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1月25日讯】关露是与张爱玲、丁玲、苏青齐名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外表柔弱、文质彬彬，被周恩来派谴去汪精卫特工总部做了一名“汉奸”，之后她又打入日本情报机关，成为“文人汉奸”，多次窃取情报，保全中共。但中共夺取政权后，为掩盖通日丑闻，不承认关露地下党员的身份，使她一生背负“汉奸”骂名，还被关入监狱。1982关露被平反后，当时已年逾75岁病痛缠身的她，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冷漠孤寂的人世间。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这支叫《春天里》的歌，曾经传唱全国，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写曲的贺绿汀很出名，而写词的就是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深受家学熏陶，又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过哲学、中文，与张爱玲、苏青、丁玲齐名，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关露爱写新诗，她1936年写的《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她参与过刊物《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人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
1932年春，关露加入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改变了她的命运，也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1937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中共之命留守上海孤岛。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就是当时住在九龙的廖承志，藉着他父亲廖仲恺的名声，隐蔽在香港为中共地下党搞特务工作。
关露到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后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工作。关露的顶头上司是吴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等职），他与关露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关露工作。
中共给关露的任务是打入上海汪伪“76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接近李士群，除获取情报外，还要对李进行策反。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为了利用色相在上海打开局面，关露特地去整容，垫高了鼻梁。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做起汉奸来，朋友、亲人对她的轻视、不屑，让关露难堪之馀，还得强颜欢笑陪着李士群四处交际应酬。
事实上，汪伪特务机关的两大头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经是共产党党员，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苏联接受特务训练。李在主持汪伪特务机构时，也和当时的共产党有私下联系。
关露打入76号当了李士群的秘书，李也猜到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决定利用关露的地下党关系。随后关露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这直接导致潘1955年被打成“内奸”，被秘密逮捕后判刑。
1942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如释重负，向中共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她想不到中共派给她的新任务却更加不堪，要她：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蒐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为了中共的利益，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由于她精通日文，很快成为核心，由编辑而后任主编，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
1943年8月，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下，关露赴日本参加了大会并发言，消息见诸报端。
关露虽然服从中共的安排当了汉奸，但间谍的工作使她的神经非常紧张，同时还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她因此出现严重的神经衰弱，并开始出现幻觉，身体非常疲劳，情绪异常悲哀。
是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信，暗示想去根据地。胡绣枫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邓颖超派人转告，中共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为党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军统在上海大规模抓捕汉奸，关露被送至新四军控制下的苏皖共区，至此关露红色间谍的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来到苏皖共区的关露，迎接她的却是一连串的误解和羞辱，关露被人视为“汉奸”，这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关露与日本人打交道是中共的指示，中共却不愿为她洗脱罪名，因为这不光彩。
抗日战争结束后，作家楼适夷在淮阴共区遇到关露，亲眼见到“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
关露还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随之而来，关露失去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因为做间谍又单身了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1946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39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
邓说，“恩来和我反覆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中共的利益，王炳南服从了党的需要，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关露只有自己吞下苦果。从此这位曾经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此后，因为这段汉奸经历,关露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苏皖共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57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4次，前后坐牢十馀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1949年，关露回到北京，她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蘋果园》被陈波儿（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看中，将其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从事写作。
1955年初反胡风，关露受牵连，再次被审查。4月，毛泽东亲自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潘左右申辩，结果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为什么？为了封住潘汉年的口，不让他泄漏当年被毛派遣与汪精卫打交道的事。同样，关露也因此被捕，关入功德林监狱，再次诱发精神分裂症。
1977年汉年死在湖南一个劳改茶场时，还没坐完牢。正应了潘汉年在1955年说的那句“搞情报工作的都没有好下场”，当年被他统战过，领导过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遭殃。仅上海一地，受潘汉年株连而被逮捕的就有800多人，受处理的100多人。
1957年3月末，关露获得释放，回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不久“反右”，关露又受丁玲牵连，要交待问题。58年初，电影局领导要求关露退职，她失去了工作。
196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关露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工作，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文革爆发后，67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75年方才得到释放。
出狱后，关露未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来她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
