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派兵帮助侵略者朝鲜打败韩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共军队打回了“三八”线。此后，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呈对峙局面。最终双方同意谈判，并在1953年7月达成了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签署后，双方开始遣返战俘。当时联合国军俘获的中共军人有两万一千馀人，其中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共遂采取威逼色诱之法，最终有440人回心转意。最终，中共战俘自愿遣返者共6,670人，回心转意者共440人。
第一批自愿遣返的战俘在开城受到了夹道欢迎，然而，到了国内就被关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从1953年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做出结论、安置处理。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不得不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
在这批战俘中，有一个叫蒋庆泉的军人，他是中共后来推出的洗脑影片《英雄儿女》的原型之一。
朝鲜战争期间，作家巴金于1952年参加了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活动。1961年，巴金发表了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团圆》，主人公叫王成。小说发表后，受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的青睐，并责成长影将其于1963年拍成了电影。
2005年2月中共媒体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电影《英雄儿女》的幕后珍闻”对此报导称，在夏衍责成长影的导演武兆堤和编导毛烽将其改编成电影时，小说中关于王成的牺牲只有一句话：“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编剧毛烽觉得无从下手，武兆堤却威胁他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上了这‘贼船’就不能下来。”其后，王成被打造成了“向我开炮”的英雄，中共成功洗脑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过，根据大陆媒体披露的资料，在朝鲜战争中，确实有几个被中共洗脑、甘心充当炮灰的军人曾发出过类似的呼声，其中有一个叫于树昌的步话机员，在喊出了“向我开炮”后被炸死，冲上来的美军也有伤亡。还有一个就是先于于树昌的蒋庆泉。
据曾任中共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53年4月的一天，联合国军攻上了北山阵地，在指挥所与蒋庆泉联络的另一名步话机员陆洪坤亲耳听到蒋在步话机中呼叫：“敌人离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战役结束后，洪炉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个报导，其上级也准备为其请功——因为大家当时都以为蒋庆泉死了。可就在洪炉写完报导，尚未发表时，就得到了通知：不宜再宣传蒋庆泉，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中。在中共看来，一个军人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被俘，就意味着背叛。
不久，于树昌出现了，洪炉遂将为蒋庆泉写过的报导修改后，以《向我开炮》为题发表。电影《英雄儿女》拍摄时，采用了报导中的部分内容，使王成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与其他战俘一样，蒋庆泉一回到中国即被关进了昌图归管处。据其回忆，他被当局认为暴露了部队的番号、部队的武器和饮食情况，但因被包围时喊出了“向我碉堡顶开炮”，所以对其从轻发落，保留了其党籍和军籍，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蒋庆泉还透露，“志愿军”战俘回到大陆的6千多人中，“其实都挺悲惨的”，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馀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馀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被教育改造后，蒋庆泉被责令退伍。于是他回到了老家锦州大岭村，耕田种地。“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对于自己的经历，蒋庆泉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敢提及。当他看到电影《英雄儿女》相关片段时，曾在路上掩面大哭。回到家在被窝里又哭，妻子问他，但他却不敢回答。“我当时想，说了不就等于把自己当俘虏的事说出来了吗？那年头当俘虏还了得？！”
然而，低调的蒋庆泉依旧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其档案被造反派翻出，蒋庆泉被说成是叛徒，经常被拉去批斗。直到1981年，中共才宣布取消处分，但他已欲哭无泪。
后来找到他的洪炉说：“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不配当共产党员。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而让蒋庆泉感到屈辱的正是让其当炮灰的中共。
据洪炉透露，2009年，蒋庆泉跟着儿子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老人在现场突然犯了倔脾气，他非要把一张炮兵阵地的照片扯下来，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后来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对当年的炮兵们满腹怨气：当时我喊“向我开炮”他们为什么不开炮？开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会当战俘了！“他是不知道，当时炮兵没开炮仅仅是因为炮弹打光了。”洪炉说道。
2013年7月，蒋庆泉在接受香港《蘋果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并透露了自己因在战场被俘，回国后遭中共打压的经历。而他大半生都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苦。
2014年，中共官媒曝出了已经80多岁的蒋庆泉11年来一周三天上街卖鞋垫的事情。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銹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当时的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战争还给蒋庆泉留下了病患，他的右眼突然不行了。他称：“大夫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
