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几十年来的贪腐治国，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大概都懂得，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们对绝对权力的质疑与领导人对绝对权力的恋栈，往往会引发公共舆论或明或暗、不可回避的话题，并不断挑战着人类自由力量与专制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底线。
这个底线自毛泽东时代，就已成了一根被中共赋予了生杀大限的高压线。在那个时代，经历了各类运动的人们对领袖和绝对的权力产生了身不由己般的神话幻觉。
领袖一定是“万寿无疆”的，无问任期，这是“主旋律”。但就有那么几个“不着调”的名流，不知是“迂腐”还是出于“愚忠”，偏偏剑走偏锋，在“普天同庆”“吾皇万岁”之际，“炮打终身制”，诤谏党领袖。
毛泽东假意辞职 陈铭枢激情祝贺成右派
陈铭枢，国民党元老，一生风云际会，亦颇能仗义执言，但被中共迷惑，认贼作父铸下历史大错。早年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 1933年与李济深等发动福建政变反蒋。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8年底，陈铭枢策动了国民党元老陈仪反水，1949年春策反程潜。陈铭枢转投中共，并“立下大功”。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最后，提出要效仿瑞士七人委员会总统轮流当的做法：“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毛还指示与会者把消息透出去。党内人士当然是都懂的，因此反应谨慎。党外人士亦“英雄”所见略同，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刘少奇、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并说：“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黄、陈二人的信件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消息的陈铭枢，喜出望外，5月18日上书毛泽东，对毛的不连任动议大加赞赏：“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听闻毛曾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好大喜功”，陈铭枢激情荡漾，赞美之馀，无遮拦地点评起毛来：“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直抒胸臆：“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此信的直接结果就是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评论定调：《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批判陈铭枢“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
虚心纳谏的毛泽东不见了，烂漫天真的陈铭枢冷却了。瞬间被打为右派的陈，自此闭门谢客，整日参禅打坐。
也许是传统文化“文谏死”的家国情怀，也许是对中共仍抱有幻想，1958年，陈铭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加鞑伐：“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5年5月14日，陈铭枢在庆祝核试验成功的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但对比后文的两位名流，陈铭枢的不幸离世实为幸事，得以免遭文革荼毒。
薛毅上书反对终身制 流放青海二十二年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的想法，直至中共《八二宪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正式确立。
邓的这个政策，是拾他人之牙慧。早在1957年6月，地质部12级高干薛毅就向毛泽东上书废除终身制，随后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22年。而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月前，1957年5月，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后开始部署的。
薛毅，河北人，1923年生人，家贫如洗，15岁抗日，16岁加入中共。勤奋好学，喜欢思考与写作，曾为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1957年，任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享有一定特权的12级干部。
薛毅一生对马列着作颇有研究，那个年代的人读书，对马列毛理论一厢情愿地信以为真，对书中许诺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深信不疑。认为不随波逐流坚持己见是美好品质，不是反对中共的领导。薛毅也不例外，但他亲身所见所闻的事实和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便发出质问，这就注定了他命运的悲情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底，薛毅所在的地质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张量传达了一项中共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传达时说，干部不提拔了。并且毛泽东说了：“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刘少奇解释说，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
中共从1952年开始实行干部从1级到25级定级工资制，13级以上的干部，吃饭是小灶，出差是软席。薛毅对此比较反感，那次传达精神是要搞终身制，薛毅听了更反感，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
2011年，薛毅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曾说：“终身制极容易造成干部特权思想。……很容易助长领导干部向贵族化倾向发展的。不钻研业务，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群众……所以说终身制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
一边是对中共搞终身制的义愤填膺，一边是受“大鸣大放”的激励鼓舞，两股热流将薛毅胸中丘壑化成了一份“炮打”中共干部终身制的雄文：《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1957年6月8日，反右运动当天，薛毅亲手将文章一份寄给毛泽东，一份寄给“人民日报”。 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刘毅也将该文四版登载在内部《整风简报》上。
薛毅在《刍议》中批评：“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文中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建设性地提出竞选上岗的概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2版刊发《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一文，文中提要说，他（薛毅）认为“现在的各级干部都不称职”“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做领导”。 6月23日地质部那一期四版刊登《刍议》的《整风简报》成了薛毅“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被定为极右分子，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妻子梁国杰、北京财贸局的干部弟弟薛德顺被连坐划成右派。地质部一百多人因同情薛毅被打成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仅为原来的一半——70多元，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场所，后转到了青海地质队，流放时间长达22年。
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是薛毅一直想不通的。
不通则痛。1970年，《青海日报》刊登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随即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愤笔反驳，因此地质部再次组织对他的批判。
在青海二十多年，薛毅数次要求甄别右派，希望得到平反，长年无果。当年地质部同情薛的王维新被流放到安徽，在当地娶妻生子。1978年，中共公布了平反右派文件，王维新带着孩子进京上访，流落街头，无钱吃饭，只能买一捧花生米给孩子充饥。
1980年，中共宣布予以薛毅和王维新右派平反。回忆往事，薛毅意味深长地说，“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
痛斥特权 戴煌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新华社，80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八十多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皱紧眉头，在应邀为新华社80年社庆写稿时，无法掩盖心中的纠结。
戴煌，1928年出生，16岁加入中共，19岁进入新华社，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越南奠边府战役，他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新华社第一右派”20年，用亲身经历着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退休后，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晚年为草根鸣冤以及报导腐败案件。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6年在上海）我到医院割瘤子……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医生和医疗设备是当时第一流的。首长和他们的夫人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到这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人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
