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4月11日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最新报告，揭露中共强迫被拘留者透过电视采访公开认罪的黑幕。这份100多页的英文报告，分析了过去五年来，媒体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些人“被认罪”时都还没经过审判，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被正式逮捕，就被迫上镜头。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最新报告指出，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中国政治犯出现在电视“被认罪”的画面，越来越常见。
这份名为《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的报告，以超过百页的篇幅，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间，被播出的45宗电视认罪个案，采访了十名位相关人士，包括受害者、家属及律师。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以电视强迫认罪的各种手段，从个案中可以看到，许多认罪片都由警方全权策划和操控剧本台词，部分人是受到威吓之下认罪，有人更是被锁在笼子里，让相机镜头穿过铁栏拍摄。
其中，有受访者讲述被强迫认罪的过程，指出包括上电视的衣着都会被官方安排，而且当局会准备好认罪剧本，更如导演般一步步指导认罪者的正确表情语调、包括流泪哽咽在内，重复排演录制。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强迫认罪肯定是不对的，你基本是很多时候是审判都没有审的时候，就把那些关起来的人能给弄上电视，弄上报纸去认罪，这根本就是把整个法律的程序给流失，给践踏了。”
北京执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
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玲：“江天勇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因为他在2011年末，2011年茉莉花事件的时候，他被失踪两个月，他曾经都说，他在那里面就想死，里面就是被剥夺睡眠殴打，然后被烟熏，所以他当时说，在里面就感觉马上就要疯了。”
2011年2月19号，中国“茉莉花事件”中，江天勇律师被警察带走，失踪二个月，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
邹幸彤：“‘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就是把一个人关起来，不告诉外界他在什么地方，不让他联系外面的人，那这种情况就最容易有各种酷刑，各种的强迫，那当事人在没有外界信息，没有法律意见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被迫做出不是他意愿的事情。”
金变玲：“他也发过声明，他说他在非自由状态下所有的认罪，所有的承诺都是无效的，江天勇在2017年3月1日被电视认罪之后，当局就是为了他在2017年，去年8月22日开庭，让江天勇认罪，给江天勇定罪，这个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自编自导的一个剧本。”
事实上，“电视认罪”从文革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当局看不顺眼，你就有罪，还得面对镜头认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这句口号，也就成为决定生死的口诀。
香港《中国劳动透视》执委，同时也是支联会副主席的邹幸彤认为，中共所谓“电视认罪”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国内那些被封闭的民众。
邹幸彤：“它这些认罪所要宣传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里面的世界，是墙内的世界，这个墙内信息不对等的状态下，不会翻墙，只能够看到官方信息的话，就会相信这些人是这样真心的说他们以前做的是错的。说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什么什么来的东西。在中共的角度，它可能是能够达到它的宣传，那就是这个体制可怕之处。”
报告同时也指出，中共是如何通过威胁，折磨和恐惧获取口供；警察如何支配和操纵供词；以及它们如何经常被用作国内民众的宣传工具，甚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周天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最新报告指出，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中国政治犯出现在电视“被认罪”的画面，越来越常见。
这份名为《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的报告，以超过百页的篇幅，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间，被播出的45宗电视认罪个案，采访了十名位相关人士，包括受害者、家属及律师。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以电视强迫认罪的各种手段，从个案中可以看到，许多认罪片都由警方全权策划和操控剧本台词，部分人是受到威吓之下认罪，有人更是被锁在笼子里，让相机镜头穿过铁栏拍摄。
其中，有受访者讲述被强迫认罪的过程，指出包括上电视的衣着都会被官方安排，而且当局会准备好认罪剧本，更如导演般一步步指导认罪者的正确表情语调、包括流泪哽咽在内，重复排演录制。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强迫认罪肯定是不对的，你基本是很多时候是审判都没有审的时候，就把那些关起来的人能给弄上电视，弄上报纸去认罪，这根本就是把整个法律的程序给流失，给践踏了。”
北京执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
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玲：“江天勇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因为他在2011年末，2011年茉莉花事件的时候，他被失踪两个月，他曾经都说，他在那里面就想死，里面就是被剥夺睡眠殴打，然后被烟熏，所以他当时说，在里面就感觉马上就要疯了。”
2011年2月19号，中国“茉莉花事件”中，江天勇律师被警察带走，失踪二个月，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
邹幸彤：“‘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就是把一个人关起来，不告诉外界他在什么地方，不让他联系外面的人，那这种情况就最容易有各种酷刑，各种的强迫，那当事人在没有外界信息，没有法律意见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被迫做出不是他意愿的事情。”
金变玲：“他也发过声明，他说他在非自由状态下所有的认罪，所有的承诺都是无效的，江天勇在2017年3月1日被电视认罪之后，当局就是为了他在2017年，去年8月22日开庭，让江天勇认罪，给江天勇定罪，这个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自编自导的一个剧本。”
事实上，“电视认罪”从文革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当局看不顺眼，你就有罪，还得面对镜头认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这句口号，也就成为决定生死的口诀。
香港《中国劳动透视》执委，同时也是支联会副主席的邹幸彤认为，中共所谓“电视认罪”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国内那些被封闭的民众。
邹幸彤：“它这些认罪所要宣传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里面的世界，是墙内的世界，这个墙内信息不对等的状态下，不会翻墙，只能够看到官方信息的话，就会相信这些人是这样真心的说他们以前做的是错的。说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什么什么来的东西。在中共的角度，它可能是能够达到它的宣传，那就是这个体制可怕之处。”
报告同时也指出，中共是如何通过威胁，折磨和恐惧获取口供；警察如何支配和操纵供词；以及它们如何经常被用作国内民众的宣传工具，甚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采访/陈汉 编辑/黄亿美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