蒋庆泉痛苦的人生不过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具体实例。一方面，蒋等人的“向我开炮”的故事成为中共洗脑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对于为自己卖命的炮灰却漠不关心。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上，为中共卖命不得好死、痛苦终生的中共党员、知识分子、军人、民主人士等比比皆是，这就是中共“吃人”的真面目！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停火协议签署后，双方开始遣返战俘。当时联合国军俘获的中共军人有两万一千馀人，其中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共遂采取威逼色诱之法，最终有440人回心转意。最终，中共战俘自愿遣返者共6,670人，回心转意者共440人。
第一批自愿遣返的战俘在开城受到了夹道欢迎，然而，到了国内就被关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从1953年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做出结论、安置处理。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不得不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
在这批战俘中，有一个叫蒋庆泉的军人，他是中共后来推出的洗脑影片《英雄儿女》的原型之一。
洗脑电影《英雄儿女》之王成
朝鲜战争期间，作家巴金于1952年参加了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活动。1961年，巴金发表了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团圆》，主人公叫王成。小说发表后，受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的青睐，并责成长影将其于1963年拍成了电影。
2005年2月中共媒体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电影《英雄儿女》的幕后珍闻”对此报导称，在夏衍责成长影的导演武兆堤和编导毛烽将其改编成电影时，小说中关于王成的牺牲只有一句话：“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编剧毛烽觉得无从下手，武兆堤却威胁他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上了这‘贼船’就不能下来。”其后，王成被打造成了“向我开炮”的英雄，中共成功洗脑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过，根据大陆媒体披露的资料，在朝鲜战争中，确实有几个被中共洗脑、甘心充当炮灰的军人曾发出过类似的呼声，其中有一个叫于树昌的步话机员，在喊出了“向我开炮”后被炸死，冲上来的美军也有伤亡。还有一个就是先于于树昌的蒋庆泉。
据曾任中共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53年4月的一天，联合国军攻上了北山阵地，在指挥所与蒋庆泉联络的另一名步话机员陆洪坤亲耳听到蒋在步话机中呼叫：“敌人离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战役结束后，洪炉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了一个报导，其上级也准备为其请功——因为大家当时都以为蒋庆泉死了。可就在洪炉写完报导，尚未发表时，就得到了通知：不宜再宣传蒋庆泉，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中。在中共看来，一个军人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被俘，就意味着背叛。
不久，于树昌出现了，洪炉遂将为蒋庆泉写过的报导修改后，以《向我开炮》为题发表。电影《英雄儿女》拍摄时，采用了报导中的部分内容，使王成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一朝被俘 一生尽毁
与其他战俘一样，蒋庆泉一回到中国即被关进了昌图归管处。据其回忆，他被当局认为暴露了部队的番号、部队的武器和饮食情况，但因被包围时喊出了“向我碉堡顶开炮”，所以对其从轻发落，保留了其党籍和军籍，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蒋庆泉还透露，“志愿军”战俘回到大陆的6千多人中，“其实都挺悲惨的”，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馀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馀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被教育改造后，蒋庆泉被责令退伍。于是他回到了老家锦州大岭村，耕田种地。“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对于自己的经历，蒋庆泉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敢提及。当他看到电影《英雄儿女》相关片段时，曾在路上掩面大哭。回到家在被窝里又哭，妻子问他，但他却不敢回答。“我当时想，说了不就等于把自己当俘虏的事说出来了吗？那年头当俘虏还了得？！”
然而，低调的蒋庆泉依旧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其档案被造反派翻出，蒋庆泉被说成是叛徒，经常被拉去批斗。直到1981年，中共才宣布取消处分，但他已欲哭无泪。
后来找到他的洪炉说：“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不配当共产党员。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而让蒋庆泉感到屈辱的正是让其当炮灰的中共。
据洪炉透露，2009年，蒋庆泉跟着儿子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老人在现场突然犯了倔脾气，他非要把一张炮兵阵地的照片扯下来，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后来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对当年的炮兵们满腹怨气：当时我喊“向我开炮”他们为什么不开炮？开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会当战俘了！“他是不知道，当时炮兵没开炮仅仅是因为炮弹打光了。”洪炉说道。
2013年7月，蒋庆泉在接受香港《蘋果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并透露了自己因在战场被俘，回国后遭中共打压的经历。而他大半生都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苦。
晚年卖鞋垫为生
2014年，中共官媒曝出了已经80多岁的蒋庆泉11年来一周三天上街卖鞋垫的事情。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銹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当时的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战争还给蒋庆泉留下了病患，他的右眼突然不行了。他称：“大夫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
为中共卖命的结局
蒋庆泉痛苦的人生不过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具体实例。一方面，蒋等人的“向我开炮”的故事成为中共洗脑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对于为自己卖命的炮灰却漠不关心。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上，为中共卖命不得好死、痛苦终生的中共党员、知识分子、军人、民主人士等比比皆是，这就是中共“吃人”的真面目！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