“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时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的戴煌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问题。
高干有专用商店和专用游泳池，坐着高级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他们偶尔拿起扫帚、铁锹参加劳动，不过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是如何地感动……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得群众惊异和感动。”
戴煌晚年时说：“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志的奋斗目标。”
1955年中国新年，越南胡志明在一次饭后聊天时对戴煌表示，他“反对喊万岁，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就算是为了表达感情，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这番话引起了戴煌对个人崇拜的深度思考。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开始有了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正是戴煌这些另类于中共，独立于他人的思考、诘问与文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
1957年反右伊始，彭真在广安门外白纸坊一个印钞厂礼堂召开一千多人的北京各大高校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会议。彭真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还是照样提。我代表中央保证，就是提错了，什么事也没有。”
戴煌第一个发言，坦言：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消除，任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辐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1958年3月18日，中共给予戴煌 “撤销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
“我是二类处分，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这个时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
1958年4月，戴煌被流放到北大荒。随着“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泛滥，每人定量口粮从每月100斤变为72斤，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繁重的劳改劳动量从未减少。
戴煌原体重196斤，饥饿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他感叹说：“在那里待了两年零八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期间，戴煌回到北京，写了10万字的《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坚持己见，1964年4月23日，中共将其送北京团河农场劳改，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1969年转山西劳改，历经文革。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华社。
“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间国家和党犯过的错误太多，短短一时的平反活动根本没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对于某些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更是提也不敢提，对其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动也不敢动。不敢承认历史中的错误，就不能真正地进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点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戴煌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晚年的戴煌追求民主宪政，扶弱救贫，但对中共一贯拒绝反思的状态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结语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深刻指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的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无论个人、国家或民族，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任何恢弘的抱负与梦想也只是南柯一梦而已，穷尽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避免不了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悲局。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这个底线自毛泽东时代，就已成了一根被中共赋予了生杀大限的高压线。在那个时代，经历了各类运动的人们对领袖和绝对的权力产生了身不由己般的神话幻觉。
领袖一定是“万寿无疆”的，无问任期，这是“主旋律”。但就有那么几个“不着调”的名流，不知是“迂腐”还是出于“愚忠”，偏偏剑走偏锋，在“普天同庆”“吾皇万岁”之际，“炮打终身制”，诤谏党领袖。
毛泽东假意辞职 陈铭枢激情祝贺成右派
陈铭枢，国民党元老，一生风云际会，亦颇能仗义执言，但被中共迷惑，认贼作父铸下历史大错。早年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 1933年与李济深等发动福建政变反蒋。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8年底，陈铭枢策动了国民党元老陈仪反水，1949年春策反程潜。陈铭枢转投中共，并“立下大功”。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最后，提出要效仿瑞士七人委员会总统轮流当的做法：“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毛还指示与会者把消息透出去。党内人士当然是都懂的，因此反应谨慎。党外人士亦“英雄”所见略同，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刘少奇、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并说：“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黄、陈二人的信件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消息的陈铭枢，喜出望外，5月18日上书毛泽东，对毛的不连任动议大加赞赏：“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听闻毛曾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好大喜功”，陈铭枢激情荡漾，赞美之馀，无遮拦地点评起毛来：“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直抒胸臆：“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此信的直接结果就是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评论定调：《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批判陈铭枢“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
虚心纳谏的毛泽东不见了，烂漫天真的陈铭枢冷却了。瞬间被打为右派的陈，自此闭门谢客，整日参禅打坐。
也许是传统文化“文谏死”的家国情怀，也许是对中共仍抱有幻想，1958年，陈铭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加鞑伐：“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5年5月14日，陈铭枢在庆祝核试验成功的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但对比后文的两位名流，陈铭枢的不幸离世实为幸事，得以免遭文革荼毒。
薛毅上书反对终身制 流放青海二十二年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的想法，直至中共《八二宪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正式确立。
邓的这个政策，是拾他人之牙慧。早在1957年6月，地质部12级高干薛毅就向毛泽东上书废除终身制，随后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22年。而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月前，1957年5月，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后开始部署的。
薛毅，河北人，1923年生人，家贫如洗，15岁抗日，16岁加入中共。勤奋好学，喜欢思考与写作，曾为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1957年，任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享有一定特权的12级干部。
薛毅一生对马列着作颇有研究，那个年代的人读书，对马列毛理论一厢情愿地信以为真，对书中许诺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深信不疑。认为不随波逐流坚持己见是美好品质，不是反对中共的领导。薛毅也不例外，但他亲身所见所闻的事实和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便发出质问，这就注定了他命运的悲情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底，薛毅所在的地质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张量传达了一项中共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传达时说，干部不提拔了。并且毛泽东说了：“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刘少奇解释说，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
