敢抗拒朝廷拒绝实行新法，王安石要法办富弼，宋神宗不允许，因为富弼功劳太大、名望太大，而是让富弼退休了事。这些名臣在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公而忘私，更是为了国家——中共红朝诬陷他们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本身就在炮制伪史。
后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名利双收，趁着改革攫取了大量财富，这正是王安石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实践写照。
一直按王安石路线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司马光去奔丧，京城百姓们一见到他，大哭大呼：“司马相公，救救我们！”京城的百姓哭喊成一片，这也是司马光被启用后，彻底废除王安石新法的一个原因。
红朝一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的选择”，在此，完全不敢提这些了。
红朝说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而今中共是最大的地主。中共把百姓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表面上说公有、全民所有——实际上呢？控制权在谁，收益在谁，谁才是真正的拥有者。自称“人民公仆”的中共官员们，才是真正的大地主，都率先暴富起来了。
红朝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利用无产阶级、进行“党官阶级专政”。当今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持续镇压民众上访，已经把这个实质暴露无遗。“党官阶级”已经把人民的利益、言论、话语权都代表走了，江氏的“三个代表”已经写进了党章和宪法。
被洗脑的国人，还以“国家主人”自居，捍卫“公仆们”的利益，乐此不疲。
新法执行的恶果愈演愈烈，不断有大臣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把所有反对者都排挤出朝，不让皇帝听到反对的声音，以完全蒙蔽天子。
司马光（大史学家，反对王安石的首席代表），程颢（颢音号，任御史，程颐的哥哥，着名宋儒理学家、教育家），苏轼（苏轼字东坡，后被王安石党羽以文字狱陷害，被贬谪黄州），苏辙（苏子由，苏东坡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都被排挤出朝。
富弼（当时第一功臣，政绩斐然，名相），韩琦（贤相），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除韩琦在外地被打击，其馀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
其他名臣：文彦博（四朝元老，曾任相），张方平（原宰相），曾公亮（原宰相，军事家，编着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苏颂（科学家，天文学家，外交家，曾任宰相），刘恕（秘书丞，史家），范纯仁（范仲淹次子，重臣，后为哲宗时的宰相），龙图阁学士孙觉、宋敏求，吴奎（副相）、唐介、刘挚（王安石提拔起来的，后为哲宗宰相）……皆被贬走。
王安石对昔日的靠山：吕公着（吕晦叔）、韩维也不留情，只要反对就贬黜。对推荐启用他的司马光更不在话下了。
王安石为了他理想化的变法可谓众叛亲离，连他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也成了他的反对者。
因朝廷的监察官——御史，根据实际民情，上书新法的害处，结果御史台被王安石整肃，吕诲、范镇等10个御史先后被罢免。反对派彻底息声，朝中充斥着赞美和谄媚，下去调查的人都不敢说实话了。
王安石清洗反对派不择手段。1069年8月，范仲淹的儿子，时任集贤院学士、皇帝起居舍人的范纯仁，直言反对新法，王安石为迫害他找不到把柄，最后给出的罪名是：范家有禁书——《推背图》！要以此连坐范纯仁全家！
宋神宗实在看不过去了，说：“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范纯仁被贬外地，后来曾说：神宗对他有“保全家族之大恩”！
为什么王安石要一石二鸟？打击范纯仁，同时重申禁书，让人们不敢再谈当时论炙手可热的《推背图》？且看下一章：《推背图》中的王安石变法。（未完，待续）
[1]《史记‧天官书》：“义失者，罚出岁星。” 岁星即木星。
[2]《宋史‧王安石传》
[3]（北宋）陆佃，《埤雅》。
