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杂言》载，孔子曾亲口说：“赐之敏贤于丘也。”赐指子贡，名端木赐。敏即思想敏锐，思维灵活。丘指孔子。孔子作为儒学开宗第一人，学问之渊博自然也是第一流的，却认为自己的聪敏不如一个弟子，可知这位子贡的聪慧敏捷确然举世无双。孔子在世时，门下弟子三千，达者七十有二。子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几乎是最特别的弟子。
《论语》之中，子贡与孔子的互动对话记载最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关子贡的传记描写最为详尽，篇幅最长。子贡之敏，在学问、在外交、在商道，且在“言语”一门犹为突出，成为孔子赞赏的十大弟子之一。
他尊师重道，勤思好问，与孔子结教学相长之善缘；他心系故土，妙语护国，在人间成五国运势之兴衰；他还精通商道，乐善好施，为后世树“儒商”始祖之传奇。子贡聪颖而古道热肠，彷彿一枚质地真纯的璞石，在恩师孔子的谆谆教诲下，一步步打磨成温润如玉的谦谦贤士。
敏于学 切问近思
卫都朝歌是子贡的故乡，曾为殷商王朝的四代陪都，那里多生活着先朝遗民。加之卫国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此地商业氛围非常浓厚。生于商人家庭的子贡，自小耳濡目染，随家族经商，对商道已颇有领悟。
相传子贡十七岁拜师孔子，随孔子游于列国，二十多岁继承祖业，成为一方富贾。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远不止于此，学习、经商期间，子贡还担任鲁、卫之相，出使四方，是一位富贵贤达、纵横天下的儒士。
子贡的这一切成就，离不开孔子的悉心栽培；而他学习的途径，则主要是向孔子发问。在《论语》中，子贡名字出现的次数远多于其他弟子，其主要内容便是师徒的二人的问答。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学而》）
他有志于学，以卫国大夫孔文子为例，请教孔子学习的方法。孔子为他归纳两点：天分高且热爱学习，不以向地位、学识不如自己的人求教为耻。他有出仕经历，在政事上希望有所作为，孔子回答：粮食充足，武备修整，百姓信任足矣。同时，他还苦心告诫子贡，为政万不可失信于民。
子贡经商致富，更希望富而有德，便问，如果做到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纵是不是就足够了？孔子则对他提出进一步的期望，贫穷而快乐，富贵而懂得礼仪是更好的。子贡由此及彼，联想到《诗经》的句子，再次发问，是不是就像不停地打磨玉石一样，君子也要不断地提升道德境界？孔子见他有如此悟性，喜而赞曰：“这样，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子贡所问之事，大抵围绕学问、政事、商道三方面展开，都是与他生活息息相关之事。而孔子也总是谆谆教诲，倾囊相授。勤思好问，无疑是他掌握儒学真传的秘诀，而天资聪颖又让他从现实人事出发，提出具体而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暗合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理念。他不仅得到老师真诚而详尽的解答，这一次次的对话内容更作为儒家精华收入典籍中供后世借鉴。子贡发问，不仅让他儒学上精进不已，更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变得亲切而浅显，惠及后人。
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子贡也很想了解老师对自己的评价，便在某一天虚心请教孔子，得到“瑚琏之器”的雅称。“瑚琏”是古时祭祀时盛黍稷的礼器，极为尊贵华美。在孔子看来，子贡已成大器，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这似乎已是最高的赞美，然而孔子也有“君子不器”的说法。《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道无形，器物有形，人若局限于某种具体事物的功用中，就无法继续提升，领悟更高的大道。子贡的才识与修养虽然出类拔萃，但学无止境，不可废止。孔子简洁的一言，语出双义，不仅鼓励子贡的成就，而且对他提出更上一层楼的殷切期望。
敏于辩 折冲樽俎
思维敏捷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了能言善辩。子贡敏而善辩，形成善于应对、娴于辞令的优点。因而，他与孔子的互动时常变成一场辩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难道真是孔子比不上徒弟吗？子贡曾说过，拿墙作比喻，自己的学问只到肩膀那么高，人们能够窥见墙内居室的美好；孔子的学问高至数仞，一般人却看不到墙内宗庙殿堂的庄严富丽。他发问是为了求知，并非和老师一争高下。同时，他还以使者的身份游说列国，凭藉珠玑妙语扭转天下大势，印证孔子“瑚琏之器”的论断。
在子贡任职鲁国时，齐相田常欲作乱，却忌惮几位重臣的势力，准备派他们的军队攻打鲁国。孔子听说后，召集门下商议救国对策，前几位徒弟请求出使齐国，都被拒绝了，直到子贡站出来，孔子才把重任交付于他。
子贡入齐，以“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为由，劝田常弃鲁攻吴。齐攻鲁，肯定会成功，但国君会因此骄傲，功臣会更加显贵，毫无功劳的田常就会被疏远；若伐吴失败，士兵伤亡，朝中没有强臣对抗，那么田常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田常被他说得心动，但又担心中途转攻吴国会遭到怀疑。子贡再出一计，自请游说吴王，劝他攻齐救鲁，这样田常就能趁机出兵。
