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权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连贯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这个问题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得到解决：当局认定，1941至1945年被驱逐的人实际上都是被“永久驱逐”。这样，已达成年年龄的被驱逐者子女之命运所带来的问题，就立即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1948至1953年间，“特殊移民”人数继续增长，从1948年初的234万2,000，增至1953年1月的275万3,000。这种上升，是新的几波驱逐潮的结果。1948年5月22日和23日，在立陶宛──一个仍在抵制强制集体化的国家，NKVD发起了一场名为“春季行动”（Operation Spring）的大型围捕行动。在48小时内，有36,93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并用32支车队驱逐。所有人都被分类为“土匪、民族主义者和这两类的家庭成员”。经过四至五周的行程后，他们被分到东西伯利亚各个军事管制总部，并开始在不同的伐木中心的恶劣条件下工作。
一个NKVD便条上说：“作为劳动力被发配到伊加拉（Igara）林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立陶宛家庭，目前生活在很不适合当地气候的条件下：屋顶漏水，窗户没玻璃，没有家具，也没有床。这些被驱逐者睡在地板上、苔藓或稻草床上。这种过度拥挤的状况和对卫生条例的不断违反，导致特殊移民中出现斑疹伤寒和痢疾病例。这些病例有时还是致命的。”
仅在1948年，就有近5万名立陶宛人被作为“特殊移民”驱逐；3万人被发配到古拉格。此外，根据内政部的数字，21,259名立陶宛人在该共和国的“平定行动”中被杀。1948年底，尽管受到当局愈来愈强大的压力，波罗的海诸国仅不到4%的土地经历了集体化。
1949年初，苏联政府决定加速波罗的海国家的苏维埃化进程，并在这些新近被吞并的共和国“一劳永逸地根除土匪活动和民族主义”。1月12日，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颁布了一项法令，内容是“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驱逐和流放所有富农及其家属、现状非法的土匪和民族主义者的家属、在武装对抗中被杀的土匪的家属、仍在进行敌对行动的任何被捕或获释土匪，以及任何土匪的同谋的家属”。从1949年3月至5月，近95,000人从这些波罗的海共和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根据1949年5月18日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些“对苏维埃政权敌对和危险的分子”包括27,084名16岁以下者、1,785名失去家庭的幼儿、146名残疾人和2,850名体弱的老年人。1951年9月，一系列新的扫荡导致另17,000名所谓的波罗的海富农被驱逐。1940至1953年间，从波罗的海地区被驱逐者估计有20万人，包括约12万立陶宛人、5万拉脱维亚人，以及稍多于3万的爱沙尼亚人。这些数字，还应当加进1953年被监禁在古拉格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数──总共75,000人，包括特殊营地里的44,000人。这些营地是留作关押毫不妥协的政治犯的。在这些特殊营地里，20%的囚犯有波罗的海血统。共有10%的波罗的海成年人口被驱逐或关在营地内。
摩尔达维亚人──被苏联占领的又一民族，也强烈抵制苏维埃化和集体化。1949年底，当局在“社会外来敌对分子”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驱逐扫荡。这次行动由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ch Brezhnev）监督。他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50年2月17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披露，有94,792名摩尔达维亚人作为“特殊移民”被“永久性驱逐”。如果其它驱逐行动运输期间那样的死亡率也适用于摩尔达维亚行动，那么将意味着摩尔达维亚减少了约12万人，即近7%的人口。1949年6月，来自黑海沿岸的57,680名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
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乌克兰被俘的OUN（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UPA（乌克兰反抗军）游击队员占了“特殊移民”的很大一部分。从1944年7月至1949年12月，苏联当局七次呼吁反抗军放弃武器，承诺要实行大赦，但无实质效果。1945至1947年，西乌克兰的农村仍很大程度上由反抗军所掌控。他们受到敌视任何形式集体化的农民的支持。这些反抗军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活动，被追捕时就越过边界逃离。从苏联政府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协调打击这些乌克兰帮派的协议中，就能对这场反抗运动的规模有所了解。作为该协议的结果，波兰政府将其全部乌克兰人口迁至波兰西北部，意在令乌克兰的反叛活动丧失基地。
1946至1947年的饥荒，迫使东乌克兰数以万计的农民逃往受影响较小的西部地区，这也使得反抗军人数增多。从1949年12月30日乌克兰内政部长签署的上次大赦提案来判断，反叛帮派不是仅由农民组成。该提案文本也在“各类盗匪”中，提到“逃离工厂、顿涅茨克矿山和工业学校的年轻人”。在土地强制集体化、整村整村迁移、30多万人被逮捕和驱逐之后，西乌克兰终于在1950年底被“平定”下来。据内务部统计，1944至1952年，近17万2,000名OUN和UPA成员作为“特殊移民”，往往连同家属一起，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对内务部所称的多样化群体（diverse contingents）的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1951年和1952年，作为各种小规模行动的结果，以下这些人被驱逐：格鲁吉亚的11,685名明格列尔人（Mingrelians）和4,707名伊朗人、4,365名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西白俄罗斯的4,431名“富农”、西乌克兰的1,445名“富农”、普斯科夫地区的1,415名“富农”、自称为“真正东正教基督徒”的宗派的995人、塔吉克斯坦的2,795名巴斯玛奇（basmachis，译者注：乌兹别克语“土匪”之意），以及591名“游民”。