1980年5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手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疗，关露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机关宿舍，居住在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屋。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关露写完了回忆录和有关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这支叫《春天里》的歌，曾经传唱全国，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写曲的贺绿汀很出名，而写词的就是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深受家学熏陶，又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过哲学、中文，与张爱玲、苏青、丁玲齐名，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关露爱写新诗，她1936年写的《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她参与过刊物《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人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
加入中共地下党派做汉奸
1932年春，关露加入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改变了她的命运，也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1937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中共之命留守上海孤岛。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就是当时住在九龙的廖承志，藉着他父亲廖仲恺的名声，隐蔽在香港为中共地下党搞特务工作。
关露到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后者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工作。关露的顶头上司是吴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等职），他与关露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关露工作。
中共给关露的任务是打入上海汪伪“76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接近李士群，除获取情报外，还要对李进行策反。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为了利用色相在上海打开局面，关露特地去整容，垫高了鼻梁。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做起汉奸来，朋友、亲人对她的轻视、不屑，让关露难堪之馀，还得强颜欢笑陪着李士群四处交际应酬。
事实上，汪伪特务机关的两大头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经是共产党党员，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苏联接受特务训练。李在主持汪伪特务机构时，也和当时的共产党有私下联系。
关露打入76号当了李士群的秘书，李也猜到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决定利用关露的地下党关系。随后关露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这直接导致潘1955年被打成“内奸”，被秘密逮捕后判刑。
1942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如释重负，向中共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她想不到中共派给她的新任务却更加不堪，要她：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蒐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为了中共的利益，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由于她精通日文，很快成为核心，由编辑而后任主编，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
1943年8月，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下，关露赴日本参加了大会并发言，消息见诸报端。
关露虽然服从中共的安排当了汉奸，但间谍的工作使她的神经非常紧张，同时还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她因此出现严重的神经衰弱，并开始出现幻觉，身体非常疲劳，情绪异常悲哀。
是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信，暗示想去根据地。胡绣枫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邓颖超派人转告，中共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为党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军统在上海大规模抓捕汉奸，关露被送至新四军控制下的苏皖共区，至此关露红色间谍的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中共掩盖通日丑闻牺牲关露
来到苏皖共区的关露，迎接她的却是一连串的误解和羞辱，关露被人视为“汉奸”，这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关露与日本人打交道是中共的指示，中共却不愿为她洗脱罪名，因为这不光彩。
抗日战争结束后，作家楼适夷在淮阴共区遇到关露，亲眼见到“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
关露还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随之而来，关露失去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因为做间谍又单身了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1946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39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
邓说，“恩来和我反覆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中共的利益，王炳南服从了党的需要，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关露只有自己吞下苦果。从此这位曾经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数次运动被当作汉奸迫害
此后，因为这段汉奸经历,关露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苏皖共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57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4次，前后坐牢十馀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1949年，关露回到北京，她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蘋果园》被陈波儿（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看中，将其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从事写作。
1955年初反胡风，关露受牵连，再次被审查。4月，毛泽东亲自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潘左右申辩，结果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为什么？为了封住潘汉年的口，不让他泄漏当年被毛派遣与汪精卫打交道的事。同样，关露也因此被捕，关入功德林监狱，再次诱发精神分裂症。
1977年汉年死在湖南一个劳改茶场时，还没坐完牢。正应了潘汉年在1955年说的那句“搞情报工作的都没有好下场”，当年被他统战过，领导过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遭殃。仅上海一地，受潘汉年株连而被逮捕的就有800多人，受处理的100多人。
平反后自杀身亡
1957年3月末，关露获得释放，回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不久“反右”，关露又受丁玲牵连，要交待问题。58年初，电影局领导要求关露退职，她失去了工作。
196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关露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工作，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文革爆发后，67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75年方才得到释放。
出狱后，关露未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来她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
1980年5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手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疗，关露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机关宿舍，居住在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屋。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关露写完了回忆录和有关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