[4]（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
[5]（北宋）彭乘的《墨客挥犀》中记载：王安石和王珪同任丞相时，一日二人在皇帝身边侍朝，忽然有一只虱在从王安石的衣领里爬出来，爬到了胡须上，皇上看着直笑，王安石还不知道咋回事呢。退朝后，王珪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赶紧让侍从抓虱子，王珪说：“不能这么就抓掉了，我有一首《颂虱》为证：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6]（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 @#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十几天后将出现一个重要的天象：木火同（相犯极近、几至重合，称为“同”），还共同犯入代表天子之宫的氐宿。在《天象预告的朝鲜战争》中给出过这张天象图，也做过初步解读。一般说来，这是一个福凶参半但偏凶的天象，但是天人合一，由于人间形势偏离天道的发展，使得这个天象成了大凶之象。
可能有读者会有疑问了：火星是灾星，而木星不是福星吗？福星进入天子之宫，怎么成了罚星凶兆？
可能大家忘记了，在《第十二章 五星连珠，错争千古看祸福》中我们讲过，《史记‧天官书》中明确说：如果人间背离正义，逆天背道，本是福星的木星，会变成罚星，天罚自木星出。[1]。
没有历史的演义奠定，今人总会疑惑重重。下面，我们还是继续宋朝铺成的逆天的历史，看看木星如何变福为祸，执掌天罚的。
（接前文 逆天而为痛悔迟39：1067年──五星连珠强国梦，变法逆天悔成空（中） （点击这里） ）
10. 失道逆天行，福星变罚星
图40-2：1067年10月凌晨，五星聚东方，福星照宰相，因为王安石变法逆天，木星由福星变为罚星。
上一章我们讲到：五星连珠聚东方、福星高照东上相，上天在给北宋赐福，本来注定了首席宰相王安石的大福份，让北宋变法强国，可是王安石不遵历史规律，胡乱变法，逆天害民，受到天谴而不悟，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口号，继续逆天而为。大逆不道的结局，必然是天谴。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唐太宗精辟地道出了历史的规律，被后世遵为至理名言。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很推崇唐太宗。早在变法之前，20岁的神宗把美誉满朝野的王安石请来，问：“咱效法唐太宗如何？”
没想到，王安石不屑一顾道：“陛下当效法千古圣君尧舜，唐太宗算什么呀？尧、舜之道，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2]
可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新法繁杂，百姓很烦，人们怀疑：难道尧舜时有这么繁杂、烦乱的变法么？王安石又诡辩说：效法尧舜不是照搬尧舜，而是效法尧舜的心意……
但是王安石怎么能证明他的心意就是尧舜的心意呢？反对变法的声音一度遍及朝野，除了靠变法先富起来的贪官，没有赞同的，民间更是怨声载道。怎么办？王安石再出“奇策”。
11. 钳制思想言论，官方统一标准
王安石一面在朝中大力贬谪反对派，组建自己的势力，一面在科举中选出支持变法的“人才”：蔡京、蔡卞，就是王安石选出的青年精英，喜爱之极，王安石招蔡卞为东床快婿。二蔡成了支持变法的中坚，当然，后来也成了北宋亡国的巨奸。
改革科举 曲解经义
王安石改变科举考试内容，来统一思想，一改以诗赋取士的传统，改考经义策论。诚然，靠诗赋漂亮考取进士，是古代科举的一大弊病，写漂亮诗词文章的人，未必都是治国的良材。王安石摒除诗赋取士，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他改考经义策论、增加法科等，是专门为他变法服务的。
古代经义，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派别多，见解多，无法统一到变法中来。王安石后来组建了经义局，颁布《三经新义》，由王安石的人对经义制定了官方标准答案，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大力推进变法思想。
前两章我们以历史的真相结合天象，展现了王安石变法的推行处处逆天而为，屡遭天谴，最后神宗在荧惑守心的典型天谴下毙命。那么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旨在为他逆天的变法服务，是不是逆天？是不是歪曲经义？是不是钳制思想？不言自明。
炮制《字说》，笑柄全国