这些被驱逐者受到稍轻一点的、10至12年的判决。#（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1948至1953年间，“特殊移民”人数继续增长，从1948年初的234万2,000，增至1953年1月的275万3,000。这种上升，是新的几波驱逐潮的结果。1948年5月22日和23日，在立陶宛──一个仍在抵制强制集体化的国家，NKVD发起了一场名为“春季行动”（Operation Spring）的大型围捕行动。在48小时内，有36,93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并用32支车队驱逐。所有人都被分类为“土匪、民族主义者和这两类的家庭成员”。经过四至五周的行程后，他们被分到东西伯利亚各个军事管制总部，并开始在不同的伐木中心的恶劣条件下工作。
一个NKVD便条上说：“作为劳动力被发配到伊加拉（Igara）林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立陶宛家庭，目前生活在很不适合当地气候的条件下：屋顶漏水，窗户没玻璃，没有家具，也没有床。这些被驱逐者睡在地板上、苔藓或稻草床上。这种过度拥挤的状况和对卫生条例的不断违反，导致特殊移民中出现斑疹伤寒和痢疾病例。这些病例有时还是致命的。”
仅在1948年，就有近5万名立陶宛人被作为“特殊移民”驱逐；3万人被发配到古拉格。此外，根据内政部的数字，21,259名立陶宛人在该共和国的“平定行动”中被杀。1948年底，尽管受到当局愈来愈强大的压力，波罗的海诸国仅不到4%的土地经历了集体化。
1949年初，苏联政府决定加速波罗的海国家的苏维埃化进程，并在这些新近被吞并的共和国“一劳永逸地根除土匪活动和民族主义”。1月12日，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颁布了一项法令，内容是“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驱逐和流放所有富农及其家属、现状非法的土匪和民族主义者的家属、在武装对抗中被杀的土匪的家属、仍在进行敌对行动的任何被捕或获释土匪，以及任何土匪的同谋的家属”。从1949年3月至5月，近95,000人从这些波罗的海共和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根据1949年5月18日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些“对苏维埃政权敌对和危险的分子”包括27,084名16岁以下者、1,785名失去家庭的幼儿、146名残疾人和2,850名体弱的老年人。1951年9月，一系列新的扫荡导致另17,000名所谓的波罗的海富农被驱逐。1940至1953年间，从波罗的海地区被驱逐者估计有20万人，包括约12万立陶宛人、5万拉脱维亚人，以及稍多于3万的爱沙尼亚人。这些数字，还应当加进1953年被监禁在古拉格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数──总共75,000人，包括特殊营地里的44,000人。这些营地是留作关押毫不妥协的政治犯的。在这些特殊营地里，20%的囚犯有波罗的海血统。共有10%的波罗的海成年人口被驱逐或关在营地内。
摩尔达维亚人──被苏联占领的又一民族，也强烈抵制苏维埃化和集体化。1949年底，当局在“社会外来敌对分子”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驱逐扫荡。这次行动由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ch Brezhnev）监督。他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50年2月17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披露，有94,792名摩尔达维亚人作为“特殊移民”被“永久性驱逐”。如果其它驱逐行动运输期间那样的死亡率也适用于摩尔达维亚行动，那么将意味着摩尔达维亚减少了约12万人，即近7%的人口。1949年6月，来自黑海沿岸的57,680名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
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乌克兰被俘的OUN（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UPA（乌克兰反抗军）游击队员占了“特殊移民”的很大一部分。从1944年7月至1949年12月，苏联当局七次呼吁反抗军放弃武器，承诺要实行大赦，但无实质效果。1945至1947年，西乌克兰的农村仍很大程度上由反抗军所掌控。他们受到敌视任何形式集体化的农民的支持。这些反抗军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活动，被追捕时就越过边界逃离。从苏联政府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协调打击这些乌克兰帮派的协议中，就能对这场反抗运动的规模有所了解。作为该协议的结果，波兰政府将其全部乌克兰人口迁至波兰西北部，意在令乌克兰的反叛活动丧失基地。
1946至1947年的饥荒，迫使东乌克兰数以万计的农民逃往受影响较小的西部地区，这也使得反抗军人数增多。从1949年12月30日乌克兰内政部长签署的上次大赦提案来判断，反叛帮派不是仅由农民组成。该提案文本也在“各类盗匪”中，提到“逃离工厂、顿涅茨克矿山和工业学校的年轻人”。在土地强制集体化、整村整村迁移、30多万人被逮捕和驱逐之后，西乌克兰终于在1950年底被“平定”下来。据内务部统计，1944至1952年，近17万2,000名OUN和UPA成员作为“特殊移民”，往往连同家属一起，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对内务部所称的多样化群体（diverse contingents）的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1951年和1952年，作为各种小规模行动的结果，以下这些人被驱逐：格鲁吉亚的11,685名明格列尔人（Mingrelians）和4,707名伊朗人、4,365名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西白俄罗斯的4,431名“富农”、西乌克兰的1,445名“富农”、普斯科夫地区的1,415名“富农”、自称为“真正东正教基督徒”的宗派的995人、塔吉克斯坦的2,795名巴斯玛奇（basmachis，译者注：乌兹别克语“土匪”之意），以及591名“游民”。这些被驱逐者受到稍轻一点的、10至12年的判决。#（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