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认共产党罪行的第一个转折点来临。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第20届大会上走上讲台。大会议程是闭门进行；只有大会代表在场。在一片鸦雀无声中，代表们被所听到的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党的第一书记在发言中系统地废除了斯大林作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天才”的形象。30年来，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英雄。这份报告，作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而留名于世，是当代共产主义生命中的分水岭之一。尽管只是作为一种策略性让步，但一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首度正式承认，那个在1917年夺取权力的政权，发生了犯罪性“偏离”。
赫鲁晓夫打破苏维埃政权一大禁忌的动机很多。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共产主义的罪行归咎于斯大林一人，从而与邪恶划清界限，并一劳永逸地铲除它，以挽救苏共政权。攻击斯大林集团的决心，同样也影响了赫鲁晓夫的决定。该集团笃信他们前任老板所实行的方法，并妨碍了赫鲁晓夫的权力运作。从1957年6月开始，这些人被有计划地撤销职务。但“政治上判死刑”之后，实际的死刑并未接踵而至。这种现象为苏联1934年以来的首次。这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本身就说明，赫鲁晓夫的动机比较复杂。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党魁多年，以该身分实施并掩盖了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他可能已经厌倦所有这些流血事件。在其回忆录中，他自然关心把自己描述成一副讨人喜欢的形象。赫鲁晓夫回忆起自己的感受：“大会将要结束，决议将被通过，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然后又怎样呢？数百和数千被枪决的人将留存在我们的良心上。”因此，他严厉斥责其同僚：
“对所有那些被捕和被清除的人，我们将如何处理呢？⋯⋯我们现在知道，在镇压期间遭难的人是无辜的。我们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远远算不上人民的敌人，他们是诚实的男人和女人，忠于党，献身革命，致力于列宁主义事业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我依然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人们迟早会从监狱和集中营出来，返回城市。他们会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其亲戚、朋友、同事和每个回家的人⋯⋯我们不得不坦率地向代表们谈及上述那些年党领导层的行为⋯⋯我们怎么能假装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呢？我们知道，党内曾有过镇压统治和专断统治，我们必须告诉大会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犯了罪的人，其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坦白将保证让他获得宽大处理，如果不是为他脱罪的话。”
一些人对斯大林领导下所犯罪行负有部分责任，另一些人因其在任前辈被清洗而获得晋升。他们心中生出一种懊悔之情——一种不冷不热的懊悔、一种自私自利的懊悔、政客的那种懊悔，尽管如此，毕竟是懊悔。必须有人来停止那场屠杀。赫鲁晓夫当时有胆量这样做了，尽管1956年他还是将苏联坦克派进了布达佩斯。
1961年，在苏共第22届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不仅回忆起受害的共产党人，也回忆起斯大林所有的受难者，甚至提议竖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们。此刻，赫鲁晓夫可能已经逾越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越此界限，共产主义存在的理由，即对共产党权力的绝对垄断，就受到挑战。这座纪念碑从未见过天日。1962年，这位第一书记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4年10月24日，赫鲁晓夫被剥夺权力，不过得免一死。1971年，他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对于“秘密演说”的重要性，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该演说代表着共产主义20世纪的发展轨迹已被根本性地打破。在1954年即将退出法国共产党之际，弗朗索瓦．傅勒曾就此话题写下这些话：
“突然之间，1956年2月的‘秘密演说’只手粉碎了当时在全世界盛行的共产主义理念。谴责斯大林罪行的声音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莫斯科，来自莫斯科的‘至圣之地’——克里姆林宫。这不是某个遭排斥的共产党人的声音，而是世界共产党领导人——苏共党魁的声音。由前共产党人提出的指控往往会受到怀疑，而赫鲁晓夫的讲话却为他添彩，给他带来荣誉⋯⋯‘秘密演说’在人心中具有的不寻常力量，就源于无人对其表示反对。”
这一事件特别吊诡，因为一些同时代的人长期以来都向布尔什维克警告这种作法所固有的危险。从1917年到1918年，不满情绪甚至就在社会主义运动自身内部出现，包括相信“来自东方的巨大明灯”的人中。这些人突然毫不留情地批评布尔什维克。实质上，这场争执集中在列宁所使用的方法上：暴力、犯罪和恐怖。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黑暗面被很多证人、受害者和有经验的观察者（以及无数的文章和其它出版物）所曝光。但人们不得不等待时机，直到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愿意承认这一点。唉，这个无疑很重要的进展之意义，被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曲解为承认了共产主义的过错。这确实是一种曲解，因为“秘密演说”仅处理共产党人作为受害者的问题，但至少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首度证实了证人的证词和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长久以来的怀疑：共产主义对在俄国造成巨大悲剧负有责任。
