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月其它行动也接踵而来。其目的是清洗掉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其它几个被认为不可靠的民族：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克里米亚的亚美尼亚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Meskhetian Turks）、库尔德人，以及高加索的赫姆辛人（Khemshins）。
对于高加索山地民族──卡尔梅克人或克里米亚鞑靼人与纳粹之间假想的勾结，最近可用的档案文献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一些事实指向克里米亚、卡尔梅克共和国（Kalmykia）、卡拉恰伊地区，以及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Kabardino-Balkaria）的少数勾结者，但无任何证据表明，勾结是这些地区的普遍政策。最具争议性的通敌事件，正是发生在1942年7月红军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失利后，以及1942年夏至1943年春德国占领高加索地区期间。在苏联军队离开与德国人到来之间的权力真空中，一些地方领导人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这些地区包括：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evo-Cherkess）自治区的米高扬—沙卡尔（Mikoyan-Shakhar）、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纳尔奇克（Nalchik）、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Elista）。德军承认这些地方委员会的权威。它们享受了几个月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自治。高加索地区的这种实验，使柏林更加确信所谓的“穆斯林神话”，即苏联的伊斯兰地区可能受到剥削这种看法。因此，克里米亚鞑靼人也获准建立自己的“中央穆斯林委员会”，其总部在辛菲罗波尔。
不过，因为纳粹担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红军粉碎的泛突厥运动（Pan-Turkic movement）可能会回潮，他们从未把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和巴尔卡尔人享受了几个月的自治，给予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了换取给予他们的微小的自治权，这些地方当局贡献了几支部队，来击溃仍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几乎可忽略的军队的抵抗。简而言之，这些部队仅相当于几千人：克里米亚的6个鞑靼营，以及一支卡尔梅克骑兵队。
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只是部分被纳粹小分队占领约10个星期，从9月初至1942年11月中旬。没有丝毫的通敌证据。不过，车臣人此前一直是个叛逆的民族。1925年，苏联当局曾发动几次惩罚性征伐，来没收这些人所持有的一些武器；1930至1932年再次征伐，试图瓦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对集体化的反抗。1930年3月和4月，以及1932年4月和5月，在打击“土匪”的斗争中，NKVD特种部队叫来大炮和空中支援。这在一直反抗莫斯科影响力的民众中，激起抵制中央集权的强大风潮以及独立的渴望。
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有五次大型驱逐运动按照通常方法实施。但与早前对富农的放逐不同，这些行动以“非凡的组织效率”（用贝利亚的话来说）为特征。后勤准备工作精心安排了好几星期，并由贝利亚及其助手伊万．谢罗夫和博格丹．柯布罗夫亲自监督。他们都乘坐特种装甲列车行进。这场行动涉及大量车队：1943年12月27至30日，投入了46支车队，每队60辆卡车，用于放逐93,139名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23至28日，投入了194支车队，每队64辆卡车，用于放逐52万1,247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为了在战争最激烈之际实施这些不寻常的行动，NKVD动用了11万9,000人的部队。
这些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筹划。它们始于对“具有潜在危险性分子”的抓捕。这些人在人口中占1%到2%，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正在俄罗斯的旗帜下战斗。这些行动进行得极为迅速，如果相信发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的话。克里米亚鞑靼人于1944年5月18至20日遭围捕。头天晚上，负责这次行动的柯布罗夫和谢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今晚8点，有9万人被移到车站。17支车队已将48,400人送往目的地。25支车队正在装载人。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并继续进行。”5月19日，贝利亚告知斯大林，第二天有16万5,515人被集中在那些车站，其中13万6,412人被装上车，编入车队。5月20日，谢罗夫和柯布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宣布这次行动已于那天下午4:30完成，共有17万3,287人在运送途中。运送剩下6,727人的最后4支车队也于那天晚上离开。
