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7月24日讯】最近一周，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以及生产劣质疫苗事件，在海内外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在大陆群情激愤、海外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有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发文曝光了当年的“国企”长生生物被高家变为私人企业的黑幕。
长生生物不久前因遭内部员工举报而被药监部门立案调查，近日被查实该公司在生产狂犬疫苗时存在造假行为。随即，长生生物去年逾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曾被检验出质量低劣的丑闻也被踢爆，而这些疫苗当时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用作儿童疫苗针剂，由此引爆海内外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当地时间7月23日，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徐实撰写的《疫苗案掀起黑幕一角，国有资产如何变成私人提款机？》一文在陆媒上发表。该文首先指出，在中国，企业的违法犯罪代价极低，而其违法行为的潜在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因而导致类似长生生物这样的惊天丑闻频频发生。
据徐实的文章介绍，上述长生生物的逾25万支“百白破”疫苗事件发生后，吉林省药监局曾于2017年10月对长生生物处以344.29万元的罚款。问题是，现在的长生生物是由高俊芳家族绝对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只需随便减持一点股份就可以套现几个亿。因此344.39万元的罚款对长生生物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
文章表示，虽然欧美药企也有生产事故和产品安全问题，但整体上要比中国少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督处罚力度更大，加上相关的司法制度十分严密，决定了其药企的违法成本很高。像长生生物这样生产出上万支问题疫苗的事件，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赔偿金额将是“天文数字”。
此外，该文还爆料，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共的贪官污吏们把国企转变为“私人提款机”的案例比比皆是。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某些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的官员把国企直接卖光，典型例子是现已身陷牢狱的仇和，当初在宿迁任职的时候把当地国企和公立医院卖了个精光；而王珉在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时候，也曾大肆出售吉林省属国企。
其二，是中国（中共）国企高管以及他们的“保护伞”以转制为由，把国企资产“化公为私”，其典型代表就是长生生物的董事长高俊芳一手主导完成的长生生物“国企改制”的黑历史。
据文章披露，长生生物是原卫生部直属的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母公司是“长春高新”，是长春的一家国企。
据2003年的年报显示，这家能够生产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的国企在“化公为私”前，年净利润已高达1888.3万元，是当时长春高新旗下业绩最好、人均产值最高的公司。
2003年，长生生物被其母公司以远低于市场报价的每股售价2.4元的价格，卖给了这家国企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变成了高氏家族的私营企业。
在“管理层收购”的幌子下，国企一夜之间变私企，而且买家和卖家竟然是同一个人——高俊芳。所谓“改制”后，高的儿子张洺豪担任了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丈夫张友奎任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其他的重要岗位，也均由高俊芳的亲属控制。
而高俊芳当年的年薪其实不到6万元，她在国企私有化时用于购买长生生物股权的巨款从何而来，至今仍然是一段“黑历史”。
文章指出，当初中国东北地区在世纪之交时发生的许多“国企改制”事件。这种“改制”其实与国企“脱困”毫无关系，许多被强行改制的国企，恰恰是当地经营状况良好、正在盈利的国企。
文章表示，国企改制的黑箱操作极大地助长了当地的腐败状况，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而这些人手里一旦有了钱，就“忙着制造更多的糖衣炮弹，向上层建筑发起进攻。”
（记者黎明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长生生物不久前因遭内部员工举报而被药监部门立案调查，近日被查实该公司在生产狂犬疫苗时存在造假行为。随即，长生生物去年逾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曾被检验出质量低劣的丑闻也被踢爆，而这些疫苗当时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用作儿童疫苗针剂，由此引爆海内外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当地时间7月23日，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徐实撰写的《疫苗案掀起黑幕一角，国有资产如何变成私人提款机？》一文在陆媒上发表。该文首先指出，在中国，企业的违法犯罪代价极低，而其违法行为的潜在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因而导致类似长生生物这样的惊天丑闻频频发生。
据徐实的文章介绍，上述长生生物的逾25万支“百白破”疫苗事件发生后，吉林省药监局曾于2017年10月对长生生物处以344.29万元的罚款。问题是，现在的长生生物是由高俊芳家族绝对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只需随便减持一点股份就可以套现几个亿。因此344.39万元的罚款对长生生物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
文章表示，虽然欧美药企也有生产事故和产品安全问题，但整体上要比中国少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督处罚力度更大，加上相关的司法制度十分严密，决定了其药企的违法成本很高。像长生生物这样生产出上万支问题疫苗的事件，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赔偿金额将是“天文数字”。
此外，该文还爆料，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共的贪官污吏们把国企转变为“私人提款机”的案例比比皆是。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某些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的官员把国企直接卖光，典型例子是现已身陷牢狱的仇和，当初在宿迁任职的时候把当地国企和公立医院卖了个精光；而王珉在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时候，也曾大肆出售吉林省属国企。
其二，是中国（中共）国企高管以及他们的“保护伞”以转制为由，把国企资产“化公为私”，其典型代表就是长生生物的董事长高俊芳一手主导完成的长生生物“国企改制”的黑历史。
据文章披露，长生生物是原卫生部直属的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母公司是“长春高新”，是长春的一家国企。
据2003年的年报显示，这家能够生产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的国企在“化公为私”前，年净利润已高达1888.3万元，是当时长春高新旗下业绩最好、人均产值最高的公司。
2003年，长生生物被其母公司以远低于市场报价的每股售价2.4元的价格，卖给了这家国企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变成了高氏家族的私营企业。
在“管理层收购”的幌子下，国企一夜之间变私企，而且买家和卖家竟然是同一个人——高俊芳。所谓“改制”后，高的儿子张洺豪担任了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丈夫张友奎任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其他的重要岗位，也均由高俊芳的亲属控制。
而高俊芳当年的年薪其实不到6万元，她在国企私有化时用于购买长生生物股权的巨款从何而来，至今仍然是一段“黑历史”。
文章指出，当初中国东北地区在世纪之交时发生的许多“国企改制”事件。这种“改制”其实与国企“脱困”毫无关系，许多被强行改制的国企，恰恰是当地经营状况良好、正在盈利的国企。
文章表示，国企改制的黑箱操作极大地助长了当地的腐败状况，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而这些人手里一旦有了钱，就“忙着制造更多的糖衣炮弹，向上层建筑发起进攻。”
（记者黎明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