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不公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阶层固化。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成员是可以相互流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阶层归属是可以改变的，不但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沦为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员，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低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也可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成功地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前一种流动属于向下流动，后一种流动属于向上流动。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旦社会流动受阻，特别是向上的流动受阻，通道变窄，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就会趋于固定化，所谓阶层固化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阶层固化的本质是起点不公。它意味着人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公的境遇，未来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升迁或致富的前景如何等等，都不取决于自己的才华和奋斗，而取决于各自的家庭背景。换句话说，人们的地位、身份和利益等一概都是从父辈那里传承而来的，穷成为穷的原因，富成为富的原因，官成为官的原因，民成为民的原因。这公平公正吗？当然不！不幸的是，这种新生的不公正在当下中国蔓延着。据 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相当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资料发现 ，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当前的阶层固化首先体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普通民众的后代越来越难以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普遍都被官员和富人的子女占据了。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管道。正如英国着名思想家培根所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改革开放初期，不同阶层后代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是公平的，众多贫寒家庭的子女通过勤奋读书，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好学校，从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但随着教育资源配置的日趋不平衡，普通学校和优质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教育已经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好学校、名牌学校的收费居高不下，以往那种只要成绩好就能读好学校、上名牌大学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出身越底层，上好学校越难”的趋势逐渐席卷全国，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孩子读好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感概的，“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管道有变窄的趋势。”
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该校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只占总数的17%，而在当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是农村学生。南开大学的一份资料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该校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但2007年已跌至31%。据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
就业，本是寒门子弟提高社会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径。然而，在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管道越来越窄的同时，通过就业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如今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父母没钱没权，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通过 “萝卜招聘”、“内定招聘”、“人情招聘”（注）等各种招数，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这也是阶层固化的一种典型体现。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专案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教育部计画的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品质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阶层固化还表现在家庭背景对职业升迁和创业致富的影响越来越大。来自权贵和富豪家庭的子弟，如果做官，不但机会多仕途顺，而且升迁也快；如果做生意，大都也是一帆风顺，很容易成为富翁。底层民众的后代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想升官？尽管你能力强、素质好，但没有背景和关系，没门！想发财？虽然你有才华，肯吃苦，但没有背景和关系，同样没门！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引数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主的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
相比较而言，4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社会上流行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奋斗能够成就未来”。“鲤鱼跃龙门”、“寒门出贵子”的故事比比皆是。40年后，“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却变成了“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很多人都认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奋斗无法成就未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垄二代”、“穷二代”和“农二代”等应运而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寒门难出贵子”成了令人绝望的现实。无怪乎人们嘲讽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拼爹时代’”。无论是上学、找工作还是买房子等等，青年人比拼的都不再是各自的能力，而是彼此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没有一个好爸爸的穷孩子，人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由此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悲剧。
《南方周末》2009年３月１９日报导，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6日报导，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自杀前感叹：“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遗书：“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
注：
公务员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理解都是求职者这个萝卜是否适合职位要求的这个坑。而所谓“萝卜招聘”，是网友对“量身定制”招聘干部的一种形象比喻。主角多为年轻的应聘干部，有权的官员父母。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成员是可以相互流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阶层归属是可以改变的，不但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沦为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员，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低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也可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成功地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前一种流动属于向下流动，后一种流动属于向上流动。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旦社会流动受阻，特别是向上的流动受阻，通道变窄，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就会趋于固定化，所谓阶层固化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阶层固化的本质是起点不公。它意味着人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公的境遇，未来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升迁或致富的前景如何等等，都不取决于自己的才华和奋斗，而取决于各自的家庭背景。换句话说，人们的地位、身份和利益等一概都是从父辈那里传承而来的，穷成为穷的原因，富成为富的原因，官成为官的原因，民成为民的原因。这公平公正吗？当然不！不幸的是，这种新生的不公正在当下中国蔓延着。据 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相当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Khor和Pencavel曾利用中国的资料发现 ，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当前的阶层固化首先体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普通民众的后代越来越难以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普遍都被官员和富人的子女占据了。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管道。正如英国着名思想家培根所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改革开放初期，不同阶层后代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是公平的，众多贫寒家庭的子女通过勤奋读书，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好学校，从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但随着教育资源配置的日趋不平衡，普通学校和优质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教育已经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好学校、名牌学校的收费居高不下，以往那种只要成绩好就能读好学校、上名牌大学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出身越底层，上好学校越难”的趋势逐渐席卷全国，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孩子读好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感概的，“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管道有变窄的趋势。”
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该校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只占总数的17%，而在当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是农村学生。南开大学的一份资料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该校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但2007年已跌至31%。据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
就业，本是寒门子弟提高社会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径。然而，在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管道越来越窄的同时，通过就业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如今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父母没钱没权，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通过 “萝卜招聘”、“内定招聘”、“人情招聘”（注）等各种招数，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这也是阶层固化的一种典型体现。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专案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教育部计画的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品质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阶层固化还表现在家庭背景对职业升迁和创业致富的影响越来越大。来自权贵和富豪家庭的子弟，如果做官，不但机会多仕途顺，而且升迁也快；如果做生意，大都也是一帆风顺，很容易成为富翁。底层民众的后代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想升官？尽管你能力强、素质好，但没有背景和关系，没门！想发财？虽然你有才华，肯吃苦，但没有背景和关系，同样没门！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引数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主的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精英为主，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成功机会则越来越少。
相比较而言，4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社会上流行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奋斗能够成就未来”。“鲤鱼跃龙门”、“寒门出贵子”的故事比比皆是。40年后，“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却变成了“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很多人都认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奋斗无法成就未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垄二代”、“穷二代”和“农二代”等应运而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寒门难出贵子”成了令人绝望的现实。无怪乎人们嘲讽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拼爹时代’”。无论是上学、找工作还是买房子等等，青年人比拼的都不再是各自的能力，而是彼此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没有一个好爸爸的穷孩子，人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由此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悲剧。
《南方周末》2009年３月１９日报导，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6日报导，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自杀前感叹：“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遗书：“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
注：
公务员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理解都是求职者这个萝卜是否适合职位要求的这个坑。而所谓“萝卜招聘”，是网友对“量身定制”招聘干部的一种形象比喻。主角多为年轻的应聘干部，有权的官员父母。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