从NKVD官僚机构的报告看来，这些影响数十万人的放逐行动，似乎是一种纯粹的例行公事；每次行动都比上次更加“成功”、“有效”或“合算”。在放逐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之后，NKVD文职人员所罗门．米尔斯坦（Solomon Milstein）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谈及“与早前的放逐相比，最近这些放逐行动中节省了卡车、木板、水桶和铲子”。
“运送卡拉恰伊人和卡尔梅克人所获得的经验，使我们采取某些措施成为可能。这些措施让我们得以削减车队所需，从而最终减少了所需的行程次数。我们现在把45人装进每辆牲畜运输车，而不是以前的40人。通过把人与其财物放在一起，我们也减少了所需的卡车，从而节省了37,548米的木板、11,834只水桶和3,400个炉子。”
NKVD的官僚主义梦想，以如此骇人的效率得以实施。在这之外，有着怎样的恐怖现实？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幸存者的经历被收集起来。有人回忆说：“到撒马尔罕（Samarkand）地区泽拉布拉克（Zerabulak）目的地的行程，花了24天。我们从那里被带到真理集体农场（Pravda kolkhoz）。在那里，我们的工作是修理马车……我们努力工作着。我们总是很饿。我们中很多人都几乎无法站立了。他们之前驱逐了我们村的30户家庭。5户家庭中有一两名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饥饿或疾病。”
另一位幸存者讲述道：“在紧闭的车厢内，由于饥饿和缺氧，人们大批地死去。没人给我们任何吃或喝的东西。在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庄，人们都变得与我们敌对起来。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叛徒，因此不断有石头像雨一般砸到车厢的侧面和门上。当他们确实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中央打开那些门时，我们获得了可吃的军用口粮，但却没有喝的。我们被吩咐在铁路线旁把所有死者给扔出去，不要埋葬他们。然后，我们又出发了。”
一旦抵达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或西伯利亚的目的地，这些被放逐者就被分配到集体农场或当地工厂中。住房、工作和生存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日常命运。从当地NKVD的报告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报告被发往莫斯科，并保存在古拉格“特殊人群”部门的大量文件中。1944年9月一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报告提到，近来那里被放逐的31,000户家庭中，仅5,000户有得到安置（housed）。“安置”本身似乎已成为一个相当灵活的术语。该报告的文本显示，在卡孟宁斯基（Kameninsky）区，地方当局将900户家庭安置在一座sovkhoz（国营农场）的18所公寓内；换句话说，每所公寓住50户家庭。这些家庭，很多都有大量的孩子，当严冬逼近时，必定是轮流睡在公寓里，其馀时间则被迫睡在外面。
1944年11月，放逐卡尔梅克人一年多以后，贝利亚在写给米高扬的信中亲口承认，“他们一直被置于异常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卫生状况极差。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内衣，没有鞋穿，衣服极少。”两年后，两名NKVD领导人报告称，“适合工作的卡尔梅克人中，有30%无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鞋穿。他们完全不适应严峻的气候和不寻常的条件，而且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这意味着存在整个另一系列困难。”背井离乡，饥饿缠身；在管理很糟的集体农场工作，管理糟糕到他们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或在他们从未接受过培训的工厂里工作，很多被放逐者都是技能很差的工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人很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前总统普育维耶夫（D．P.Pyurveev）写信给斯大林说。
“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牛只。他们抵达西伯利亚时，一无所有……他们很不适应发配地区新的生活条件……在集体农场工作的卡尔梅克人几乎一无所得，因为连这些农场原有的工人也无法养活自己。那些被发配到工厂的人，则发现很难适应这种新的生存环境。因得不到适当报酬而无法购买日常口粮，也让他们很难适应。”
被迫站在机器前度日，曾是农业游牧民族的卡尔梅克人，经常见证其微薄工资被以罚款的名义夺走。