在吴国，子贡劝说吴王夫差：“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若鲁国灭亡，齐国变强，将威胁到吴国安危；若吴国救鲁，不仅可以自保，还能提高仁义的声望。此时，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反攻吴国的重要时期，而吴王对于他有所怀疑，准备先攻打越国。子贡看出他的顾虑，便提议以吴王名义派越国出兵攻齐，不仅能考验越国的忠心，还能削弱其实力，一举两得。
子贡第三次出使，来到越国。勾践亲自驱车拜访子贡，恭谦有礼。子贡直言越国面临的危机，劝他替吴伐齐，并为他谋划战后的复国计策。勾践大悦，接受子贡所有的建议。最后，他又出使晋国，告知国君吴、齐即将开战，一旦吴国胜利，便会兵临晋国。他希望国君厉兵秣马，未雨绸缪。布置好一切之后，子贡才安心返鲁。
战事的发展一如子贡所料，吴王败齐，继而兵加晋国；吴、晋争雄，吴师大败；越国趁机复仇，灭吴三年后，争霸一方；鲁国却在各大国的纷争中安然无恙。故《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因子贡的辩才流传于世的传奇更是不可尽数。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正是子贡孤身使楚，不仅借来粮食，并说动楚王“兴师迎孔子”，保全孔子师徒的性命和尊严。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吴王夫差私自扣留卫国国君卫侯，并打算把他流放到海边。为营救故乡的君王，子贡再次临危受命。入吴后，他先会见太宰伯嚭，从民心所向出发，将吴、晋进行对比，向其游说。这番言论传到一心称霸的吴王耳中，切中其要害，迫使吴王即刻放归卫侯。一场国难顷刻冰释。
《韩诗外传》载，孔子一日与子路、子贡、颜渊在戎山游览。谈及个人志向时，子贡答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慨然赞叹：“辩士哉！”子贡坚守孔子的治世理念，捍卫仁义博爱的儒学精神，将一生所学行于天下。他锦心绣口，每每在危难关头扭转干坤，尽显其大智大勇！
敏于商 疏财尊儒
与同门弟子相比，子贡最特殊的地方或许是他善于经商，积累千金之富。他生于商人家庭，对理财谋利具有卓越的天赋。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曹、鲁两国之间做生意，很快成为孔子众多弟子中的首富，春秋末期乃至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儒商。
那么，子贡致富的途径是什么呢？《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孔子也赞他“亿则屡中”。子贡善于囤积居奇，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预测物价，通过低进高出的买卖方式获利。而每次出马，他都能准确把握市场的动向，很快获得大量财富。
子贡的饶益让他的社会地位越发尊贵，出入皆乘坐四马并辔的轩车，携带厚礼结交诸侯大夫，甚至与各国君主分庭抗礼。成为天下巨富的子贡，并未偏离儒学的轨道，相反地，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虔诚地行儒、尊儒，并多次慷慨解囊，资助孔子和同门游走列国，渡过一个个难关。子贡已是学识精深的儒者，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更让他为儒学的传扬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返观孔子诸位高徒，有从政治国者，如子路、子游、冉求；有从教着书者，如颜回、子夏、子张；有隐士修身者，如原宪；还有尊儒从商者，即子贡。他们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却都共同丰富并发扬了儒家文化，其中对比最鲜明的当属颜回与子贡二人。
颜回，穷居陋巷，安贫乐道，孔子赞之以“贤”；子贡富可敌国，乐善好施，孔子赞之以“达”。孔子最推崇颜回的贤德，也同样称赞子贡的学养。可知儒学一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亦是开放而极具包容性的。学问的高低、人心的善恶，与拥有的财富和声望无关，只要怀求索之心，人人都可走进儒林艺海，读四书五经，习文武六艺，培养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德。
学问、从政、从商，子贡几乎是一心多用，在每一方面都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而此三者又是相互助益，在他身上呈现完美的统一。孔子的儒家学说教他如何做一个好官、好商人，是子贡为人处世的核心准则；而子贡的大富大贵让他成为各国贵族关注的焦点，让更多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儒学的熏陶。他不需走入深山修养身心；也无需散尽家财彰显安贫乐道的品性。子贡已大隐于红尘俗世，在权力与金钱中寻找到一条修行之路，成为一代大儒，两千馀载之后仍受世人景仰。今人把品德高尚的富商们褒扬为“端木遗风”，正是对子贡最深长的怀念。@*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