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1月09日讯】中国底层百姓说民不聊生，贪腐官员唉叹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现一个新词“商不聊生”。根据胡润财富排行榜调查：只要身价超过一千万美金的中国商人，80%想要离开中国。为什么中国商人也“不聊生”呢？来看报导。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去产能，带来大量失业；城乡强拆屡屡引发警民冲突或血案，百姓维权却遭镇压；各种诈骗集团手段层出不穷；信贷平台危机四伏，资金断裂。
中国底层百姓常说“民不聊生”，而自反腐运动以来，中共高官自杀率飙升，连党媒也讨论过“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现一个新词“商不聊生”。
台湾《民报》刊登原报社总编辑、国际公关公司主管洪博学的文章“中国，商不聊生时代”。文章说，比民、官生活压力更大的是商人。根据胡润财富排行榜调查：只要身价超过一千万美金的中国商人，80%想要离开中国。
洪博学在文章中举例，台湾大润发的尹老板，一看中国景气势头不妙，早已出脱中国资产，回到台湾。而香港富豪李嘉诚，从2008年开始就将资产陆续从中国移转到英国，并且全家入籍加拿大，目前李嘉诚在中港资产，大约只有留下3成不到。
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现在中国的商人，企业家普遍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他们很多人想离开中国，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但中国现在又控制了资本外逃，不要说那些中小商人，就连那些中国顶尖的巨富们，他们都是有头有脸，跟中共的高层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们想离开中国都非常的困难。”
文章还说，钱越多，离家的欲望越强烈，因为这个国家的商人，财富如同梦幻泡影，消逝很快。
中国几名巨富的下场似乎佐证了这种说法。2005年被中国《胡润百富》杂志列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5年后被判入狱14年，外界传言他卷入中共高层内斗。而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2013、2015年两度成为中国首富，但今年在当局紧抓金融维稳的政策下，他不断抛售资产，不利消息频传。而亿万富豪，“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去年大年三十突然被从香港抓回北京，所谓协助调查。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指出，中国的经商环境实际上反映出私有财产，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地位。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剥夺了民营企业家，乡绅，以至农民的私有财产。直到计划经济体制面临崩溃，70年代才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但当经济一有起色，中共又通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股份化等，把财富重新弄到自己手中。
近20年来，虽然有些互联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迅速致富，但谢田教授指出，中共从来也没有放弃攫取它们资产的渴望。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很多这些公司它们也曾经跟中共长袖善舞、与狼共舞，希望在中共的夹缝中找到一个生存的空间。很多也找到了这个生存空间。但是没有法治的保障，没有公正的社会竞争，共产党只要是权大于法，那它就随时可以把这些财产剥夺掉。”
谢田教授分析，这就是中国商人可能迅速致富，也可能很快财富烟消云散的原因。中国的富豪榜向来是所谓的“见光死”，中共让他们积累财富后又来重新剥夺，并不奇怪。
而对于基本没有官场人脉的中小企业来说，环境更为艰难。在政策调整下，许多中小企业成为了去产能的对象，面临雾霾压顶，中小企业被一刀切式关停，2017年，又有成批民营企业倒闭。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去产能，带来大量失业；城乡强拆屡屡引发警民冲突或血案，百姓维权却遭镇压；各种诈骗集团手段层出不穷；信贷平台危机四伏，资金断裂。
中国底层百姓常说“民不聊生”，而自反腐运动以来，中共高官自杀率飙升，连党媒也讨论过“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现一个新词“商不聊生”。
台湾《民报》刊登原报社总编辑、国际公关公司主管洪博学的文章“中国，商不聊生时代”。文章说，比民、官生活压力更大的是商人。根据胡润财富排行榜调查：只要身价超过一千万美金的中国商人，80%想要离开中国。
洪博学在文章中举例，台湾大润发的尹老板，一看中国景气势头不妙，早已出脱中国资产，回到台湾。而香港富豪李嘉诚，从2008年开始就将资产陆续从中国移转到英国，并且全家入籍加拿大，目前李嘉诚在中港资产，大约只有留下3成不到。
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现在中国的商人，企业家普遍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他们很多人想离开中国，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但中国现在又控制了资本外逃，不要说那些中小商人，就连那些中国顶尖的巨富们，他们都是有头有脸，跟中共的高层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们想离开中国都非常的困难。”
文章还说，钱越多，离家的欲望越强烈，因为这个国家的商人，财富如同梦幻泡影，消逝很快。
中国几名巨富的下场似乎佐证了这种说法。2005年被中国《胡润百富》杂志列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5年后被判入狱14年，外界传言他卷入中共高层内斗。而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2013、2015年两度成为中国首富，但今年在当局紧抓金融维稳的政策下，他不断抛售资产，不利消息频传。而亿万富豪，“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去年大年三十突然被从香港抓回北京，所谓协助调查。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指出，中国的经商环境实际上反映出私有财产，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地位。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剥夺了民营企业家，乡绅，以至农民的私有财产。直到计划经济体制面临崩溃，70年代才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但当经济一有起色，中共又通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股份化等，把财富重新弄到自己手中。
近20年来，虽然有些互联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迅速致富，但谢田教授指出，中共从来也没有放弃攫取它们资产的渴望。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很多这些公司它们也曾经跟中共长袖善舞、与狼共舞，希望在中共的夹缝中找到一个生存的空间。很多也找到了这个生存空间。但是没有法治的保障，没有公正的社会竞争，共产党只要是权大于法，那它就随时可以把这些财产剥夺掉。”
谢田教授分析，这就是中国商人可能迅速致富，也可能很快财富烟消云散的原因。中国的富豪榜向来是所谓的“见光死”，中共让他们积累财富后又来重新剥夺，并不奇怪。
而对于基本没有官场人脉的中小企业来说，环境更为艰难。在政策调整下，许多中小企业成为了去产能的对象，面临雾霾压顶，中小企业被一刀切式关停，2017年，又有成批民营企业倒闭。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