有几个数字反映出被放逐者的死亡规模。1946年1月，特别安置管理局计算出，两年前被放逐的92,000名卡尔梅克人中，剩下70,360人。1944年7月1日，35,750户鞑靼家庭──相当于15万1,424人，抵达乌兹别克；六个月后又来了818户家庭，但却少了16,000人。到1948年10月1日，被逐出高加索的60万8,749人中，已有14万6,892或近1/4的人死亡；而在此期间，出生仅28,120人。被逐出克里米亚的22万8,392人中，四年后有44,887人死去，而出生仅6,564人。如果也考虑到40%至50%的被放逐者都在16岁以下，极高的死亡率就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因自然原因死亡”，只是这些统计资料中极小的一部分。儿童即便的确活下来，也几乎没有前途：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89,000名儿童中，四年后，不到12,000人入学。此外，官方指示坚决要求，所有针对“特殊移民”子女的学校课程只能用俄语教。
这并不是战争期间官方进行的唯一一波放逐。1944年5月29日，将鞑靼人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结束几天后，贝利亚写信给斯大林称：“NKVD也认为，将所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逐出克里米亚，是合情合理的。”保加利亚人被控“积极协助德国人为德军制作面包和其它食品”，以及“与德国军事当局勾结，搜寻红军士兵和游击队队员”。希腊人被控“在侵略军到来后，建立了小型工业；德国当局也帮助希腊人做生意、组织运输等”。亚美尼亚人则被指控在辛菲罗波尔成立了一个名为“单峰骆驼”（Dromedar）的通敌中心，由亚美尼亚将军多尔（E.Dro）负责。据称，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而且是发展小型工业和私营企业”。在贝利亚看来，该组织“为德国人的军事需求和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军团筹措了资金”。
四天后，1944年6月2日，斯大林签署了国家国防委员会的一项法令，下令“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同时，也要驱逐37,000名德国人的帮凶──保加利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如其他被驱逐者群体的情况一样，该法令任意确定了每个“受欢迎地区”的配额：哈萨克斯坦的古列夫（Gurev）地区为7,000；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 Province）为1万；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州（Molotov Province）为1万；克麦罗沃州（Kemerovo Province）为6,000；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Bashkiria）则为4,000。正如当局一直所声称的，这场行动于1944年6月27日和28日“成功实施”。这两天，有41,854人被驱逐，正如报告所强调的，是“计划人数的111%”。
从克里米亚清除日耳曼人、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之后，NKVD就决定清洗高加索地区。同样是出于清理边境的需要，这些大规模行动在许多方面都是1937至1938年以更系统形式进行的反间谍行动的延续。1944年7月21日，国家国防委员会一项由斯大林签署的新法令，下令将86,000名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逐出格鲁吉亚边境地区。考虑到该地带的多山性质，以及许多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驱逐的准备时间特别长。这些民族不久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在苏联与土耳其之间自由通行。这次行动从1944年11月15日持续至25日，由14,000人的NKVD特种部队实施。900辆斯图贝克（Studebaker）卡车转而被用于协助实施这些驱逐行动。这些卡车由美国提供，作为反德战争中为盟国提供大量弹药的租借协议（lend-lease arrangement）的一部分。
在11月28日一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贝利亚声称，“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10天内转移了91,095人。”在贝利亚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土耳其间谍，即使超过49%的人都在16岁以下。“该地区大多数居民都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居民有着家庭关系。他们多半是走私犯，表现出强烈的移民意愿，并为土耳其情报机构和沿着整个边境活动的土匪团伙招募很多新成员。”根据古拉格“人口流动”部门的统计资料，近94,955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944年11月至1948年7月，19,540名麦斯赫特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被放逐致死，约为迁移总人口的21%。四年里20%~25%的死亡率，对于所有这种被该政权处罚的民族，几乎都是一样的。