中共从1952年开始实行干部从1级到25级定级工资制，13级以上的干部，吃饭是小灶，出差是软席。薛毅对此比较反感，那次传达精神是要搞终身制，薛毅听了更反感，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
2011年，薛毅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曾说：“终身制极容易造成干部特权思想。……很容易助长领导干部向贵族化倾向发展的。不钻研业务，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群众……所以说终身制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
一边是对中共搞终身制的义愤填膺，一边是受“大鸣大放”的激励鼓舞，两股热流将薛毅胸中丘壑化成了一份“炮打”中共干部终身制的雄文：《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1957年6月8日，反右运动当天，薛毅亲手将文章一份寄给毛泽东，一份寄给“人民日报”。 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刘毅也将该文四版登载在内部《整风简报》上。
薛毅在《刍议》中批评：“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文中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建设性地提出竞选上岗的概念。
一石激起千层浪。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2版刊发《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一文，文中提要说，他（薛毅）认为“现在的各级干部都不称职”“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做领导”。 6月23日地质部那一期四版刊登《刍议》的《整风简报》成了薛毅“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被定为极右分子，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妻子梁国杰、北京财贸局的干部弟弟薛德顺被连坐划成右派。地质部一百多人因同情薛毅被打成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仅为原来的一半——70多元，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场所，后转到了青海地质队，流放时间长达22年。
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是薛毅一直想不通的。
不通则痛。1970年，《青海日报》刊登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随即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愤笔反驳，因此地质部再次组织对他的批判。
在青海二十多年，薛毅数次要求甄别右派，希望得到平反，长年无果。当年地质部同情薛的王维新被流放到安徽，在当地娶妻生子。1978年，中共公布了平反右派文件，王维新带着孩子进京上访，流落街头，无钱吃饭，只能买一捧花生米给孩子充饥。
1980年，中共宣布予以薛毅和王维新右派平反。回忆往事，薛毅意味深长地说，“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
痛斥特权 戴煌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新华社，80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八十多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皱紧眉头，在应邀为新华社80年社庆写稿时，无法掩盖心中的纠结。
戴煌，1928年出生，16岁加入中共，19岁进入新华社，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越南奠边府战役，他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新华社第一右派”20年，用亲身经历着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退休后，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晚年为草根鸣冤以及报导腐败案件。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6年在上海）我到医院割瘤子……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医生和医疗设备是当时第一流的。首长和他们的夫人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到这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人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
“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时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的戴煌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问题。
高干有专用商店和专用游泳池，坐着高级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他们偶尔拿起扫帚、铁锹参加劳动，不过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是如何地感动……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得群众惊异和感动。”
戴煌晚年时说：“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志的奋斗目标。”
1955年中国新年，越南胡志明在一次饭后聊天时对戴煌表示，他“反对喊万岁，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就算是为了表达感情，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这番话引起了戴煌对个人崇拜的深度思考。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开始有了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正是戴煌这些另类于中共，独立于他人的思考、诘问与文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
1957年反右伊始，彭真在广安门外白纸坊一个印钞厂礼堂召开一千多人的北京各大高校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会议。彭真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还是照样提。我代表中央保证，就是提错了，什么事也没有。”
戴煌第一个发言，坦言：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消除，任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辐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1958年3月18日，中共给予戴煌 “撤销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
“我是二类处分，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这个时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
1958年4月，戴煌被流放到北大荒。随着“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泛滥，每人定量口粮从每月100斤变为72斤，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繁重的劳改劳动量从未减少。
戴煌原体重196斤，饥饿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他感叹说：“在那里待了两年零八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期间，戴煌回到北京，写了10万字的《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坚持己见，1964年4月23日，中共将其送北京团河农场劳改，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1969年转山西劳改，历经文革。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华社。
“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间国家和党犯过的错误太多，短短一时的平反活动根本没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对于某些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更是提也不敢提，对其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动也不敢动。不敢承认历史中的错误，就不能真正地进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点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戴煌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晚年的戴煌追求民主宪政，扶弱救贫，但对中共一贯拒绝反思的状态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结语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深刻指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的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无论个人、国家或民族，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任何恢弘的抱负与梦想也只是南柯一梦而已，穷尽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避免不了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悲局。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