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为什么应把统促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统促会这个组织从名字上听上去似乎无害，毕竟促进的是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其实不然，至少有这几个理由怀疑这个组织的动机和目的。首先，外交承认和促进统一并不是一回事。统促会所在的几乎所有国家，在外交上都只承认中共政权，早已不需要任何政治势力来施加影响改变那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而统一只是中共的政策，无论用和平或武力方式。换言之，如果只是为了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统促会在那些国家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而鼓吹统一，目的就不是促进外交承认这种所在国既定的国家政策，而是推行中共的政策了。

其次，统促会并非一般西方人熟悉的松散的民间组织，而是中共的外围机构，也就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指挥链的。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归类为统促会的组织，共同特点都是没有自己的使命和议程，只接受北京的命令。这些分布在不同国家的统促会，随时可以根据北京的需要转向和“统一”无关的行动，而有些统促会成员组织本来就有完成中共多重任务的功能。如美国纽约三个统促会组织之一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2001年2月11日，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的前身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召开反法轮功座谈会，总会主席梁冠军、中共前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中共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和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都参加了会议并发言。同年6月，梁冠军在北京召开的“新世纪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向中共表功说，“我们是外国的社团第一个出来反对法轮功的……，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一股爱国心。”显然，正是这些活动使梁冠军成为胡佛报告中点名的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外国籍的副会长”。

在黄向墨的捐款中，有一项是捐给悉尼技术大学用于建立澳中关系研究所的。悉尼技术大学本有个中国中心，由于该中心允许法轮功举行画展而遭到中共施压，结果是由两名中国商人出资1.8万建立澳中关系研究所（ACRI），而悉尼技术大学则关闭了原有的中国中心，让主任走人。黄向墨就是两名出资者之一。

早在1939年，统一战线就被毛泽东称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个分别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所谓统一战线，就是将敌方或敌我之间的中间力量拉拢为己方服务。也就是说，统战的前提，一是必须有敌人，二是统战对象还不是自己人。统战的敌人是谁？可以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如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也可以是中共向全世界扩张时的遇到的阻力，如大部分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府、政党甚至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但一定是强大到中共一时无法消灭或征服的。当中共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是不需要统战的。

中共政权的构成中有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就是统战的代表。中共建政时，需要在形式上的授权，于是将内战时国统区内支持中共的政党网罗到北京，开了个政治协商会议授权中共执政，由政协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1954年，在消灭了地主和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存势力，摧毁了不服从的宗教领袖并改造收编宗教团体后，毛泽东觉得翅膀硬了，自己开了个人大给自己授权执政，制定《宪法》取代了《共同纲领》，把政协丢在一边当作摆设，从此政协有了个花瓶的绰号。

不过，作为政权结构摆设的政协，却另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功能，那就是统战。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向经济发展转型，突然发现原来的敌人都有了新的用处，可以为中共的利益服务，于是由在海外有广泛联系的所谓民主党派组成的政协就有了用武之地。从级别看，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担任政协主席，即使在中共18大以后政法委书记都从常委降级到政治局委员，政协主席还是常委。现任政协主席汪洋接替19大退休的俞正声，在常委中分管统战工作。

在中共中央具体负责统战工作运作的是统战部，受担任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领导，属于党务系统。过去，有三个属于中共统战系统的部门伪装成国务院的政府部门，实际受统战部领导，分别是：侨务办公室（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委）。2018年3月的中共党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这三个部门都公开划归中央统战部管理，不再归国务院管了。

这些负责统战的中共机构还有一个和其它党政部门不同的特点，就是几乎都有一个或多个从名字上看不出实质的马甲或外围组织。真正在各国实际执行统战工作的是这些组织，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各国分支机构。这张图原来在中国统促会的网站上，后来也许是觉得太露骨而取下了。从北京当局的角度看，所谓在各国按照当地法律注册的统促会从来都是直接受北京指挥而不是独立运作的。而上文提到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马甲。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这方面本来是得天独厚的，早有现成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需要的只是加强执法而已。既然中共把统促会当作自己的工具，统促会也只执行中共的命令，美国政府只需要承认现实，即把全美国的统促会和会长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就可以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