战争期间依据种族标准放逐数以十万计的人，将“特殊移民”人数由约120万增加至250多万。战前去富农化行动的受害者曾占“特殊移民”的大部分，但其数量由战争爆发时的约93万6,000人下降至1945年5月的62万2,000人。事实上，以前被划为富农的数万名成年男性，除了一家之主外，在战争期间都被征入伍。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后来恢复了以前作为自由公民的地位，不再被划为“特殊移民”。但这些新获释者的处境与战时没什么区别。他们实际上很少能够离开为他们指定的住宅，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所有财物甚至是房屋都被没收了。#（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对于高加索山地民族──卡尔梅克人或克里米亚鞑靼人与纳粹之间假想的勾结，最近可用的档案文献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一些事实指向克里米亚、卡尔梅克共和国（Kalmykia）、卡拉恰伊地区，以及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Kabardino-Balkaria）的少数勾结者，但无任何证据表明，勾结是这些地区的普遍政策。最具争议性的通敌事件，正是发生在1942年7月红军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失利后，以及1942年夏至1943年春德国占领高加索地区期间。在苏联军队离开与德国人到来之间的权力真空中，一些地方领导人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这些地区包括：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evo-Cherkess）自治区的米高扬—沙卡尔（Mikoyan-Shakhar）、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纳尔奇克（Nalchik）、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Elista）。德军承认这些地方委员会的权威。它们享受了几个月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自治。高加索地区的这种实验，使柏林更加确信所谓的“穆斯林神话”，即苏联的伊斯兰地区可能受到剥削这种看法。因此，克里米亚鞑靼人也获准建立自己的“中央穆斯林委员会”，其总部在辛菲罗波尔。
不过，因为纳粹担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红军粉碎的泛突厥运动（Pan-Turkic movement）可能会回潮，他们从未把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和巴尔卡尔人享受了几个月的自治，给予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了换取给予他们的微小的自治权，这些地方当局贡献了几支部队，来击溃仍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几乎可忽略的军队的抵抗。简而言之，这些部队仅相当于几千人：克里米亚的6个鞑靼营，以及一支卡尔梅克骑兵队。
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只是部分被纳粹小分队占领约10个星期，从9月初至1942年11月中旬。没有丝毫的通敌证据。不过，车臣人此前一直是个叛逆的民族。1925年，苏联当局曾发动几次惩罚性征伐，来没收这些人所持有的一些武器；1930至1932年再次征伐，试图瓦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对集体化的反抗。1930年3月和4月，以及1932年4月和5月，在打击“土匪”的斗争中，NKVD特种部队叫来大炮和空中支援。这在一直反抗莫斯科影响力的民众中，激起抵制中央集权的强大风潮以及独立的渴望。
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有五次大型驱逐运动按照通常方法实施。但与早前对富农的放逐不同，这些行动以“非凡的组织效率”（用贝利亚的话来说）为特征。后勤准备工作精心安排了好几星期，并由贝利亚及其助手伊万．谢罗夫和博格丹．柯布罗夫亲自监督。他们都乘坐特种装甲列车行进。这场行动涉及大量车队：1943年12月27至30日，投入了46支车队，每队60辆卡车，用于放逐93,139名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23至28日，投入了194支车队，每队64辆卡车，用于放逐52万1,247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为了在战争最激烈之际实施这些不寻常的行动，NKVD动用了11万9,000人的部队。
这些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筹划。它们始于对“具有潜在危险性分子”的抓捕。这些人在人口中占1%到2%，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正在俄罗斯的旗帜下战斗。这些行动进行得极为迅速，如果相信发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的话。克里米亚鞑靼人于1944年5月18至20日遭围捕。头天晚上，负责这次行动的柯布罗夫和谢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今晚8点，有9万人被移到车站。17支车队已将48,400人送往目的地。25支车队正在装载人。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并继续进行。”5月19日，贝利亚告知斯大林，第二天有16万5,515人被集中在那些车站，其中13万6,412人被装上车，编入车队。5月20日，谢罗夫和柯布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宣布这次行动已于那天下午4:30完成，共有17万3,287人在运送途中。运送剩下6,727人的最后4支车队也于那天晚上离开。