后来王安石推出《字说》，又作为必修课本，以政府强力推行全国，把钳制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因为《字说》中有太多的穿凿附会，已成天下笑柄，后来变法被废，《字说》也被清除出教科书行列。
《字说》今已失传，从个别引文来看，王安石把标新立异发展到极端。
王安石的学生、宋神宗的尚书左丞陆佃，曾引用《字说》卷三《释兽》中的说法：“豺”字为什么从“才”？因为豺这种动物比他的同类强，还知道祭祀，有“才”！水獭的“獭”字为什么从“赖”？因为水獭比它的同类都差劲，在根本上背离了他们的原始的习性（改在水中生活了），难道不是个无赖么？[3]
宋人记载王安石解“蔗”字不得其义，有一天走到苗圃，看到田畦边横埋着一株甘蔗，恍然大悟道：“蔗”从“草”从“庶”，原来是草的“庶出”啊！[4]（正妻生的孩子，为嫡出；非正妻生子，为庶出。）
有人问：王安石有这么迂腐么？诚然，后面的这则记载比起上一个王安石学生陆佃的记述，真实性可能差一些，可能是对王安石的恶搞，但是从这个记述本身，足见王安石的《字说》，整体上不得人心。
不过，也未必不是真，因为王安石这个人非常怪异执拗。他为人过于不修边幅，习惯不洗衣服不洗澡、虱子满身跑[5]。宋仁宗时，年轻的王安石在皇家钓鱼宴上，不知道沉迷在思考什么，把一盘子鱼饵吃了个精光，宋仁宗大惊，跟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假如是误食钓饵，吃一粒就不会再吃了，哪有都吃光了的？完全不合人情。”[6] 苏洵的《辨奸论》直接以王安石不合人情，认定他是祸国的大奸臣。
12. 洗脑当悔悟，谁是大地主？
看了上面作为官方教科书的《字说》内容，有人可能捧腹大笑，认为这么荒诞附会的“豺獭”之说，怎么可能有人信？
其实，这是现代人不懂得洗脑的危害。《字说》在当时就是有人信服，上面的“豺獭”之说，是王安石的学生、朝中大臣的着作中记载下来的，文中没有任何不恭敬和嘲弄，体现了当时人真信。
现代人嘲笑古人洗脑后如此愚昧之时，回头看看自己的“被洗脑”后，没注意自己也被套进去了。
红朝的教科书，打造王安石，以这样的定论给一代代人洗脑：“王安石正确的改革，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被保守派极力反扑，所以失败了。”你当时学习的时候不信么？肯定信！而且，至今红朝课本的标准答案就是那样，大陆的老师、学生都当真。
静心反思：红朝不是一贯认定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么？那么王安石变法给皇帝积攒了那么大的财富，王安石才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红朝完全颠倒了是非。王安石变法盘剥百姓，受害的都是最穷困的人，触动最大的是黎民百姓的切身利益，被红朝扭曲为“触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红朝官方学者辩白说：变法后，官员也要交税，有钱人也要交税，他们本来是不交税的，所以他们也反对新法……
大家想想：历来变革都会有人反对，但是，朝廷大臣们，他们交的那点税，和皇上的赏赐、俸禄比起来，太少太少了。北宋官员的俸禄工资是历史上最高的，宰相每年的薪酬按购买力，大约折合500万人民币以上，每年得到的赏赐也相当高。如果不变法，国库穷困，这些官员拿不到赏赐，所以变法，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钱。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富弼、苏颂、范纯仁、唐介……这些官员，他们为什么极力反对新法呢？明知道反对新法要被贬官，宁愿失去官职、利禄，甚至要被迫害，也要反对王安石，为什么？他们在为黎民百姓说话！
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第一功臣、名相富弼，因反对变法被排挤到外地为官，竟敢抗拒朝廷拒绝实行新法，王安石要法办富弼，宋神宗不允许，因为富弼功劳太大、名望太大，而是让富弼退休了事。这些名臣在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公而忘私，更是为了国家——中共红朝诬陷他们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本身就在炮制伪史。
后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名利双收，趁着改革攫取了大量财富，这正是王安石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实践写照。
一直按王安石路线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司马光去奔丧，京城百姓们一见到他，大哭大呼：“司马相公，救救我们！”京城的百姓哭喊成一片，这也是司马光被启用后，彻底废除王安石新法的一个原因。
