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们要如何评价共产主义的罪行？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何必须等到20世纪末，该课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对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怖的研究在东欧日益流行，但毫无疑问，与纳粹罪行的研究相比，还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赶上。
人们不禁注意到，纳粹和共产主义二者罪行之研究存在强烈反差。1945年的胜利者在法律上使纳粹罪行成为他们谴责纳粹主义的主要焦点，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数以千计的书籍和数十部电影都专门讨论这一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夜与雾》（Night and Fog）、《浩劫》（Shoah）、《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和《辛特勒的名单》（Schmdler’s List）。仅举一例，拿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来说，其主要工作的核心就是详述第三帝国杀害犹太人所用的方法。
然而，学者们却忽视了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尽管像希姆莱（Himmler）和艾希曼（Eichmann）这样的名字在全世界已被公认为20世纪暴行的代名词，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尼古拉．耶卓夫（ Nikolai Ezhov）等名字却鲜为人知。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斯大林，一直令人惊讶地享受着人们的尊崇。法国一政府机构国家乐透（National Lottery），曾疯狂到将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它的一场广告活动。那有人敢出主意让希特勒或戈培尔在广告中充当要角吗？
对希特勒的罪行予以特别关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种关注尊重了幸存证人的愿望，满足了试图了解这些事件的研究者们的需求，并反映了道德和政治当局加强民主价值观的意愿。但是，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揭露几乎未引起轰动。政治人物为何会有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呢？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大灾难曾触及四大洲约三分之一人类的生活，学术界为何对它保持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中，为何人们如此普遍不愿将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和反人类罪——这类关键因素视为核心因素呢？这难道真的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吗？不然就是，我们正在刻意回避密切检视该课题，以免了解真相？
造成这种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有独裁者极力要求抹去其罪行，并为其无法掩盖的行为辩护。赫鲁晓夫（Khrushchev）1956年的“秘密报告”，首度承认了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下的共产主义暴行。它也是一位暴君企图掩盖自身罪行的声明。这些罪行是他在恐怖高峰期任乌克兰共产党党魁时所犯下的，他狡猾地将其推卸给斯大林，声称自己及手下当时只是服从命令。为了掩盖绝大部分共产主义罪行，赫鲁晓夫仅谈到受害的共产党人，但他们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其他人。他用好听的措辞定义了这些罪行，在结论中将其描述为“在斯大林领导下所犯的虐待行为”。这样做是为了将该体制的延续正当化，以维持其原则不变、结构不变，以及人员不变。
赫鲁晓夫以难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准备其“秘密报告”时所面临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斯大林一名心腹的反对：“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是那么唯命是从，如果斯大林眨眨眼，说卡冈诺维奇割了自己父亲的喉咙符合事业——斯大林事业的利益，他就会这么做的。这个事业是……他正在反对我，那是出于一种自私的恐惧，怕自己性命不保。急于逃脱对所发生事件的任何责任，是他的全部动机。如果犯了罪，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掩盖自己的行迹。”为了确保骇人的真相永远不见天日，他们拒绝任何人接触共产国家的档案、全面控制印刷媒体和其它媒体以及边境通道、用宣传机构吹嘘这些政权的“成就”，并用整个国家机器来严密封锁信息。
暴君们并不满足于隐瞒其罪行，对所有敢于曝光其罪行的人，还系统性地进行攻击。二战后，这一点在法国两个场合变得显而易见。1949年1月至4月，巴黎共产主义杂志《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连篇累牍地对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进行了“审判”。他是一名前高官，着有《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一书。书中描述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法国文学》由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掌管，对克拉夫琴科进行肆意谩骂。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法国文学》又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审判”，针对的是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和前托洛斯基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1946年因其着作《集中营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centration Camps）而获得勒诺多奖（Renaudot Prize）。1949年11月12日，鲁塞敦促所有前纳粹集中营被放逐者组建一个调查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委员会。他遭到共产党媒体的野蛮攻击，后者否认这类集中营的存在。在鲁塞发出呼吁后，玛格丽特‧布伯-诺依曼（Margaret Buber-Neumann）在1950年2月25日《费加罗文学》（Figaro Littéraire）发表的〈对苏联集中营的调查：撒旦与别西卜谁更坏？〉（An Inquiry on Soviet Camps:Who Is Worse,Satan or Beelzebub?）一文中，讲述了她两次被放逐到集中营的经历——一次是纳粹集中营，一次是苏联集中营。