很多“兄弟党”的领导人起初都不相信有必要跟随赫鲁晓夫潮流。拖延了一段时间后，其它国家的几名领导人的确效仿赫鲁晓夫曝光了这些暴行。然而，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才把毛泽东的政策划分为“很大的功绩”和“很大的错误”；前者延续到1957年，后者始于那之后。越南人则满足于躲躲闪闪地提及波尔布特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至于卡斯特罗，在其领导下所犯的暴行则遭到否认。#（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认共产党罪行的第一个转折点来临。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第20届大会上走上讲台。大会议程是闭门进行；只有大会代表在场。在一片鸦雀无声中，代表们被所听到的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党的第一书记在发言中系统地废除了斯大林作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天才”的形象。30年来，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英雄。这份报告，作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而留名于世，是当代共产主义生命中的分水岭之一。尽管只是作为一种策略性让步，但一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首度正式承认，那个在1917年夺取权力的政权，发生了犯罪性“偏离”。
赫鲁晓夫打破苏维埃政权一大禁忌的动机很多。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共产主义的罪行归咎于斯大林一人，从而与邪恶划清界限，并一劳永逸地铲除它，以挽救苏共政权。攻击斯大林集团的决心，同样也影响了赫鲁晓夫的决定。该集团笃信他们前任老板所实行的方法，并妨碍了赫鲁晓夫的权力运作。从1957年6月开始，这些人被有计划地撤销职务。但“政治上判死刑”之后，实际的死刑并未接踵而至。这种现象为苏联1934年以来的首次。这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本身就说明，赫鲁晓夫的动机比较复杂。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党魁多年，以该身分实施并掩盖了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他可能已经厌倦所有这些流血事件。在其回忆录中，他自然关心把自己描述成一副讨人喜欢的形象。赫鲁晓夫回忆起自己的感受：“大会将要结束，决议将被通过，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然后又怎样呢？数百和数千被枪决的人将留存在我们的良心上。”因此，他严厉斥责其同僚：
“对所有那些被捕和被清除的人，我们将如何处理呢？⋯⋯我们现在知道，在镇压期间遭难的人是无辜的。我们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远远算不上人民的敌人，他们是诚实的男人和女人，忠于党，献身革命，致力于列宁主义事业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我依然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人们迟早会从监狱和集中营出来，返回城市。他们会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其亲戚、朋友、同事和每个回家的人⋯⋯我们不得不坦率地向代表们谈及上述那些年党领导层的行为⋯⋯我们怎么能假装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呢？我们知道，党内曾有过镇压统治和专断统治，我们必须告诉大会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犯了罪的人，其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坦白将保证让他获得宽大处理，如果不是为他脱罪的话。”
一些人对斯大林领导下所犯罪行负有部分责任，另一些人因其在任前辈被清洗而获得晋升。他们心中生出一种懊悔之情——一种不冷不热的懊悔、一种自私自利的懊悔、政客的那种懊悔，尽管如此，毕竟是懊悔。必须有人来停止那场屠杀。赫鲁晓夫当时有胆量这样做了，尽管1956年他还是将苏联坦克派进了布达佩斯。
1961年，在苏共第22届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不仅回忆起受害的共产党人，也回忆起斯大林所有的受难者，甚至提议竖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们。此刻，赫鲁晓夫可能已经逾越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越此界限，共产主义存在的理由，即对共产党权力的绝对垄断，就受到挑战。这座纪念碑从未见过天日。1962年，这位第一书记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4年10月24日，赫鲁晓夫被剥夺权力，不过得免一死。1971年，他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对于“秘密演说”的重要性，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该演说代表着共产主义20世纪的发展轨迹已被根本性地打破。在1954年即将退出法国共产党之际，弗朗索瓦．傅勒曾就此话题写下这些话：
“突然之间，1956年2月的‘秘密演说’只手粉碎了当时在全世界盛行的共产主义理念。谴责斯大林罪行的声音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莫斯科，来自莫斯科的‘至圣之地’——克里姆林宫。这不是某个遭排斥的共产党人的声音，而是世界共产党领导人——苏共党魁的声音。由前共产党人提出的指控往往会受到怀疑，而赫鲁晓夫的讲话却为他添彩，给他带来荣誉⋯⋯‘秘密演说’在人心中具有的不寻常力量，就源于无人对其表示反对。”
这一事件特别吊诡，因为一些同时代的人长期以来都向布尔什维克警告这种作法所固有的危险。从1917年到1918年，不满情绪甚至就在社会主义运动自身内部出现，包括相信“来自东方的巨大明灯”的人中。这些人突然毫不留情地批评布尔什维克。实质上，这场争执集中在列宁所使用的方法上：暴力、犯罪和恐怖。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黑暗面被很多证人、受害者和有经验的观察者（以及无数的文章和其它出版物）所曝光。但人们不得不等待时机，直到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愿意承认这一点。唉，这个无疑很重要的进展之意义，被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曲解为承认了共产主义的过错。这确实是一种曲解，因为“秘密演说”仅处理共产党人作为受害者的问题，但至少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首度证实了证人的证词和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长久以来的怀疑：共产主义对在俄国造成巨大悲剧负有责任。
很多“兄弟党”的领导人起初都不相信有必要跟随赫鲁晓夫潮流。拖延了一段时间后，其它国家的几名领导人的确效仿赫鲁晓夫曝光了这些暴行。然而，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才把毛泽东的政策划分为“很大的功绩”和“很大的错误”；前者延续到1957年，后者始于那之后。越南人则满足于躲躲闪闪地提及波尔布特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至于卡斯特罗，在其领导下所犯的暴行则遭到否认。#（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