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3月23日讯】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发动的10年文革浩劫，被称作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灾难。当年一些参与“武斗”的红卫兵，回忆当年骇人听闻的暴力片段，在武斗中，他们曾把女政委脱光了示众，开枪杀人竟然是为了掩饰胆怯，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知青终结》一书中忆述，1966年“文革”爆发，第二年武斗开始，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陷入混乱，武斗中各派系冷热兵器齐上，坦克、大炮也不少见。
有一天，红卫兵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抓到了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她和宫齐一样，在中学时都参加过把毛像章别进肉里的擂台赛，她曾把一枚像章别在额头上，现在成为这座城市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蔺女生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遭抓捕后，蔺女生遭宫齐的战斗队审判，但她毫不畏惧，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
宫齐的战斗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宫齐的战斗队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她不畏惧。
女政委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
后来，恼羞成怒的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女政委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政委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她自己从楼上跳下去后自杀身亡。
作家巴金回忆道：“文革武斗期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则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说：“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2013年4月，年逾花甲的前红卫兵王克明撰写一本文革忏悔录《我们忏悔》，其中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但至今未能出版，几家出版社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其中收录了西昌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当红卫兵的荒唐岁月回忆。
1967年西昌地区“造反派”武斗成风。同是“造反派”却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争斗，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焊、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书中忆述，人命如草，红卫兵们发现杀人的方法和杀鸡差距其实不大，找准颈动脉，稳准狠的一刀下去，血流净生命也就终结。
60年代末某一天夜间，杨里克一派5人，驱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在齐腰深的荒草中走向海河，那知青拼命哀求饶命，说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他死后将无人照顾。知青站在海河岸边，最终身中数弹，落入水中，杨里克当时没有开枪。
知青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杨里克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射，他说当时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
杀完人后，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从此，杨里克一发不可收拾，冲锋在前，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杨里克一派中，有一武斗人员，玩枪走火把女友打死。临死前那女友却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而其父只为其没“因公”死在武斗中而惋惜。
书中说，武斗中，相信传言把被子用水浸湿裹在身上避弹而死于非命的也不少。荒诞岁月，人命贱如草。
那段荒诞岁月，杨里克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最终饮下自酿的苦酒，1977年杨里克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武斗中杀人被判刑4年。被关进劳改营他想不通：“当时，各方都是把对立派当做国民党反动派来打，何罪之有？”
80年代各种新的思潮涌现，杨里克广泛接触了一些读物，反思那段经历，但找不到同道者，当事者 “集体静默”。只有一名关系颇好的高中同学当知音，在老同学的推荐下，他登录一些时政类的网络论坛，开始披露他的文革经历。
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杨里克说：“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他为过去忏悔，希望可以给自己，给那些逝者一个交代。起初，这样做的人很少，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更多的人站了出来，开始讲述、反思和道歉。
文化大革命武斗中血淋淋的一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惨烈悲剧。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着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作家秦牧说，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200万以上。
（新唐人记者古风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戴明）
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知青终结》一书中忆述，1966年“文革”爆发，第二年武斗开始，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陷入混乱，武斗中各派系冷热兵器齐上，坦克、大炮也不少见。
有一天，红卫兵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抓到了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她和宫齐一样，在中学时都参加过把毛像章别进肉里的擂台赛，她曾把一枚像章别在额头上，现在成为这座城市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蔺女生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遭抓捕后，蔺女生遭宫齐的战斗队审判，但她毫不畏惧，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
宫齐的战斗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宫齐的战斗队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她不畏惧。
女政委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
后来，恼羞成怒的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女政委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政委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她自己从楼上跳下去后自杀身亡。
作家巴金回忆道：“文革武斗期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则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说：“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2013年4月，年逾花甲的前红卫兵王克明撰写一本文革忏悔录《我们忏悔》，其中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但至今未能出版，几家出版社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其中收录了西昌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当红卫兵的荒唐岁月回忆。
1967年西昌地区“造反派”武斗成风。同是“造反派”却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争斗，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焊、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书中忆述，人命如草，红卫兵们发现杀人的方法和杀鸡差距其实不大，找准颈动脉，稳准狠的一刀下去，血流净生命也就终结。
60年代末某一天夜间，杨里克一派5人，驱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在齐腰深的荒草中走向海河，那知青拼命哀求饶命，说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他死后将无人照顾。知青站在海河岸边，最终身中数弹，落入水中，杨里克当时没有开枪。
知青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杨里克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射，他说当时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
杀完人后，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从此，杨里克一发不可收拾，冲锋在前，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杨里克一派中，有一武斗人员，玩枪走火把女友打死。临死前那女友却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而其父只为其没“因公”死在武斗中而惋惜。
书中说，武斗中，相信传言把被子用水浸湿裹在身上避弹而死于非命的也不少。荒诞岁月，人命贱如草。
那段荒诞岁月，杨里克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最终饮下自酿的苦酒，1977年杨里克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武斗中杀人被判刑4年。被关进劳改营他想不通：“当时，各方都是把对立派当做国民党反动派来打，何罪之有？”
80年代各种新的思潮涌现，杨里克广泛接触了一些读物，反思那段经历，但找不到同道者，当事者 “集体静默”。只有一名关系颇好的高中同学当知音，在老同学的推荐下，他登录一些时政类的网络论坛，开始披露他的文革经历。
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杨里克说：“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他为过去忏悔，希望可以给自己，给那些逝者一个交代。起初，这样做的人很少，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更多的人站了出来，开始讲述、反思和道歉。
文化大革命武斗中血淋淋的一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惨烈悲剧。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着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作家秦牧说，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200万以上。
（新唐人记者古风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