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不仅承担着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而且自身就是一个民族道德高度的典型标志。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普遍堕落的时代，知识精英的堕落可以说是终极性的。
毛时代，在中共的极权控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开明派掌权期间，他们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复，其理想主义的改革激情，敢于针砭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在六四民主运动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现，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惨案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权力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面对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生性懦弱的中国知识精英再度集体缴械，不仅普遍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而且迅速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其道德沦丧的速度之快程度之严重着实让人震惊。
这种道德沦丧首先体现为知识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
毛时代的知识精英尽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们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大都是真诚的。因为受蒙蔽，他们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那个政权和那套意识形态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现在则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辈们的那种蒙昧状态，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但不认同现政权，许多人甚至还相当讨厌和痛恨它。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要违背自己的情感充当现行体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妆师，纯粹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
像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下，他们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复存在。凭藉自己的聪明，他们很清楚，身处眼下的这个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混得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大权在握的中共卖命，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为其抬轿子，否则，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个人样来”。如果谁还敢与它作对，那别说前程，就连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和投机，选择了放弃良知责任换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每当中共有什么重大决策出台时，或是遇到什么重大难题时，这些御用化了的知识精英总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自己的主子摇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帮着中共忽悠民众。
例如，当社会大众对腐败极度不满时，精英们站出来解释了。有人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还有人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馀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当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拉大议论纷纷时，精英们又站出来发言了。有人争辩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有人提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有人的观点更妙：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有人则打马虎眼称：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知识精英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他们的市侩化。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一方面收紧了一度有所放松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打开了一向紧闭的金钱物欲的大门。反映到知识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们由于恐惧而纷纷缴械，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引领他们为了私欲而向金钱投降，迅速沦落为物欲的奴隶。
形象地说，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级市侩。如果说当官的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权力变现，那么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则是怎样用知识换钱。从前，他们把高尚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视为匕首投枪，当成武器；现在，那些知识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后，变成了他们在市场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读书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当成了一叠废纸。只要能捞到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金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轻易地俘获了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堡垒：独立与自尊。为了满足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他们甚至连起码的廉耻都可以抛于脑后，完全堕落到了丑态百出的地步。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谈到中国知识精英的市侩化时曾举例说，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着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
所谓斯文扫地，不过如此吧！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毛时代，在中共的极权控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开明派掌权期间，他们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复，其理想主义的改革激情，敢于针砭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在六四民主运动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现，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惨案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权力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面对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生性懦弱的中国知识精英再度集体缴械，不仅普遍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而且迅速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其道德沦丧的速度之快程度之严重着实让人震惊。
这种道德沦丧首先体现为知识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
毛时代的知识精英尽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们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大都是真诚的。因为受蒙蔽，他们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那个政权和那套意识形态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现在则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辈们的那种蒙昧状态，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但不认同现政权，许多人甚至还相当讨厌和痛恨它。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要违背自己的情感充当现行体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妆师，纯粹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
像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下，他们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复存在。凭藉自己的聪明，他们很清楚，身处眼下的这个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混得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大权在握的中共卖命，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为其抬轿子，否则，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个人样来”。如果谁还敢与它作对，那别说前程，就连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和投机，选择了放弃良知责任换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每当中共有什么重大决策出台时，或是遇到什么重大难题时，这些御用化了的知识精英总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自己的主子摇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帮着中共忽悠民众。
例如，当社会大众对腐败极度不满时，精英们站出来解释了。有人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还有人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馀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当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拉大议论纷纷时，精英们又站出来发言了。有人争辩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有人提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有人的观点更妙：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有人则打马虎眼称：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知识精英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他们的市侩化。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一方面收紧了一度有所放松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打开了一向紧闭的金钱物欲的大门。反映到知识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们由于恐惧而纷纷缴械，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引领他们为了私欲而向金钱投降，迅速沦落为物欲的奴隶。
形象地说，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级市侩。如果说当官的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权力变现，那么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则是怎样用知识换钱。从前，他们把高尚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视为匕首投枪，当成武器；现在，那些知识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后，变成了他们在市场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读书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当成了一叠废纸。只要能捞到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金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轻易地俘获了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堡垒：独立与自尊。为了满足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他们甚至连起码的廉耻都可以抛于脑后，完全堕落到了丑态百出的地步。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谈到中国知识精英的市侩化时曾举例说，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着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
所谓斯文扫地，不过如此吧！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