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1月21日讯】
第二节 分权法制
三省合议
唐时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政令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诏书才成为朝廷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此三机构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制度称为“三省合议（驳议）制”。其最突出点即是立法、审查、行政“三权分立”。太宗规定自己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保证诏令可行性，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
太宗注重法治，“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法律制定后，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划一和稳定。
审慎法令
鉴于隋炀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之教训，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房玄龄等人受诏修定《唐律》，他本着太宗“务在宽简”精神，拟定律文五百条、刑名二十等。与隋朝旧律相比，减去大辟（死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而且改绞刑为断右趾，取消鞭背酷刑，其馀删繁就简，改重为轻者甚多。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
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则反覆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规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在各州要三复奏。他说：“人死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极佳，犯法人少，被判死刑者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者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当时社会治理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甄权，隋末唐初着名医学家，善于针灸。公元621年，太宗平定河南，派李袭誉出任潞州地方官。甄权作为医生也成为李袭誉随行征士之一。贞观初年时，李袭誉官拜少府监。太宗命他主持将甄权之《明堂人形图》加以校订、充实，且经甄权审定。贞观五年，官方修订图文并茂之《明堂针灸图》完成，并呈太宗御览。
太宗仔细看罢《明堂针灸图》，发现人体胸、背部为五脏经脉穴道集中之处，而臀部穴位则较少。太宗由此想到，鞭打刑法中，在隋唐时有五刑，分为死、流、徒、杖、笞，其中笞刑最轻，以竹板或小荆条抽打背部或臀部，从十下至五十下，分为五等。笞刑虽然最轻却隐藏危险，鞭背有可能将犯人误打致伤残或死亡。因此，太宗为避免打死罪犯，下令以后官衙行笞刑时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自此之后，公堂之上责打犯人皆只棒打臀部。
死囚守信
贞观六年十二月末（632年），太宗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监狱时，想到年节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刑，似乎天方夜谭！然而，出乎人们意料，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化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为之感化，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最后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处理，传为千古美谈。
第三节 立国治本
为政务本
太宗《政本论》：
“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于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其子既立，便肆猜忌，众叛亲离，覆基绝嗣。朕虽不能远慕尧舜禹汤之备，目睹此辈，何得不诫惧乎。”
其大意为：管理国家最重要者为注重国之根本。如本国不安定，他方有助，亦不会有益处。隋炀帝篡权之初，国力强盛，但他弃德，穷兵黩武，自取灭亡。近说颉利，也算强大，得意洋洋，祸乱来临，丧权失国，降于大唐。叶护可汗亦是如此。我虽不能远慕尧舜禹商汤等之治，目睹眼前这些教训，怎能不警诫呢?
置官贵精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要编定官员职数，据此裁汰官员。房玄龄立即行动，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此前为二千多人）。《新唐书‧百官志》载：“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省内”是指中央部门，“外官”是指地方要员。
国策需法律制度保证。《唐律疏仪‧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唐朝对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实施官吏总量限制。如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就要动用刑法。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比照前任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者，不予处罚。依法行政，太宗成功解决官吏数量问题。
除解决官吏数量，太宗对官吏品德质量同样极为重视。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选择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说会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则，数年之后，其劣迹彰显，虽处其刑罚，但当地百姓却已深受其害。“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行为不端之人就会争相钻营。“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太宗专为作官之人写下《禁官人违律诏》，禁止官人违反法律，要奉公守法，如违法，点名通告。“朕恭膺宝命，抚临率土，永鉴前王，宪章典故……自今以后，官人行事与律乖违者，仰所司纠劾，具以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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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