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易逝，日月如梭。转瞬间，今年（2018）已经是戊戌变法双甲子了。回顾发生于1898年（旧历戊戌年）的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卑之无甚高论，唯有几则杂感而已。
谭嗣同是晚清“军机四卿”之一，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变法失败，梁启超曾一度劝说谭嗣同随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馆暂避风头，谭并未接受。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嗣同去日本避难，谭不听，再三劝说，他答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终于没有出逃。殉难之前，他在刑场上对围观的众人朗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这“死得其所”四个字，从1898年9月以来，一次次地响起历史的回声。
平心而论，谭嗣同是有不少逃生机会的，可他决意留下。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已逃往国外，他不跑，选择了杀身成仁。反观自壮士身后直至现今这一个多世纪，国人之中一些有头有脸者（不论好人还是坏人），一旦出了事情、大难临头或是觉察到了危险，总有人躲进外国使馆或者逃往国外。自然，这样做可以理解，谁又愿意束手待毙呢？此乃人之本性使然。对于好人，我总是祝愿其安全逃离，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对于坏人，我想欠债总是要还的，他们最终是逃不脱报应或惩罚的。好坏、忠奸、善恶终有报。中国近代史中有个亮点在昭告世人：舍生取义般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前者是后者最为形象的血的注释，谭嗣同乃义薄云天之伟丈夫、真英雄。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浏阳这个地方，出产具有悠久传统的花炮、豆豉、茴饼、
夏布、菊花石等土特产。特别是工艺独特的花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并以“浏阳花炮震天下”的美名享誉世界。我由花炮，联想到谭嗣同：为了那石破天惊的声响与艳丽耀眼的一霎，不惜粉身碎骨！
戊戌变法，又名戊戌维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若谈戊戌变法，不能不提“公车上书”。因为“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故其亦称“戊戌变法的序幕”。关于“公车上书”，《辞海》上的解释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馀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中国历史辞典》上的诠释与《辞海》大同小异，只是稍微详细一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反对。康有为联合十八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馀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列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坚决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递到都察院，遭到拒绝。但却在全国辗转流传，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 （汉代以公家车辆送各地被征召和推举的士子赴都，后相沿以“公车”作为赴京会试举人的代称。）
一言以蔽之，1895年5月2日是个重要日子，康有为组织、领导了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大凡谈及“公车上书”，各种历史教科书和通史类读物，几乎都载有与上述两种辞书相似的内容。而这种说法和定论，要是追根究底的话，正是源自康有为本人的《公车上书记》、《自编年谱》等着述。从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出：他草疏万言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用宝是指皇帝已在条约上盖了玉玺。事实上，光绪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马关条约》上钤印的）。这些年来，海峡两岸的多位历史学家和作家经过考证，得知史实并非如此。单是查阅清史档案的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就能发现：康有为所说的拒收其上书的四月初八（5月2日）这一天，都察院收到并转呈的反对求和的“上书”多达十五件，官员的有七件，举人的有八件，恰恰“以初八（5月2日）此日转递上奏之公呈件数为最多”，完全是来一件收转一件，不曾拒收过一件。那个时候，如若真有十八省一千多举人的联名上书，那还得了，都察院敢“不收”?又有什么理由“不收”？即使是拒绝转呈，起码也应该在登记簿上中提一笔吧，可是没有。再举一个旁证，那位事无巨细都要记日记的晚清重臣、两朝帝师翁同龢，在他5月2日的日记中，也并无都察院拒收上奏之公呈的记载。
康有为诬赖都察院“不收”的说辞，主观上是篡改史实，客观上已是陷无辜者于不义。事实真相是，5月2日所谓康有为带头“公车上书”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这天康有为等人压根儿就没有去投递（上书）。他们只是动议，并未践行。那些日子，既有官员上书，也有举人的多次公车上书，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却偏偏没有一次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衔进行的。
虽然康有为对维新变法是有贡献的，但是谎言必须揭穿。这个“1895年5月2日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纯属子虚乌有；那幅被无数彩笔描绘的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康有为主导“公车上书”的图景，实乃近代史的幻影。由此及彼，继“戊戌政变”之后而至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有没有失真呢？
有识之士曾经指出：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办报高潮，一共办了一百多种报纸，其中有七十馀家是改良派和改革派的报纸。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这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在国耻的刺激下，士人群起畅言，有的甚至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报纸成为探讨国事的公共平台。
上面提及的这个“戊戌变法时期”，应当是广义的——是指从被称作“戊戌变法的序幕”的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这个时期，而非狭义的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这103天。当时民间确实办起了许多报纸。较为知名的有《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字林沪报》、《湘报》等。
要知道，那是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这个冥顽刚愎、独断专权的老太婆，居然容许私人办报，不简单啊！
今年是2018年，又是一个戊戌年，还是“戊戌变法”双甲子。在120年之后的今年这个戊戌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地，能允许民间办报吗？直至今天，中国有过一份像模像样的私人办的报纸吗？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敢发表“民间办报”的提案吗？
今年这个戊戌年，中共当局对媒体的管控变本加厉。嗐，早就全都是官办报纸了，还不放心，还左审右查，一个也不放过。记者“触线”被噤声，编辑“增字”遭重罚，这些都是新近的事。至于那家先前说过几句真话的《杂文报》，倡导“做明白人”的《杂文报》，还挨不到戊戌年，就已于2015年不明不白地停刊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谭嗣同的生死选择