从NKVD官僚机构的报告看来，这些影响数十万人的放逐行动，似乎是一种纯粹的例行公事；每次行动都比上次更加“成功”、“有效”或“合算”。在放逐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之后，NKVD文职人员所罗门．米尔斯坦（Solomon Milstein）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谈及“与早前的放逐相比，最近这些放逐行动中节省了卡车、木板、水桶和铲子”。
“运送卡拉恰伊人和卡尔梅克人所获得的经验，使我们采取某些措施成为可能。这些措施让我们得以削减车队所需，从而最终减少了所需的行程次数。我们现在把45人装进每辆牲畜运输车，而不是以前的40人。通过把人与其财物放在一起，我们也减少了所需的卡车，从而节省了37,548米的木板、11,834只水桶和3,400个炉子。”
NKVD的官僚主义梦想，以如此骇人的效率得以实施。在这之外，有着怎样的恐怖现实？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幸存者的经历被收集起来。有人回忆说：“到撒马尔罕（Samarkand）地区泽拉布拉克（Zerabulak）目的地的行程，花了24天。我们从那里被带到真理集体农场（Pravda kolkhoz）。在那里，我们的工作是修理马车……我们努力工作着。我们总是很饿。我们中很多人都几乎无法站立了。他们之前驱逐了我们村的30户家庭。5户家庭中有一两名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饥饿或疾病。”
另一位幸存者讲述道：“在紧闭的车厢内，由于饥饿和缺氧，人们大批地死去。没人给我们任何吃或喝的东西。在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庄，人们都变得与我们敌对起来。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叛徒，因此不断有石头像雨一般砸到车厢的侧面和门上。当他们确实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中央打开那些门时，我们获得了可吃的军用口粮，但却没有喝的。我们被吩咐在铁路线旁把所有死者给扔出去，不要埋葬他们。然后，我们又出发了。”
一旦抵达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或西伯利亚的目的地，这些被放逐者就被分配到集体农场或当地工厂中。住房、工作和生存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日常命运。从当地NKVD的报告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报告被发往莫斯科，并保存在古拉格“特殊人群”部门的大量文件中。1944年9月一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报告提到，近来那里被放逐的31,000户家庭中，仅5,000户有得到安置（housed）。“安置”本身似乎已成为一个相当灵活的术语。该报告的文本显示，在卡孟宁斯基（Kameninsky）区，地方当局将900户家庭安置在一座sovkhoz（国营农场）的18所公寓内；换句话说，每所公寓住50户家庭。这些家庭，很多都有大量的孩子，当严冬逼近时，必定是轮流睡在公寓里，其馀时间则被迫睡在外面。
1944年11月，放逐卡尔梅克人一年多以后，贝利亚在写给米高扬的信中亲口承认，“他们一直被置于异常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卫生状况极差。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内衣，没有鞋穿，衣服极少。”两年后，两名NKVD领导人报告称，“适合工作的卡尔梅克人中，有30%无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鞋穿。他们完全不适应严峻的气候和不寻常的条件，而且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这意味着存在整个另一系列困难。”背井离乡，饥饿缠身；在管理很糟的集体农场工作，管理糟糕到他们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或在他们从未接受过培训的工厂里工作，很多被放逐者都是技能很差的工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人很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前总统普育维耶夫（D．P.Pyurveev）写信给斯大林说。
“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牛只。他们抵达西伯利亚时，一无所有……他们很不适应发配地区新的生活条件……在集体农场工作的卡尔梅克人几乎一无所得，因为连这些农场原有的工人也无法养活自己。那些被发配到工厂的人，则发现很难适应这种新的生存环境。因得不到适当报酬而无法购买日常口粮，也让他们很难适应。”
被迫站在机器前度日，曾是农业游牧民族的卡尔梅克人，经常见证其微薄工资被以罚款的名义夺走。
有几个数字反映出被放逐者的死亡规模。1946年1月，特别安置管理局计算出，两年前被放逐的92,000名卡尔梅克人中，剩下70,360人。1944年7月1日，35,750户鞑靼家庭──相当于15万1,424人，抵达乌兹别克；六个月后又来了818户家庭，但却少了16,000人。到1948年10月1日，被逐出高加索的60万8,749人中，已有14万6,892或近1/4的人死亡；而在此期间，出生仅28,120人。被逐出克里米亚的22万8,392人中，四年后有44,887人死去，而出生仅6,564人。如果也考虑到40%至50%的被放逐者都在16岁以下，极高的死亡率就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因自然原因死亡”，只是这些统计资料中极小的一部分。儿童即便的确活下来，也几乎没有前途：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89,000名儿童中，四年后，不到12,000人入学。此外，官方指示坚决要求，所有针对“特殊移民”子女的学校课程只能用俄语教。