尽管有人作出这些努力来启迪人类，但暴君们仍继续搬出重炮，使世界上任何地方妨碍他们的人噤声。共产党的杀手们着手于残害、诽谤和恐吓他们的对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ksandr Zinoviev）和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被逐出自己国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被流放到高尔基（Gorky）；佩特罗．赫伊霍伦科（Petro Hryhorenko）将军被投入精神病院；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则被一把雨伞刺杀，该雨伞可发射充满毒药的小球。
面对这种无休止的恐吓和掩盖行为，受害者们变得不愿大胆发声，实际上也被阻止重返主流社会。在那里，指控和处决他们的人无时不在。瓦西里．格罗斯曼富有表现力地刻画了他们的绝望。对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来说，要将共产主义悲剧的纪念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这与国际犹太社区积极纪念犹太人大屠杀形成鲜明相比。任何纪念的请求或赔偿的要求均被置之不理。
当暴君不能再隐瞒真相——行刑队、集中营、人造饥荒，他们就极力粉饰这些暴行，以此证明其正当性。在承认动用恐怖手段后，他们就使用“砍伐一片森林，刨花难免被风吹走”或“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煎蛋卷”这类标语，把恐怖说成是革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反驳说，他见过打碎的鸡蛋，但他认识的人都未尝过煎蛋卷！也许最邪恶的就是对语言的歪曲。彷彿变魔法一般，集中营系统变成了“再教育系统”；暴君们摇身变成了“教育者”，将旧社会的人改造成“新人”。Zeks（该词用于指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被强制“邀请”信任一个奴役他们的系统。在中国，集中营囚犯被称为“学员”。他们被要求学习党的“正确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错误思维。
严格说来，谎言并非总是真理的对立面，它一般会包含真理的要素。歪曲的语言，存在于令景象失真的扭曲眼光之中；人们面对的是短视的社会和政治哲学。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扭曲的态度容易纠正，但教导假先知去奉行理性宽容之道，就非常之难。第一印象总是挥之不去的。基于对语言的破坏，共产党人像武术家一样，拥有无与伦比的宣传力量。这使他们成功击退了对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着不断变换花样，延续共产党人的信仰，团结其激进分子和支持者队伍。因此，他们就紧紧抓住其思想信仰的基本原则，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译者注：150年—230年，基督教着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学鼻祖之一。）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阐述：“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我们要如何评价共产主义的罪行？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何必须等到20世纪末，该课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对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怖的研究在东欧日益流行，但毫无疑问，与纳粹罪行的研究相比，还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赶上。
人们不禁注意到，纳粹和共产主义二者罪行之研究存在强烈反差。1945年的胜利者在法律上使纳粹罪行成为他们谴责纳粹主义的主要焦点，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数以千计的书籍和数十部电影都专门讨论这一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夜与雾》（Night and Fog）、《浩劫》（Shoah）、《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和《辛特勒的名单》（Schmdler’s List）。仅举一例，拿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来说，其主要工作的核心就是详述第三帝国杀害犹太人所用的方法。
然而，学者们却忽视了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尽管像希姆莱（Himmler）和艾希曼（Eichmann）这样的名字在全世界已被公认为20世纪暴行的代名词，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尼古拉．耶卓夫（ Nikolai Ezhov）等名字却鲜为人知。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斯大林，一直令人惊讶地享受着人们的尊崇。法国一政府机构国家乐透（National Lottery），曾疯狂到将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它的一场广告活动。那有人敢出主意让希特勒或戈培尔在广告中充当要角吗？
对希特勒的罪行予以特别关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种关注尊重了幸存证人的愿望，满足了试图了解这些事件的研究者们的需求，并反映了道德和政治当局加强民主价值观的意愿。但是，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揭露几乎未引起轰动。政治人物为何会有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呢？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大灾难曾触及四大洲约三分之一人类的生活，学术界为何对它保持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中，为何人们如此普遍不愿将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和反人类罪——这类关键因素视为核心因素呢？这难道真的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吗？不然就是，我们正在刻意回避密切检视该课题，以免了解真相？