红朝一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的选择”，在此，完全不敢提这些了。
红朝说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而今中共是最大的地主。中共把百姓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表面上说公有、全民所有——实际上呢？控制权在谁，收益在谁，谁才是真正的拥有者。自称“人民公仆”的中共官员们，才是真正的大地主，都率先暴富起来了。
红朝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利用无产阶级、进行“党官阶级专政”。当今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持续镇压民众上访，已经把这个实质暴露无遗。“党官阶级”已经把人民的利益、言论、话语权都代表走了，江氏的“三个代表”已经写进了党章和宪法。
被洗脑的国人，还以“国家主人”自居，捍卫“公仆们”的利益，乐此不疲。
13.上欺天子，中惩群臣，下压百姓
新法执行的恶果愈演愈烈，不断有大臣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把所有反对者都排挤出朝，不让皇帝听到反对的声音，以完全蒙蔽天子。
司马光（大史学家，反对王安石的首席代表），程颢（颢音号，任御史，程颐的哥哥，着名宋儒理学家、教育家），苏轼（苏轼字东坡，后被王安石党羽以文字狱陷害，被贬谪黄州），苏辙（苏子由，苏东坡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都被排挤出朝。
富弼（当时第一功臣，政绩斐然，名相），韩琦（贤相），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除韩琦在外地被打击，其馀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
其他名臣：文彦博（四朝元老，曾任相），张方平（原宰相），曾公亮（原宰相，军事家，编着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苏颂（科学家，天文学家，外交家，曾任宰相），刘恕（秘书丞，史家），范纯仁（范仲淹次子，重臣，后为哲宗时的宰相），龙图阁学士孙觉、宋敏求，吴奎（副相）、唐介、刘挚（王安石提拔起来的，后为哲宗宰相）……皆被贬走。
王安石对昔日的靠山：吕公着（吕晦叔）、韩维也不留情，只要反对就贬黜。对推荐启用他的司马光更不在话下了。
王安石为了他理想化的变法可谓众叛亲离，连他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也成了他的反对者。
因朝廷的监察官——御史，根据实际民情，上书新法的害处，结果御史台被王安石整肃，吕诲、范镇等10个御史先后被罢免。反对派彻底息声，朝中充斥着赞美和谄媚，下去调查的人都不敢说实话了。
王安石清洗反对派不择手段。1069年8月，范仲淹的儿子，时任集贤院学士、皇帝起居舍人的范纯仁，直言反对新法，王安石为迫害他找不到把柄，最后给出的罪名是：范家有禁书——《推背图》！要以此连坐范纯仁全家！
宋神宗实在看不过去了，说：“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范纯仁被贬外地，后来曾说：神宗对他有“保全家族之大恩”！
为什么王安石要一石二鸟？打击范纯仁，同时重申禁书，让人们不敢再谈当时论炙手可热的《推背图》？且看下一章：《推背图》中的王安石变法。（未完，待续）
注释：
[1]《史记‧天官书》：“义失者，罚出岁星。” 岁星即木星。
[2]《宋史‧王安石传》
[3]（北宋）陆佃，《埤雅》。
[4]（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
[5]（北宋）彭乘的《墨客挥犀》中记载：王安石和王珪同任丞相时，一日二人在皇帝身边侍朝，忽然有一只虱在从王安石的衣领里爬出来，爬到了胡须上，皇上看着直笑，王安石还不知道咋回事呢。退朝后，王珪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赶紧让侍从抓虱子，王珪说：“不能这么就抓掉了，我有一首《颂虱》为证：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6]（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 @#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