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央局（Central Bureau of the Comintern）一被清洗，斯大林就着手袭击其它部门。日耳曼处是第一个受害的。除了伏尔加日耳曼人的后裔外，苏联的日耳曼社区还包括来自德国共产党（KPD）的激进分子，以及离开魏玛共和国来帮助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反法西斯的难民和工人。但在1933年逮捕开始时，这些人都无一豁免。总而言之，流亡苏联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三分之二被镇压波及。
由于干部名单Kaderlisten的存在，德国激进共产党人的命运被完备地记载下来。这些名单在德共领导人威廉．皮克、威廉．弗洛林和赫伯特．韦纳（Herbert Wehner）的领导下拟定，并被用来惩罚或开除共产党人和镇压受害者。最早的名单始于1936年9月3日，最晚的可追溯到1938年6月21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份由SED（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共产党在二战后重组时所取的名字）控制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列出了约1,136人。逮捕于1937年达到顶峰，当时有619人被捕；它一直持续到1941年，当时有21人被捕。这些人中有666人命运未卜，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命丧监狱。至少82人被处决、197人死在监狱营、132人被交给纳粹。约150人在长期服刑后幸存下来，最终成功地离开了苏联。逮捕这些激进分子，援用了诸多意识形态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们未阻止阿道夫．希特勒掌权，似乎莫斯科本身在纳粹夺权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
其中最悲惨的事件就是把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交给希特勒。这是斯大林充分表现其愤世嫉俗的场合。此事发生在1937年，当时苏联当局开始将德国人驱逐出苏联。2月16日，10人被判刑，然后由苏联特工部门移交出去。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自1921年以来一直住在苏联的技师埃米尔．拉利什（Emil Larisch）；1931年抵达的工程师亚瑟．蒂洛（Arthur Thilo）；来自汉堡的共产党人威廉．法伊弗（Wilhelm Pfeiffer）；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的大学雇员库尔特．尼克斯多夫（Kurt Nixdorf）。所有人都于1936年以从事间谍活动或“法西斯活动”的罪名被捕。德国大使沃尔纳．冯．薛伦堡（Werner von der Schulenberg）试图为他们出面，与苏联外交部长（译者注：正式名称为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进行交涉。亚瑟．蒂洛成功到达英国驻华沙领事馆，但许多人却没这么幸运。法伊弗试图让自己被驱逐到英国，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回到德国，就会立即被捕。18个月后，1938年8月18日，他被带到波兰边境，从此杳无音讯。自1908年起住在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石版家奥托．瓦尔特（Otto Walther），于1937年3月4日抵达柏林，随后从自己的住家跳窗自杀。
1937年5月底，冯．薛伦堡发送了两份被捕德国人的新名单。他认为他们被驱逐是让人乐见的。在67个名字中有几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包括库尔特．尼克斯多夫。1937年秋，谈判出现新转折，苏联同意加速驱逐以回应德国的要求，因为至此实际只有30人被驱逐出境。1937年11月和12月，又有148名德国人被驱逐；1938年，这一数字升至445人。有待驱逐的人（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军事部门共和保卫联盟﹝Schutzbund﹞的几名成员）通常被押送到苏联与波兰、立陶宛或芬兰的边界。在那里，他们立即被德国当局登记和归类。在某些案例中，受害者于1938年5月经由波兰被带到奥地利边界，然后移交给盖世太保。其中包括奥地利共产党人保罗．梅塞（Paul Meisel）的案例。梅塞是犹太人，后来死在奥斯维辛。
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谅解，是1939年纳粹与苏联协定的前身。当时，根据豪尔赫．塞普鲁姆（Jorge Semprum，译者注：1923年—2011年，西班牙作家和编剧家）的说法，“所有极权制度的真正趋同性显露了出来。”协定签署后，驱逐行动急剧增加。波兰一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征服，苏德两大国就有了共同的边境，因此受害者可以直接从苏联监狱转到德国监狱。由于1939年11月27日签署的一项协议，1939年至1941年，有200～300名德国共产党人被移交给盖世太保，作为苏联当局对其新盟友的一项亲善举措。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约350人被驱逐，包括85名奥地利人。其中一人是奥地利共产党创始成员弗朗茨．科里茨考纳（Franz Koritschoner）。他已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官员。被驱逐到远北地区后，他被移交给卢布林（Lublin）的盖世太保，并被转移到维也纳、遭受酷刑。1941年6月7日，他在奥斯维辛被处决。