这并不是战争期间官方进行的唯一一波放逐。1944年5月29日，将鞑靼人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结束几天后，贝利亚写信给斯大林称：“NKVD也认为，将所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逐出克里米亚，是合情合理的。”保加利亚人被控“积极协助德国人为德军制作面包和其它食品”，以及“与德国军事当局勾结，搜寻红军士兵和游击队队员”。希腊人被控“在侵略军到来后，建立了小型工业；德国当局也帮助希腊人做生意、组织运输等”。亚美尼亚人则被指控在辛菲罗波尔成立了一个名为“单峰骆驼”（Dromedar）的通敌中心，由亚美尼亚将军多尔（E.Dro）负责。据称，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而且是发展小型工业和私营企业”。在贝利亚看来，该组织“为德国人的军事需求和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军团筹措了资金”。
四天后，1944年6月2日，斯大林签署了国家国防委员会的一项法令，下令“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同时，也要驱逐37,000名德国人的帮凶──保加利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如其他被驱逐者群体的情况一样，该法令任意确定了每个“受欢迎地区”的配额：哈萨克斯坦的古列夫（Gurev）地区为7,000；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 Province）为1万；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州（Molotov Province）为1万；克麦罗沃州（Kemerovo Province）为6,000；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Bashkiria）则为4,000。正如当局一直所声称的，这场行动于1944年6月27日和28日“成功实施”。这两天，有41,854人被驱逐，正如报告所强调的，是“计划人数的111%”。
从克里米亚清除日耳曼人、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之后，NKVD就决定清洗高加索地区。同样是出于清理边境的需要，这些大规模行动在许多方面都是1937至1938年以更系统形式进行的反间谍行动的延续。1944年7月21日，国家国防委员会一项由斯大林签署的新法令，下令将86,000名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逐出格鲁吉亚边境地区。考虑到该地带的多山性质，以及许多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驱逐的准备时间特别长。这些民族不久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在苏联与土耳其之间自由通行。这次行动从1944年11月15日持续至25日，由14,000人的NKVD特种部队实施。900辆斯图贝克（Studebaker）卡车转而被用于协助实施这些驱逐行动。这些卡车由美国提供，作为反德战争中为盟国提供大量弹药的租借协议（lend-lease arrangement）的一部分。
在11月28日一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贝利亚声称，“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10天内转移了91,095人。”在贝利亚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土耳其间谍，即使超过49%的人都在16岁以下。“该地区大多数居民都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居民有着家庭关系。他们多半是走私犯，表现出强烈的移民意愿，并为土耳其情报机构和沿着整个边境活动的土匪团伙招募很多新成员。”根据古拉格“人口流动”部门的统计资料，近94,955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944年11月至1948年7月，19,540名麦斯赫特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被放逐致死，约为迁移总人口的21%。四年里20%~25%的死亡率，对于所有这种被该政权处罚的民族，几乎都是一样的。
战争期间依据种族标准放逐数以十万计的人，将“特殊移民”人数由约120万增加至250多万。战前去富农化行动的受害者曾占“特殊移民”的大部分，但其数量由战争爆发时的约93万6,000人下降至1945年5月的62万2,000人。事实上，以前被划为富农的数万名成年男性，除了一家之主外，在战争期间都被征入伍。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后来恢复了以前作为自由公民的地位，不再被划为“特殊移民”。但这些新获释者的处境与战时没什么区别。他们实际上很少能够离开为他们指定的住宅，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所有财物甚至是房屋都被没收了。#（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