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12日讯】大陆学者在美媒探讨，今年习近平是否会和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共生死关头出台确定新政治路线的“历史决议”，但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无法评价邓小平功过。也有分析指，如何面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才是习扭转历史的关键。
1月11日，有大陆学者在《纽约时报》刊文称，按惯例，北京当局在2018年会隆重纪念“改革40年”。与40年前一样，目前中共改革也到了历史关口。虽然官方仍高喊改革，但民间早已对中共改革判了死缓——如果不说死刑的话，故而如何激活民间对改革的支持，就成为习近平的一大难事。
文章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都是中共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用来改变政治路线的“历史决议”。
前一个决议巩固了毛的地位，帮助中共颠覆了国民党政府，夺取了政权。后一个决议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中共改革由此进入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而当下又处于一种微妙状态。中共十九大宣称进入“新时代”，然而新时代的本质是什么，仍不很清晰。从习近平的思想和路线看，是要用强力反腐和治党，使中共回到“思想一统”和“组织一统”的状态。但在目前这个开放和多元时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并不可取。
文章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正要开辟一个“新时代”，应该进一步推进改革，把“改革开放”从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这才能打破瓶颈，凝聚人心，让民间支持改革。
所以，习近平能否藉机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从时间上看，前两份“历史决议”的间隔是36年，2018年距1981年，也正好是37年。
不过，文章认为，基本可以确定，习近平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其中一个原因是无法评价邓小平和八九事件，以及中共的现状和改革成效。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共早已设下理论禁区，无论是突破禁区还是维持现状，都无法达到“统一”认识。
在前两份“历史决议”中，毛和邓都是通过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来确立新路线。在第二份决议中，邓小平在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时，还保留了对毛泽东“七三开”的评价，以避免触碰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习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评价八九六四，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论”、“猫论”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来的一系列恶果，这将是一大难题。
因此，文章认为，习近平不会公开出台“历史决议”，但是如果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必须对过去40年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可能会只在内部进行。
文章最后说，无论如何总结，以八九六四为代表的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很难获得民众对中共改革的继续支持。
作为大陆学者，其文章中一般会避过一些“政治禁区”，其中包括对江泽民的历史定位，以及对中共而言生死攸关、包括多数海外媒体人都噤若寒蝉的法轮功问题。
当前，中共政权正面临末日危机，连北京高层也不讳言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但造成这种危机的关键，显然不只是六四屠城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习近平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江泽民一手制造的对法轮功的举国镇压。这场已持续18年的镇压，事实上打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程，把中共的政治轨道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这样的滔天罪行，其造成的恶果和烂摊子至今都令习近平无法收拾。
也就是说，六四屠杀直接关系到中共二代核心邓小平，而迫害法轮功直接关系到中共三代核心江泽民，如果习近平要以“历史决议”的方式纠正这两个问题，等于他要同时否定中共二代、三代核心。
而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被邓小平否定了。尽管邓名义上保留了毛的政治地位，但他基本否定了毛从建政以来的所有主要政策，仅仅保留了一张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皮而已。
这样一来，对习近平而言，如果他要想真正继续改革，他就要在邓小平基础上否定前面三任中共党魁（胡锦涛时期只是延续江泽民路线），等于实际否定了整个共产党历史，否定了共产主义。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所谓的“历史决议”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任何实质作用，而他也不得不继续背负这几个前任欠下的巨量血债。
唐靖远认为，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他能够跳出中共这个框架，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对中共统治中国的整个历史做一个彻底的否定，让所有的包袱都随着中共的解体而自然卸下，对他本人和整个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善莫大焉的壮举。
（记者和穆报导/责任编辑：戴明）
1月11日，有大陆学者在《纽约时报》刊文称，按惯例，北京当局在2018年会隆重纪念“改革40年”。与40年前一样，目前中共改革也到了历史关口。虽然官方仍高喊改革，但民间早已对中共改革判了死缓——如果不说死刑的话，故而如何激活民间对改革的支持，就成为习近平的一大难事。
文章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都是中共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用来改变政治路线的“历史决议”。
前一个决议巩固了毛的地位，帮助中共颠覆了国民党政府，夺取了政权。后一个决议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中共改革由此进入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而当下又处于一种微妙状态。中共十九大宣称进入“新时代”，然而新时代的本质是什么，仍不很清晰。从习近平的思想和路线看，是要用强力反腐和治党，使中共回到“思想一统”和“组织一统”的状态。但在目前这个开放和多元时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并不可取。
文章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正要开辟一个“新时代”，应该进一步推进改革，把“改革开放”从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这才能打破瓶颈，凝聚人心，让民间支持改革。
所以，习近平能否藉机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从时间上看，前两份“历史决议”的间隔是36年，2018年距1981年，也正好是37年。
不过，文章认为，基本可以确定，习近平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其中一个原因是无法评价邓小平和八九事件，以及中共的现状和改革成效。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共早已设下理论禁区，无论是突破禁区还是维持现状，都无法达到“统一”认识。
在前两份“历史决议”中，毛和邓都是通过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来确立新路线。在第二份决议中，邓小平在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时，还保留了对毛泽东“七三开”的评价，以避免触碰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习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评价八九六四，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论”、“猫论”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来的一系列恶果，这将是一大难题。
因此，文章认为，习近平不会公开出台“历史决议”，但是如果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必须对过去40年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可能会只在内部进行。
文章最后说，无论如何总结，以八九六四为代表的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很难获得民众对中共改革的继续支持。
作为大陆学者，其文章中一般会避过一些“政治禁区”，其中包括对江泽民的历史定位，以及对中共而言生死攸关、包括多数海外媒体人都噤若寒蝉的法轮功问题。
当前，中共政权正面临末日危机，连北京高层也不讳言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但造成这种危机的关键，显然不只是六四屠城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习近平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江泽民一手制造的对法轮功的举国镇压。这场已持续18年的镇压，事实上打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程，把中共的政治轨道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这样的滔天罪行，其造成的恶果和烂摊子至今都令习近平无法收拾。
也就是说，六四屠杀直接关系到中共二代核心邓小平，而迫害法轮功直接关系到中共三代核心江泽民，如果习近平要以“历史决议”的方式纠正这两个问题，等于他要同时否定中共二代、三代核心。
而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被邓小平否定了。尽管邓名义上保留了毛的政治地位，但他基本否定了毛从建政以来的所有主要政策，仅仅保留了一张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皮而已。
这样一来，对习近平而言，如果他要想真正继续改革，他就要在邓小平基础上否定前面三任中共党魁（胡锦涛时期只是延续江泽民路线），等于实际否定了整个共产党历史，否定了共产主义。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所谓的“历史决议”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任何实质作用，而他也不得不继续背负这几个前任欠下的巨量血债。
唐靖远认为，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他能够跳出中共这个框架，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对中共统治中国的整个历史做一个彻底的否定，让所有的包袱都随着中共的解体而自然卸下，对他本人和整个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善莫大焉的壮举。
（记者和穆报导/责任编辑：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