苏联当局在决定驱逐时，拒绝考虑被驱逐者的犹太出身。例如，德国共产党员、作曲家兼指挥也是犹太人的汉斯．沃尔特．大卫（Hans Walter David），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并于1942年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遭毒气毒死。还有很多其它案例，一些在亚历山大．韦斯伯格（Alexander Weissberg）的回忆录中得到描述。韦斯伯格是一名物理学家，幸存下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也记述了纳粹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不寻常共谋。她是曾被逐出德共领导层并移居苏联的汉斯．纽曼（Hans Neumann）的伴侣。1937年被捕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卡拉干达后，她和其他许多不幸者一起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并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
韦斯伯格回忆了自己被转交给德国人时的情景：
“1939年12月31日，我们在早晨6点被叫醒……穿好衣服、刮好胡子后，我们不得不在等候室里待了几小时。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共产党人布洛赫（Bloch），在1919年公社垮台后逃到德国。他用假证件住在那里，并设法继续作为党的活动分子秘密工作。后来，他以相同的假证件移居外国。他遭到逮捕，尽管他抗议，还是要被交给德国的盖世太保……就在午夜之前，一些公共汽车到了，我们被带到车站……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的夜间，列车开动了。它正把70名被殴打的男子带回家……火车继续通过被摧毁的波兰乡村，开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布格河（Bug River）桥上，另一个欧洲极权主义政权正以德国盖世太保的形式等待着。”
韦斯伯格成功逃脱了纳粹监狱，加入了波兰反叛者的组织，并与他们并肩作战。战争结束时，他越界进入瑞典，然后去了英国。
玛格丽特．布伯—纽曼描述了同一次移交的稍后阶段：
“有三个人拒绝过桥：一位名叫布洛赫的匈牙利犹太人、一位已被纳粹判刑的共产党工人，以及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德国教师。他们被强行拖着过桥。党卫军（SS）立即除掉了这名犹太人。然后，我们被送上了火车，带到卢布林……在卢布林，我们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在那里，很明显，不仅是我们正被移交给盖世太保，而且NKVD也把我们所有的记录和文件发给了SS。例如，在我的档案中提到，我是纽曼的妻子，他是纳粹德国最受憎恨的德国人之一。”
布伯—纽曼仍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直到它于1945年4月被解放。#（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由于干部名单Kaderlisten的存在，德国激进共产党人的命运被完备地记载下来。这些名单在德共领导人威廉．皮克、威廉．弗洛林和赫伯特．韦纳（Herbert Wehner）的领导下拟定，并被用来惩罚或开除共产党人和镇压受害者。最早的名单始于1936年9月3日，最晚的可追溯到1938年6月21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份由SED（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共产党在二战后重组时所取的名字）控制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列出了约1,136人。逮捕于1937年达到顶峰，当时有619人被捕；它一直持续到1941年，当时有21人被捕。这些人中有666人命运未卜，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命丧监狱。至少82人被处决、197人死在监狱营、132人被交给纳粹。约150人在长期服刑后幸存下来，最终成功地离开了苏联。逮捕这些激进分子，援用了诸多意识形态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们未阻止阿道夫．希特勒掌权，似乎莫斯科本身在纳粹夺权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
其中最悲惨的事件就是把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交给希特勒。这是斯大林充分表现其愤世嫉俗的场合。此事发生在1937年，当时苏联当局开始将德国人驱逐出苏联。2月16日，10人被判刑，然后由苏联特工部门移交出去。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自1921年以来一直住在苏联的技师埃米尔．拉利什（Emil Larisch）；1931年抵达的工程师亚瑟．蒂洛（Arthur Thilo）；来自汉堡的共产党人威廉．法伊弗（Wilhelm Pfeiffer）；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的大学雇员库尔特．尼克斯多夫（Kurt Nixdorf）。所有人都于1936年以从事间谍活动或“法西斯活动”的罪名被捕。德国大使沃尔纳．冯．薛伦堡（Werner von der Schulenberg）试图为他们出面，与苏联外交部长（译者注：正式名称为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进行交涉。亚瑟．蒂洛成功到达英国驻华沙领事馆，但许多人却没这么幸运。法伊弗试图让自己被驱逐到英国，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回到德国，就会立即被捕。18个月后，1938年8月18日，他被带到波兰边境，从此杳无音讯。自1908年起住在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石版家奥托．瓦尔特（Otto Walther），于1937年3月4日抵达柏林，随后从自己的住家跳窗自杀。