造成这种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有独裁者极力要求抹去其罪行，并为其无法掩盖的行为辩护。赫鲁晓夫（Khrushchev）1956年的“秘密报告”，首度承认了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下的共产主义暴行。它也是一位暴君企图掩盖自身罪行的声明。这些罪行是他在恐怖高峰期任乌克兰共产党党魁时所犯下的，他狡猾地将其推卸给斯大林，声称自己及手下当时只是服从命令。为了掩盖绝大部分共产主义罪行，赫鲁晓夫仅谈到受害的共产党人，但他们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其他人。他用好听的措辞定义了这些罪行，在结论中将其描述为“在斯大林领导下所犯的虐待行为”。这样做是为了将该体制的延续正当化，以维持其原则不变、结构不变，以及人员不变。
赫鲁晓夫以难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准备其“秘密报告”时所面临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斯大林一名心腹的反对：“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是那么唯命是从，如果斯大林眨眨眼，说卡冈诺维奇割了自己父亲的喉咙符合事业——斯大林事业的利益，他就会这么做的。这个事业是……他正在反对我，那是出于一种自私的恐惧，怕自己性命不保。急于逃脱对所发生事件的任何责任，是他的全部动机。如果犯了罪，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掩盖自己的行迹。”为了确保骇人的真相永远不见天日，他们拒绝任何人接触共产国家的档案、全面控制印刷媒体和其它媒体以及边境通道、用宣传机构吹嘘这些政权的“成就”，并用整个国家机器来严密封锁信息。
暴君们并不满足于隐瞒其罪行，对所有敢于曝光其罪行的人，还系统性地进行攻击。二战后，这一点在法国两个场合变得显而易见。1949年1月至4月，巴黎共产主义杂志《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连篇累牍地对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进行了“审判”。他是一名前高官，着有《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一书。书中描述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法国文学》由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掌管，对克拉夫琴科进行肆意谩骂。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法国文学》又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审判”，针对的是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和前托洛斯基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1946年因其着作《集中营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centration Camps）而获得勒诺多奖（Renaudot Prize）。1949年11月12日，鲁塞敦促所有前纳粹集中营被放逐者组建一个调查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委员会。他遭到共产党媒体的野蛮攻击，后者否认这类集中营的存在。在鲁塞发出呼吁后，玛格丽特‧布伯-诺依曼（Margaret Buber-Neumann）在1950年2月25日《费加罗文学》（Figaro Littéraire）发表的〈对苏联集中营的调查：撒旦与别西卜谁更坏？〉（An Inquiry on Soviet Camps:Who Is Worse,Satan or Beelzebub?）一文中，讲述了她两次被放逐到集中营的经历——一次是纳粹集中营，一次是苏联集中营。
尽管有人作出这些努力来启迪人类，但暴君们仍继续搬出重炮，使世界上任何地方妨碍他们的人噤声。共产党的杀手们着手于残害、诽谤和恐吓他们的对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ksandr Zinoviev）和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被逐出自己国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被流放到高尔基（Gorky）；佩特罗．赫伊霍伦科（Petro Hryhorenko）将军被投入精神病院；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则被一把雨伞刺杀，该雨伞可发射充满毒药的小球。
面对这种无休止的恐吓和掩盖行为，受害者们变得不愿大胆发声，实际上也被阻止重返主流社会。在那里，指控和处决他们的人无时不在。瓦西里．格罗斯曼富有表现力地刻画了他们的绝望。对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来说，要将共产主义悲剧的纪念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这与国际犹太社区积极纪念犹太人大屠杀形成鲜明相比。任何纪念的请求或赔偿的要求均被置之不理。
当暴君不能再隐瞒真相——行刑队、集中营、人造饥荒，他们就极力粉饰这些暴行，以此证明其正当性。在承认动用恐怖手段后，他们就使用“砍伐一片森林，刨花难免被风吹走”或“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煎蛋卷”这类标语，把恐怖说成是革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反驳说，他见过打碎的鸡蛋，但他认识的人都未尝过煎蛋卷！也许最邪恶的就是对语言的歪曲。彷彿变魔法一般，集中营系统变成了“再教育系统”；暴君们摇身变成了“教育者”，将旧社会的人改造成“新人”。Zeks（该词用于指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被强制“邀请”信任一个奴役他们的系统。在中国，集中营囚犯被称为“学员”。他们被要求学习党的“正确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错误思维。
严格说来，谎言并非总是真理的对立面，它一般会包含真理的要素。歪曲的语言，存在于令景象失真的扭曲眼光之中；人们面对的是短视的社会和政治哲学。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扭曲的态度容易纠正，但教导假先知去奉行理性宽容之道，就非常之难。第一印象总是挥之不去的。基于对语言的破坏，共产党人像武术家一样，拥有无与伦比的宣传力量。这使他们成功击退了对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着不断变换花样，延续共产党人的信仰，团结其激进分子和支持者队伍。因此，他们就紧紧抓住其思想信仰的基本原则，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译者注：150年—230年，基督教着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学鼻祖之一。）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阐述：“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