谭嗣同是晚清“军机四卿”之一，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变法失败，梁启超曾一度劝说谭嗣同随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馆暂避风头，谭并未接受。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嗣同去日本避难，谭不听，再三劝说，他答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终于没有出逃。殉难之前，他在刑场上对围观的众人朗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这“死得其所”四个字，从1898年9月以来，一次次地响起历史的回声。
平心而论，谭嗣同是有不少逃生机会的，可他决意留下。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已逃往国外，他不跑，选择了杀身成仁。反观自壮士身后直至现今这一个多世纪，国人之中一些有头有脸者（不论好人还是坏人），一旦出了事情、大难临头或是觉察到了危险，总有人躲进外国使馆或者逃往国外。自然，这样做可以理解，谁又愿意束手待毙呢？此乃人之本性使然。对于好人，我总是祝愿其安全逃离，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对于坏人，我想欠债总是要还的，他们最终是逃不脱报应或惩罚的。好坏、忠奸、善恶终有报。中国近代史中有个亮点在昭告世人：舍生取义般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前者是后者最为形象的血的注释，谭嗣同乃义薄云天之伟丈夫、真英雄。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浏阳这个地方，出产具有悠久传统的花炮、豆豉、茴饼、
夏布、菊花石等土特产。特别是工艺独特的花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并以“浏阳花炮震天下”的美名享誉世界。我由花炮，联想到谭嗣同：为了那石破天惊的声响与艳丽耀眼的一霎，不惜粉身碎骨！
也谈“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又名戊戌维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若谈戊戌变法，不能不提“公车上书”。因为“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故其亦称“戊戌变法的序幕”。关于“公车上书”，《辞海》上的解释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馀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中国历史辞典》上的诠释与《辞海》大同小异，只是稍微详细一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反对。康有为联合十八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馀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列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坚决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递到都察院，遭到拒绝。但却在全国辗转流传，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 （汉代以公家车辆送各地被征召和推举的士子赴都，后相沿以“公车”作为赴京会试举人的代称。）
一言以蔽之，1895年5月2日是个重要日子，康有为组织、领导了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大凡谈及“公车上书”，各种历史教科书和通史类读物，几乎都载有与上述两种辞书相似的内容。而这种说法和定论，要是追根究底的话，正是源自康有为本人的《公车上书记》、《自编年谱》等着述。从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出：他草疏万言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用宝是指皇帝已在条约上盖了玉玺。事实上，光绪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马关条约》上钤印的）。这些年来，海峡两岸的多位历史学家和作家经过考证，得知史实并非如此。单是查阅清史档案的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就能发现：康有为所说的拒收其上书的四月初八（5月2日）这一天，都察院收到并转呈的反对求和的“上书”多达十五件，官员的有七件，举人的有八件，恰恰“以初八（5月2日）此日转递上奏之公呈件数为最多”，完全是来一件收转一件，不曾拒收过一件。那个时候，如若真有十八省一千多举人的联名上书，那还得了，都察院敢“不收”?又有什么理由“不收”？即使是拒绝转呈，起码也应该在登记簿上中提一笔吧，可是没有。再举一个旁证，那位事无巨细都要记日记的晚清重臣、两朝帝师翁同龢，在他5月2日的日记中，也并无都察院拒收上奏之公呈的记载。
康有为诬赖都察院“不收”的说辞，主观上是篡改史实，客观上已是陷无辜者于不义。事实真相是，5月2日所谓康有为带头“公车上书”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这天康有为等人压根儿就没有去投递（上书）。他们只是动议，并未践行。那些日子，既有官员上书，也有举人的多次公车上书，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却偏偏没有一次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衔进行的。
虽然康有为对维新变法是有贡献的，但是谎言必须揭穿。这个“1895年5月2日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纯属子虚乌有；那幅被无数彩笔描绘的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康有为主导“公车上书”的图景，实乃近代史的幻影。由此及彼，继“戊戌政变”之后而至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有没有失真呢？
两个戊戌年的一点比照
有识之士曾经指出：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办报高潮，一共办了一百多种报纸，其中有七十馀家是改良派和改革派的报纸。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这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在国耻的刺激下，士人群起畅言，有的甚至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报纸成为探讨国事的公共平台。
上面提及的这个“戊戌变法时期”，应当是广义的——是指从被称作“戊戌变法的序幕”的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这个时期，而非狭义的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这103天。当时民间确实办起了许多报纸。较为知名的有《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字林沪报》、《湘报》等。
要知道，那是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这个冥顽刚愎、独断专权的老太婆，居然容许私人办报，不简单啊！
今年是2018年，又是一个戊戌年，还是“戊戌变法”双甲子。在120年之后的今年这个戊戌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地，能允许民间办报吗？直至今天，中国有过一份像模像样的私人办的报纸吗？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敢发表“民间办报”的提案吗？
今年这个戊戌年，中共当局对媒体的管控变本加厉。嗐，早就全都是官办报纸了，还不放心，还左审右查，一个也不放过。记者“触线”被噤声，编辑“增字”遭重罚，这些都是新近的事。至于那家先前说过几句真话的《杂文报》，倡导“做明白人”的《杂文报》，还挨不到戊戌年，就已于2015年不明不白地停刊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