1937年5月底，冯．薛伦堡发送了两份被捕德国人的新名单。他认为他们被驱逐是让人乐见的。在67个名字中有几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包括库尔特．尼克斯多夫。1937年秋，谈判出现新转折，苏联同意加速驱逐以回应德国的要求，因为至此实际只有30人被驱逐出境。1937年11月和12月，又有148名德国人被驱逐；1938年，这一数字升至445人。有待驱逐的人（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军事部门共和保卫联盟﹝Schutzbund﹞的几名成员）通常被押送到苏联与波兰、立陶宛或芬兰的边界。在那里，他们立即被德国当局登记和归类。在某些案例中，受害者于1938年5月经由波兰被带到奥地利边界，然后移交给盖世太保。其中包括奥地利共产党人保罗．梅塞（Paul Meisel）的案例。梅塞是犹太人，后来死在奥斯维辛。
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谅解，是1939年纳粹与苏联协定的前身。当时，根据豪尔赫．塞普鲁姆（Jorge Semprum，译者注：1923年—2011年，西班牙作家和编剧家）的说法，“所有极权制度的真正趋同性显露了出来。”协定签署后，驱逐行动急剧增加。波兰一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征服，苏德两大国就有了共同的边境，因此受害者可以直接从苏联监狱转到德国监狱。由于1939年11月27日签署的一项协议，1939年至1941年，有200～300名德国共产党人被移交给盖世太保，作为苏联当局对其新盟友的一项亲善举措。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约350人被驱逐，包括85名奥地利人。其中一人是奥地利共产党创始成员弗朗茨．科里茨考纳（Franz Koritschoner）。他已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官员。被驱逐到远北地区后，他被移交给卢布林（Lublin）的盖世太保，并被转移到维也纳、遭受酷刑。1941年6月7日，他在奥斯维辛被处决。
苏联当局在决定驱逐时，拒绝考虑被驱逐者的犹太出身。例如，德国共产党员、作曲家兼指挥也是犹太人的汉斯．沃尔特．大卫（Hans Walter David），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并于1942年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遭毒气毒死。还有很多其它案例，一些在亚历山大．韦斯伯格（Alexander Weissberg）的回忆录中得到描述。韦斯伯格是一名物理学家，幸存下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也记述了纳粹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不寻常共谋。她是曾被逐出德共领导层并移居苏联的汉斯．纽曼（Hans Neumann）的伴侣。1937年被捕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卡拉干达后，她和其他许多不幸者一起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并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
韦斯伯格回忆了自己被转交给德国人时的情景：
“1939年12月31日，我们在早晨6点被叫醒……穿好衣服、刮好胡子后，我们不得不在等候室里待了几小时。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共产党人布洛赫（Bloch），在1919年公社垮台后逃到德国。他用假证件住在那里，并设法继续作为党的活动分子秘密工作。后来，他以相同的假证件移居外国。他遭到逮捕，尽管他抗议，还是要被交给德国的盖世太保……就在午夜之前，一些公共汽车到了，我们被带到车站……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的夜间，列车开动了。它正把70名被殴打的男子带回家……火车继续通过被摧毁的波兰乡村，开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布格河（Bug River）桥上，另一个欧洲极权主义政权正以德国盖世太保的形式等待着。”
韦斯伯格成功逃脱了纳粹监狱，加入了波兰反叛者的组织，并与他们并肩作战。战争结束时，他越界进入瑞典，然后去了英国。
玛格丽特．布伯—纽曼描述了同一次移交的稍后阶段：
“有三个人拒绝过桥：一位名叫布洛赫的匈牙利犹太人、一位已被纳粹判刑的共产党工人，以及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德国教师。他们被强行拖着过桥。党卫军（SS）立即除掉了这名犹太人。然后，我们被送上了火车，带到卢布林……在卢布林，我们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在那里，很明显，不仅是我们正被移交给盖世太保，而且NKVD也把我们所有的记录和文件发给了SS。例如，在我的档案中提到，我是纽曼的妻子，他是纳粹德国最受憎恨的德国人之一。”
布伯—纽曼仍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直到它于1945年4月被解放。#（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